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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到江西衛視播出的電視連續劇《烈火紅巖》，劇中人物不論正面反面，提到江姐的名字都稱“江竹yún(雲)”或“竹yún(雲)”，不禁搖頭嘆息。或許朋友們會奇怪：“江竹筠”的“筠”字，查現在的字詞典，除了一個地名，不都注音為“yún(雲)”嗎，難道還有錯？
下面從三個層面簡要澄清。
首先，江姐幼時取的小名叫雪琴，家人一般叫她“琴兒”。然而從五歲發矇讀書開始，她父親給她正式取的學名卻叫“江竹君”。這才是她的真名，一直到她被捕入獄之前，從來就沒有改變過。至今存世的1940年中華職業學校發給她的修業證書和她隨後考入國立四川大學的入學登記表上，都寫的是這個名字。所以，影視劇裡既然用了她的真名實姓，就不應隨意改變其讀音，而該正確地念她的真名——江竹君。
其次，後來換了一個“筠”字的“江竹筠”，是她被捕入獄之後填寫的一個名字。然而這個略有變化的名字，和其他類型的化名不一樣，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她名字的讀音，因而絕無掩蓋自己真名和身份的意思。江姐是被叛徒出賣才被捕的，她不可能以為改了個“筠”字，敵人就不知道抓的是江竹君了。更何況四川有個筠連縣，誰都知道那“筠”字就唸“君”。所以不論是敵人還是同志，從來就沒有為此而發生過誤會。
窯峰嶺文化傳播分析，江姐在被捕入獄面臨生死考驗的關頭，臨時改用一個同音字“筠”，除了仍可體現原名“竹君”的堅韌與高潔，多半是希望以“筠”之青翠，來突顯一個革命者永葆青春的情懷。
為什麼說“筠”是“君”的同音字呢？因為在自貢，甚至包括整個四川，從古至今都是把這個“筠”字念成“jūn（君）”的。小時候學唐詩，晚唐詩人溫庭筠的“筠”字，我們都念“均”。那個從漢代就存在的四川古城“筠連”，過去是州，後來是縣，電臺、電視臺用普通話念它的名稱，從來都是“jūn連”而不是“yún連”。
按現行慣例，凡是至今還在使用的一些古地名，不論漢字簡化方案有沒有因簡化歸併而改變其中一些字的原有讀音，也不論如今的普通話發音和該地名的方言讀音有沒有差異，都得以地名所在地的特定寫法或現行讀音為準。四川的“筠連”仍允許讀“均”字，即是一例。
自貢李宗吾故居所在地“彚柴口”的地名用字，簡化字使用了半個世紀，當地門牌上的“彚”字都沒有依從“彚”、“滙”二字統一簡化的“匯”。原因就在於，念這個“彚”字為“leì（累，去聲）”，在這個地名的原初意義中乃“堆壘”之義（彚柴口，即“大量堆集木柴的山口”）。只有“滙”字我們才念“huì（會）”，即匯合之義。這本來也算一個顯例。然而十多年前，當地的地名辦公室等相關部門，幾乎全換了年輕人主事，大約是覺得字詞典上並沒有列入“彚”字的異讀音，就硬把它簡化成了“匯”，並重新更換了門牌。當地居民至今提起這事，還指著改成“匯”字的新門牌抱怨說：“把我們的地名讀音都整錯囉！”。“筠連”因是大地名，一些新版的字詞典現已專為它增設了念“jūn”的地名異讀音。這個“彚柴口”的小地名也不該被忽視，一些大師級的學者如李宗吾、張默生、南懷瑾的著作中都曾一再提起，並作了諸多生動有趣的描述。相信在未來關於李宗吾的傳記文學和長篇小說裡，還會有她風姿綽約的身影。若是把她的芳名弄成一種形音皆誤的漢字，豈不大煞風景！
地名用字要尊重當地傳統，人名（當然主要指名人）用字也一樣。錢鍾書的“鍾”，不可以用“鍾”與“鐘”統一簡化的“鍾”字，而只能用專為他簡化了偏旁的一個半簡半繁的“鍾”——這就是在寫法上既要顧及偏旁的統一簡化，又要尊重名人姓名用字特殊含義的一個顯例。
在讀音上，賈平凹的“凹”必須讀“wā（窪）”，不能讀“aō（熬）”。
國學大師陳寅恪的“恪”字，如今通行的字詞典（包括現在的《詞源》、《辭海》和《現代漢語詞典》），都只注“kè”這個音；偏偏陳寅恪先生非得把它念成入聲的“qò”——普通話沒有這個讀音，就只好以其口音來判斷其與“確”字讀音同，特別規定念陳大師的名字必須參照“確”字讀音再翻成普通話，於是就變成了“陳寅qùe”。陳寅恪先生對他名字讀音的堅持，才真正是這個“恪”字發音的原貌；當今的文字、音韻學家和詞典學家給“恪”字正音為“kè”，反倒大可商榷。因為古韻書給“恪”字標註的反切音是“苦各切”，乍看確實有點像“kè”這個音；細辨則可以發現，“恪”字的這個“苦各切”和“確”的反切音“苦角切”，其實完全一樣（在古代，“角”、“各”二字大致同音）。這裡最關鍵的是，“恪”、“確”的共同聲母都是“苦”，將這兩個字聯繫起來作比較，就可以明白在反切的上字（即聲母）為“苦”時，都不該讀成拼音字母“k”，而應該讀“q”。由此可見，陳寅恪先生對自己名字發音的堅持，並非是他老先生“故意裝怪”，而是基於其父輩、甚至祖輩給他取名字時，他那世代書香的舊式文人家庭，對這類字詞真實發音的精確審辨。
值得我們今人反思一下。
最後，索性來個尋根溯源。約成書於兩千年前的《說文解字》，其“筠”字的原註文總共就七個字：
“竹皮也；從竹，均聲。”
這句話的意思不外乎說：“筠”，是竹的青皮，故以“竹”作偏旁；其發音略同於“均”。查《說文解字》一書的體例，凡偏旁下面的字與其讀音相吻合者，就不再用直音法“讀若某”來標註。我們四川人從古至今都把“筠連”的“筠”字讀成“均”，豈不正可視為對《說文》原注音的一種佐證。有人或許會以為，《說文》的“某聲”，是否指“聲調”。錯！“四聲”之說，是《說文》之後四五百年的南北朝才出現的；而在《說文》的時代，連“聲調”這個概念都不存在。所以，《說文》的“某聲”，正是指包括後世的“聲”與“韻”在內的整個讀音。只有在形與聲有所脫節，或遇到純粹的象形、會意字時，《說文》才以直音法“讀若某”來標註。而那上面添加的反切音，則是八九百年之後的宋人所為。
問題出在唐以後的宋代。宋代普及了印刷術，一位叫徐鉉的大臣奉旨整理校注《說文解字》來出版，自然很有貢獻，但也不免要出一些紕漏（反切注音的不夠準確）。顯然正是此公，首次在“筠”字的原註文後面增加了一個反切音“王春切”（最早編纂此書的漢代還沒有發明反切音，因而不可能是漢代的許慎所為）。而徐鉉增加的這個反切音，不僅和許慎原注讀音及“筠”字的造字原理大相徑庭。而且徐鉉所加反切音“王春切”，其真實發音很讓人難以捉摸，似乎覺得像“溫”。所以稍後的《廣韻》就乾脆改成了“為贇切”。“贇”讀若“暈”，與“為”字反切的結果，也就形成了現在詞典學家們認定的“yún”。清代段玉裁校注的版本，又恰恰漏掉了“筠”字條及前後的一些條目。這正是古代典籍經輾轉傳抄翻刻，造成諸多錯訛而此有彼無的一種現象。
窯峰嶺文化傳播：盡信書不如無書，每一個時代的文字學家和音韻學家，都往往有他們不同程度的侷限。“禮失而求諸野”，民間所代代承傳的“筠”字一類真實讀音，正有助於我們找回某些問題字詞的原貌，從而徹底終結這類文字與讀音讓人無所適從的亂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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