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印鹹是中國老一輩攝影藝術家，1900年9月21日出生於江蘇沭陽縣。中國著名攝影藝術家，他曾擔任過延安八路軍總政治部電影團攝影隊長、主持電影團工作，東北電影製片廠技術部長、副廠長、廠長，北京電影學院副院長兼攝影系主任，文化部電影局顧問，中國攝影家協會副主席、名譽主席，中國電影攝影師學會副理事長、名譽主席，全國文學藝術聯合會委員。
吳印鹹是中國革命史上許多重大事件的參與者和紀錄者。他用手中的攝影機和照相機，站在時代和歷史的潮流中，忠實地紀錄著中國民主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改革開放。在長達70年的攝影藝術生涯中，拍攝了數萬張黑白和彩色照片；拍攝了7部故事片和5部紀錄片，曾獲得全國電影“百花獎”的“最佳攝影獎”；編著了20多本攝影藝術專著；舉辦了近20次個人攝影展覽。
1994年9月7日，吳印鹹先生與世長辭，終年94歲。
吳印鹹(1900年9月21日一1994年9月7日)
吳印鹹1919年，他19歲時，在親戚和朋友資助下，考取了繪畫大師劉海粟創辦的上海美術專科學校，開始接受正規的繪畫基本訓練。
1920年（20歲那年）在校學習期間，路過北京路的舊貨商店，看中一架美國勃朗尼牌方匣照相機，吳印鹹實在好奇，用三塊銀元買回一臺老式“勃朗尼”方匣子照相機，開始了攝影生涯。他買過期的膠捲、相紙，在集體宿舍床鋪下面建立起一個小小的“暗房”。床鋪低矮，他只能趴在下面操作。日後他戲稱自己是“蛙式”作業。就這樣，他在學習繪畫的同時，開闢了自己的“第二課堂”。吳印鹹感到攝影比繪畫更真實、更自然、更具魅力，也更能夠反映現實生活，因而，在學習繪畫的同時，把絕大部分業餘時間用於鑽研攝影的技術與藝術。
1922年他從上海美術專科學校畢業，回到家鄉，一面在縣立高小、縣立中學、縣師範學校教授美術，一面利用課餘時間繼續心愛的攝影創作，拍攝了反映蘇北農村小鎮自然風光和風土人情的許多照片。在美專接受的繪畫訓練對於吳印鹹的攝影創作發生著重要影響。他的攝影作品十分講究光線效果，精於畫面佈局和構圖，傾注了他的智慧和匠心。這個時間攝影作品有：《曉市》、《覓食》、《飢寒交迫》、《過別墅有感》等。
從1927年起，吳印鹹離開家鄉回到上海謀生，先後在藝海佈景公司繪製舞臺佈景和照相室佈景，在紅燈照相館任攝影師，並在天一影片公司擔任佈景師，首次接觸到電影這門新興藝術，並繼續從事業餘攝影創作。在此期間，他的代表性攝影作品有《縴夫》、《負重》、《歸途》等，表現了勞動人民所經受的生活煎熬，反映出吳印鹹對普通勞動者的深切同情和他的正義感。1928年，他在上海做演出佈景師。
1930年，與同學合資開了紅燈照相館，就在四川北路海寧路口。
1934年他拍攝的《田螺》，曾獲得瑞士攝影沙龍榮譽獎。
《曉市》是吳印鹹早期的攝影代表作之一，反映了他的家鄉沭陽縣承輝門下人們為生計而忙碌的身影。逆光照射下，人們勞作的剪影襯托在閃現著晨露的石板路上，活靈活現地記錄了當時當地人們的生活寫照。它說明，吳印鹹的攝影創作不僅十分注重光、影、畫面結構等藝術表現形式，也把攝影用來反映社會現實生活。直到晚年，這幅具有現實主義風格的攝影作品，一直懸掛在吳印鹹書房兼會客室的牆壁上，成為他最喜愛的作品之一。
青年時代的吳印鹹，在他的攝影創作中，更多地把照相機鏡頭對準舊社會底層的勞苦大眾，表現他們生活的艱辛和蒙受的苦難，給予他們極大地同情。他拍攝了《飢寒交迫》、《過別墅有感》、《縴夫》等攝影作品，表現了勞苦大眾為了生存而苦苦掙扎的社會現實，期待著變革。
1935年與許幸之聯合舉辦“繪畫、攝影展”，這是吳印鹹第一次舉辦個人影展，展出作品56幅。
離開天一影片公司，到電通影片公司拍攝影片《風雲兒女》。隨後又拍攝了由袁牧之編導的中國第一部音樂喜劇片《都市風光》。攝影作品有：《吶喊》、《側目而視》等。
1935年，吳印鹹應電影界及文化界泰斗夏衍之邀，到上海電通影片公司拍攝由田漢編劇、許幸之執導的影片《風雲兒女》，成為電影攝影師。該影片以“九·一八”事變為歷史背景，表現了知識分子從苦悶彷徨到覺醒奮鬥、走向革命的過程，也曲折地反映了全國人民一致要求抗日的強烈願望。這部影片於1935年5月在上海公演，引起轟動，極大地鼓舞了全國人民的抗日激情和鬥志。尤其是片中由田漢作詞、聶耳作曲的主題歌《義勇軍進行曲》，將影片主題更加深化，成為風行全國、激勵人民爭取民族解放的戰鬥號角，日後成為我國的國歌。此後，吳印鹹又拍攝了由袁牧之編導的中國第一部音樂喜劇片《都市風光》。該片運用不同的喜劇表現手法，諷刺、鞭笞了舊中國的黑暗和迂腐。
後來，他又為明星影片公司二廠拍攝了《生死同心》和《馬路天使》兩部影片。前者表現的是革命歷史題材，後者則反映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社會底層人民的生活與情感，讚美了他們美好善良的心靈，表現了他們為爭取自由而開展的抗爭。該片上映後在上海其國內引起巨大反響，收到了極為轟動的社會效果。《馬路天使》成為30年代左翼電影的經典之作，被譽為“中國影壇上開放的一朵奇葩”。這部影片也是吳印鹹的成名作，標誌著他電影攝影技巧的成熟，也使他成為全國知名的電影攝影師。
吳印鹹在攝製影片的同時，一直利用空餘時間進行攝影創作。這期間他拍攝了《吶喊》、《霹靂》等多幅攝影作品。《吶喊》以疾聲大喊的人物造型宣洩了被壓迫的人們要反抗的內心世界。《霹靂》則以烏雲滾滾、電閃雷鳴寓意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期望著深刻的變革。
1936年完成了《生死同心》的拍攝，緊接著又拍攝了由袁牧之編導的影片《馬路天使》。
1937年“八·一三”之後，上海淪陷。吳印鹹為了生存，在太原、上海、香港奔波了一年多。正在此時，袁牧之於1938年夏發來電報，邀他到武漢有要事相商。原來，在武漢工作的中共中央代表、中央軍委副主席周恩來同志邀請袁牧之到延安、陝甘寧邊區和華北敵後拍攝反映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軍民生活與戰鬥的紀錄片《延安與八路軍》。吳印鹹毅然決定：接受邀請，到延安去！
接到消息後，吳印鹹立即離港經上海赴武漢。於漢口逗留期間，他受周恩來委託，在一天夜裡，到指定地點接受了荷蘭著名電影導演伊文思送給八路軍的一臺只有一個鏡頭的“埃姆”電影攝影機和二千英尺膠片。袁牧之又從香港購買了16毫米電影攝影機及部分膠片，吳印鹹傾囊購置了三臺照相機，他們於當年八月到達延安，直接投入了抗日救國事業。在延安成立的“八路軍總政治部電影團”（簡稱“延安電影團”）中，吳印鹹任攝影隊隊長（後任電影團的負責人），與袁牧之等人擔負起拍攝《延安與八路軍》紀錄片的重任，反映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抗日軍民的鬥爭，同時也包括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中共領導人的珍貴革命史料。
由於國民黨的封鎖，當時延安的物質生活極其匱乏，更不必說拍電影的器材。拍電影的底片使用完了，大家就用印製拷貝的正片代替，千方百計克服困難去完成任務。在拍攝電影的同時，吳印咸和他的同事們還拍攝了大量的歷史性照片，洗印並放大製作出來，通過各種途徑，包括周恩來親自領導的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向中外真實地介紹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救國事業。
1938年9月，在延安成立了“八路軍總政治部電影團”，團長由總政治部副主任譚政兼任，政治指導員李肅，藝術及編導負責人袁牧之，技術及攝影負責人吳印鹹，攝影徐肖冰及總務、勤雜等六、七人組成。
10月1日，應周恩來之邀去延安拍攝的大型紀錄片《延安與八路軍》在陝西中部的皇帝陵拍攝了第一個鏡頭，該片是人民電影的第一部作品。
此間的攝影作品有：《寶塔山》、《延安遠眺》、《駝鈴叮咚》、《抗大午餐》等。1939年拍攝《白求恩大夫》的新聞素材片。攝影作品有：《白求恩大夫》、《紅纓林立》等。
1939年，電影團在延安拍攝後，開赴華北抗日戰場，攝製八路軍與日寇英勇作戰和根據地人民的支前活動。吳印鹹在前線親自拍攝了偉大的國際主義戰士——加拿大醫生白求恩在中國抗日烽火的前線，搶救八路軍傷員的紀錄電影和《白求恩大夫》這幅攝影名作。
在晉察冀根據地，吳印鹹又應《抗敵報》社長鄧拓和軍區政治部攝影科科長沙飛之邀，撰寫了《攝影常識》一書，作為培訓攝影幹部的教材，提供八路軍和解放區的攝影幹部閱讀。該書雖篇幅不大，卻是解放區編輯出版的第一部攝影教科書。它是吳印鹹冒著酷暑在田邊樹下的大石頭上、在老百姓家裡的土炕上、在微弱的蓖麻油燈下撰寫而成的。此書由鄧拓、沙飛各自撰寫序言，並由抗敵報社印刷出版，發行到部隊和地方廣大地區，它的重大作用和意義不言而喻。
1940年拍攝了《延安各界慶祝辛亥革命三十週年大會》、《延安慶祝百團大戰勝利大會》和《追悼會》、《國際青年節》等素材。攝影作品有：《朱德》、《周恩來》等一系列人物照片。
194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作為電影界代表參加延安文藝座談會，並擔任會議攝影師。
攝影作品有：《艱苦創業》、《拓墾》、《騎兵演練》、《延安文藝座談會》等。
1943年大型紀錄片《南泥灣》攝製完成。
攝影作品有：《組織起來》、《延安大白菜》、《兄妹開荒》、《志同道合》等。
1945年第一期攝影訓練班開學，吳印鹹主持教學。
攝影作品有：《毛主席論聯合政府》、《登機告別》、《歸來》、《七大會場》、《朱德報告》、《劉少奇報告》等。
1945年初，他和電影團的同志們克服物質條件的匱乏，在延安寶塔山下，在延河邊，舉辦了第一期攝影訓練班。該班由吳印鹹主持，並主講攝影課程。這期訓練班除講授攝影的基本理論和操作技能外，還突出講授了攝影工作在革命事業中的地位以及攝影工作者的任務，教導學員要堅持攝影為黨的方針政策服務，為人民服務，首先要為工農兵服務的方針。訓練班的學員每人只能分得兩張過期的電影膠片，拍攝後必須立即做好記錄，待底片和照片沖洗出來後，再對照拍攝記錄進行總結，從中汲取經驗和教訓。吳印鹹親自編寫了教材，圖文並茂，上面的插圖照片均由他自己拍攝、印放製作。因為膠捲奇缺，他們常常採取“空彈射擊”的訓練方法——當時用於教學實習的照相機中，有的裝了膠片，有的則未裝膠片，但學員們並不知情，仍舊十分認真地選景、採光，仔細拍攝。當然，相機裡安裝了膠片的學員所拍攝的照片便成為課堂講評的對象。就這樣，學員們學會了拍攝、製作圖片的全套技術，培養了艱苦奮鬥的精神。
1945年11月，電影團奉命隨東北挺進幹部支隊，離開延安前往東北新區開展工作。吳印咸和電影團的同志們開辦了第二期攝影訓練班。後因戰局變化暫時中止。至1946年，第二期訓練班繼續開課，仍由吳印鹹主持授課，講授電影攝影技術與電影製作的基本知識。不久，吳印鹹跟隨葉劍英去北平軍調部工作，攝影訓練班由其他同志主持。
解放戰爭時期，吳印鹹任東北電影製片廠副廠長，在東影舉辦了4期有相當規模的訓練班，培訓各類幹部數百人。吳印鹹在擔負廠領導工作的同時，還在訓練班中講授攝影課程。結業後的學員大大充實了電影廠各部門的力量，併為日後輸出攝影專業幹部打下了基礎。在延安與東北培養的這些攝影幹部，在解放戰爭中，分別工作在中南、西南、西北等戰場前線，成為攝影報道主力，一些人在新中國成立後成為新華社和其他媒體的知名攝影記者。
1946年10月1日東北電影製片廠成立，吳印鹹任技術部主任，年底任副廠長。
1947年赴捷克斯洛伐克參加第一屆世界青年聯歡節，任攝影記者。
1949—1954年吳印鹹接任東北電影製片廠廠長。
任廠長期間，東影生產了《中華兒女》、《趙一曼》、《白毛女》、《鋼鐵戰士》等優秀影片。
1952年率中國電影代表團參加印度第一屆國際電影節。
攝影作品有：《喂鳥人》等。
1954年因病離職休養。
1955年參加北京電影學院籌建工作。
作品有《甌江帆影》、《節日的北海》、《故宮太和殿》等。
1955年，吳印鹹從東北電影製片廠廠長崗位上調任北京，奉命與章泯、鍾敬之等同志籌建中國第一所電影教育高等學府——北京電影學院，開始了長達十餘年的教學生涯。從那時起，吳印鹹更是嘔心瀝血，把全部精力傾注在教書育人的事業中。
中國攝影學會成立，吳印鹹被推選為理事。
1960年中國攝影學會第二次全國會員代表大會召開，吳印鹹被選為副主席。
1961年，《吳印鹹攝影作品展》在北京中國美術館舉辦，展出作品160幅，後到七個省市展出。
1963年至1964年期間，吳印鹹出任故事影片《白求恩大夫》總攝影。在他80多歲高齡之時，在寫作之餘，還不辭辛勞，赴陝西、甘肅、四川、山東、遼寧、黑龍江等地講學，並撰寫出版了《人像攝影》、《風光攝影》、《彩色攝影》、《攝影用光》、《攝影濾光鏡使用法》、《攝影構圖120例》等專著，提供攝影人員閱讀。
他常說，應該把他從事攝影的經驗傳授給青年人，促進攝影事業的發展和繁榮。直至90多歲他住在療養院時，也是帶著著作手稿，帶著圖片，甚至帶著放大機，不停地寫作，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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