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印咸是中国老一辈摄影艺术家，1900年9月21日出生于江苏沭阳县。中国著名摄影艺术家，他曾担任过延安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摄影队长、主持电影团工作，东北电影制片厂技术部长、副厂长、厂长，北京电影学院副院长兼摄影系主任，文化部电影局顾问，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名誉主席，中国电影摄影师学会副理事长、名誉主席，全国文学艺术联合会委员。
吴印咸是中国革命史上许多重大事件的参与者和纪录者。他用手中的摄影机和照相机，站在时代和历史的潮流中，忠实地纪录着中国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在长达70年的摄影艺术生涯中，拍摄了数万张黑白和彩色照片；拍摄了7部故事片和5部纪录片，曾获得全国电影“百花奖”的“最佳摄影奖”；编著了20多本摄影艺术专著；举办了近20次个人摄影展览。
1994年9月7日，吴印咸先生与世长辞，终年94岁。
吴印咸(1900年9月21日一1994年9月7日)
吴印咸1919年，他19岁时，在亲戚和朋友资助下，考取了绘画大师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开始接受正规的绘画基本训练。
1920年（20岁那年）在校学习期间，路过北京路的旧货商店，看中一架美国勃朗尼牌方匣照相机，吴印咸实在好奇，用三块银元买回一台老式“勃朗尼”方匣子照相机，开始了摄影生涯。他买过期的胶卷、相纸，在集体宿舍床铺下面建立起一个小小的“暗房”。床铺低矮，他只能趴在下面操作。日后他戏称自己是“蛙式”作业。就这样，他在学习绘画的同时，开辟了自己的“第二课堂”。吴印咸感到摄影比绘画更真实、更自然、更具魅力，也更能够反映现实生活，因而，在学习绘画的同时，把绝大部分业余时间用于钻研摄影的技术与艺术。
1922年他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毕业，回到家乡，一面在县立高小、县立中学、县师范学校教授美术，一面利用课余时间继续心爱的摄影创作，拍摄了反映苏北农村小镇自然风光和风土人情的许多照片。在美专接受的绘画训练对于吴印咸的摄影创作发生着重要影响。他的摄影作品十分讲究光线效果，精于画面布局和构图，倾注了他的智慧和匠心。这个时间摄影作品有：《晓市》、《觅食》、《饥寒交迫》、《过别墅有感》等。
从1927年起，吴印咸离开家乡回到上海谋生，先后在艺海布景公司绘制舞台布景和照相室布景，在红灯照相馆任摄影师，并在天一影片公司担任布景师，首次接触到电影这门新兴艺术，并继续从事业余摄影创作。在此期间，他的代表性摄影作品有《纤夫》、《负重》、《归途》等，表现了劳动人民所经受的生活煎熬，反映出吴印咸对普通劳动者的深切同情和他的正义感。1928年，他在上海做演出布景师。
1930年，与同学合资开了红灯照相馆，就在四川北路海宁路口。
1934年他拍摄的《田螺》，曾获得瑞士摄影沙龙荣誉奖。
《晓市》是吴印咸早期的摄影代表作之一，反映了他的家乡沭阳县承辉门下人们为生计而忙碌的身影。逆光照射下，人们劳作的剪影衬托在闪现着晨露的石板路上，活灵活现地记录了当时当地人们的生活写照。它说明，吴印咸的摄影创作不仅十分注重光、影、画面结构等艺术表现形式，也把摄影用来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直到晚年，这幅具有现实主义风格的摄影作品，一直悬挂在吴印咸书房兼会客室的墙壁上，成为他最喜爱的作品之一。
青年时代的吴印咸，在他的摄影创作中，更多地把照相机镜头对准旧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表现他们生活的艰辛和蒙受的苦难，给予他们极大地同情。他拍摄了《饥寒交迫》、《过别墅有感》、《纤夫》等摄影作品，表现了劳苦大众为了生存而苦苦挣扎的社会现实，期待着变革。
1935年与许幸之联合举办“绘画、摄影展”，这是吴印咸第一次举办个人影展，展出作品56幅。
离开天一影片公司，到电通影片公司拍摄影片《风云儿女》。随后又拍摄了由袁牧之编导的中国第一部音乐喜剧片《都市风光》。摄影作品有：《呐喊》、《侧目而视》等。
1935年，吴印咸应电影界及文化界泰斗夏衍之邀，到上海电通影片公司拍摄由田汉编剧、许幸之执导的影片《风云儿女》，成为电影摄影师。该影片以“九·一八”事变为历史背景，表现了知识分子从苦闷彷徨到觉醒奋斗、走向革命的过程，也曲折地反映了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日的强烈愿望。这部影片于1935年5月在上海公演，引起轰动，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激情和斗志。尤其是片中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将影片主题更加深化，成为风行全国、激励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战斗号角，日后成为我国的国歌。此后，吴印咸又拍摄了由袁牧之编导的中国第一部音乐喜剧片《都市风光》。该片运用不同的喜剧表现手法，讽刺、鞭笞了旧中国的黑暗和迂腐。
后来，他又为明星影片公司二厂拍摄了《生死同心》和《马路天使》两部影片。前者表现的是革命历史题材，后者则反映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底层人民的生活与情感，赞美了他们美好善良的心灵，表现了他们为争取自由而开展的抗争。该片上映后在上海其国内引起巨大反响，收到了极为轰动的社会效果。《马路天使》成为30年代左翼电影的经典之作，被誉为“中国影坛上开放的一朵奇葩”。这部影片也是吴印咸的成名作，标志着他电影摄影技巧的成熟，也使他成为全国知名的电影摄影师。
吴印咸在摄制影片的同时，一直利用空余时间进行摄影创作。这期间他拍摄了《呐喊》、《霹雳》等多幅摄影作品。《呐喊》以疾声大喊的人物造型宣泄了被压迫的人们要反抗的内心世界。《霹雳》则以乌云滚滚、电闪雷鸣寓意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期望着深刻的变革。
1936年完成了《生死同心》的拍摄，紧接着又拍摄了由袁牧之编导的影片《马路天使》。
1937年“八·一三”之后，上海沦陷。吴印咸为了生存，在太原、上海、香港奔波了一年多。正在此时，袁牧之于1938年夏发来电报，邀他到武汉有要事相商。原来，在武汉工作的中共中央代表、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邀请袁牧之到延安、陕甘宁边区和华北敌后拍摄反映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民生活与战斗的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吴印咸毅然决定：接受邀请，到延安去！
接到消息后，吴印咸立即离港经上海赴武汉。于汉口逗留期间，他受周恩来委托，在一天夜里，到指定地点接受了荷兰著名电影导演伊文思送给八路军的一台只有一个镜头的“埃姆”电影摄影机和二千英尺胶片。袁牧之又从香港购买了16毫米电影摄影机及部分胶片，吴印咸倾囊购置了三台照相机，他们于当年八月到达延安，直接投入了抗日救国事业。在延安成立的“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简称“延安电影团”）中，吴印咸任摄影队队长（后任电影团的负责人），与袁牧之等人担负起拍摄《延安与八路军》纪录片的重任，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日军民的斗争，同时也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导人的珍贵革命史料。
由于国民党的封锁，当时延安的物质生活极其匮乏，更不必说拍电影的器材。拍电影的底片使用完了，大家就用印制拷贝的正片代替，千方百计克服困难去完成任务。在拍摄电影的同时，吴印咸和他的同事们还拍摄了大量的历史性照片，洗印并放大制作出来，通过各种途径，包括周恩来亲自领导的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向中外真实地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救国事业。
1938年9月，在延安成立了“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团长由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兼任，政治指导员李肃，艺术及编导负责人袁牧之，技术及摄影负责人吴印咸，摄影徐肖冰及总务、勤杂等六、七人组成。
10月1日，应周恩来之邀去延安拍摄的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在陕西中部的皇帝陵拍摄了第一个镜头，该片是人民电影的第一部作品。
此间的摄影作品有：《宝塔山》、《延安远眺》、《驼铃叮咚》、《抗大午餐》等。1939年拍摄《白求恩大夫》的新闻素材片。摄影作品有：《白求恩大夫》、《红缨林立》等。
1939年，电影团在延安拍摄后，开赴华北抗日战场，摄制八路军与日寇英勇作战和根据地人民的支前活动。吴印咸在前线亲自拍摄了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在中国抗日烽火的前线，抢救八路军伤员的纪录电影和《白求恩大夫》这幅摄影名作。
在晋察冀根据地，吴印咸又应《抗敌报》社长邓拓和军区政治部摄影科科长沙飞之邀，撰写了《摄影常识》一书，作为培训摄影干部的教材，提供八路军和解放区的摄影干部阅读。该书虽篇幅不大，却是解放区编辑出版的第一部摄影教科书。它是吴印咸冒着酷暑在田边树下的大石头上、在老百姓家里的土炕上、在微弱的蓖麻油灯下撰写而成的。此书由邓拓、沙飞各自撰写序言，并由抗敌报社印刷出版，发行到部队和地方广大地区，它的重大作用和意义不言而喻。
1940年拍摄了《延安各界庆祝辛亥革命三十周年大会》、《延安庆祝百团大战胜利大会》和《追悼会》、《国际青年节》等素材。摄影作品有：《朱德》、《周恩来》等一系列人物照片。
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作为电影界代表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并担任会议摄影师。
摄影作品有：《艰苦创业》、《拓垦》、《骑兵演练》、《延安文艺座谈会》等。
1943年大型纪录片《南泥湾》摄制完成。
摄影作品有：《组织起来》、《延安大白菜》、《兄妹开荒》、《志同道合》等。
1945年第一期摄影训练班开学，吴印咸主持教学。
摄影作品有：《毛主席论联合政府》、《登机告别》、《归来》、《七大会场》、《朱德报告》、《刘少奇报告》等。
1945年初，他和电影团的同志们克服物质条件的匮乏，在延安宝塔山下，在延河边，举办了第一期摄影训练班。该班由吴印咸主持，并主讲摄影课程。这期训练班除讲授摄影的基本理论和操作技能外，还突出讲授了摄影工作在革命事业中的地位以及摄影工作者的任务，教导学员要坚持摄影为党的方针政策服务，为人民服务，首先要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训练班的学员每人只能分得两张过期的电影胶片，拍摄后必须立即做好记录，待底片和照片冲洗出来后，再对照拍摄记录进行总结，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吴印咸亲自编写了教材，图文并茂，上面的插图照片均由他自己拍摄、印放制作。因为胶卷奇缺，他们常常采取“空弹射击”的训练方法——当时用于教学实习的照相机中，有的装了胶片，有的则未装胶片，但学员们并不知情，仍旧十分认真地选景、采光，仔细拍摄。当然，相机里安装了胶片的学员所拍摄的照片便成为课堂讲评的对象。就这样，学员们学会了拍摄、制作图片的全套技术，培养了艰苦奋斗的精神。
1945年11月，电影团奉命随东北挺进干部支队，离开延安前往东北新区开展工作。吴印咸和电影团的同志们开办了第二期摄影训练班。后因战局变化暂时中止。至1946年，第二期训练班继续开课，仍由吴印咸主持授课，讲授电影摄影技术与电影制作的基本知识。不久，吴印咸跟随叶剑英去北平军调部工作，摄影训练班由其他同志主持。
解放战争时期，吴印咸任东北电影制片厂副厂长，在东影举办了4期有相当规模的训练班，培训各类干部数百人。吴印咸在担负厂领导工作的同时，还在训练班中讲授摄影课程。结业后的学员大大充实了电影厂各部门的力量，并为日后输出摄影专业干部打下了基础。在延安与东北培养的这些摄影干部，在解放战争中，分别工作在中南、西南、西北等战场前线，成为摄影报道主力，一些人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新华社和其他媒体的知名摄影记者。
1946年10月1日东北电影制片厂成立，吴印咸任技术部主任，年底任副厂长。
1947年赴捷克斯洛伐克参加第一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任摄影记者。
1949—1954年吴印咸接任东北电影制片厂厂长。
任厂长期间，东影生产了《中华儿女》、《赵一曼》、《白毛女》、《钢铁战士》等优秀影片。
1952年率中国电影代表团参加印度第一届国际电影节。
摄影作品有：《喂鸟人》等。
1954年因病离职休养。
1955年参加北京电影学院筹建工作。
作品有《瓯江帆影》、《节日的北海》、《故宫太和殿》等。
1955年，吴印咸从东北电影制片厂厂长岗位上调任北京，奉命与章泯、钟敬之等同志筹建中国第一所电影教育高等学府——北京电影学院，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教学生涯。从那时起，吴印咸更是呕心沥血，把全部精力倾注在教书育人的事业中。
中国摄影学会成立，吴印咸被推选为理事。
1960年中国摄影学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召开，吴印咸被选为副主席。
1961年，《吴印咸摄影作品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展出作品160幅，后到七个省市展出。
1963年至1964年期间，吴印咸出任故事影片《白求恩大夫》总摄影。在他80多岁高龄之时，在写作之余，还不辞辛劳，赴陕西、甘肃、四川、山东、辽宁、黑龙江等地讲学，并撰写出版了《人像摄影》、《风光摄影》、《彩色摄影》、《摄影用光》、《摄影滤光镜使用法》、《摄影构图120例》等专著，提供摄影人员阅读。
他常说，应该把他从事摄影的经验传授给青年人，促进摄影事业的发展和繁荣。直至90多岁他住在疗养院时，也是带着著作手稿，带着图片，甚至带着放大机，不停地写作，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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