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實際上這是一個比較敏感的字眼。近些年來，圍繞未成年人展開的討論也越來越多，主要是未成年人侵害和被侵害的案例增多，以至於將這個群體推出來，暴露在大眾視野中。當然，未成年人群體受關注不僅僅是因為他們所經歷的事情，而也跟他們享受的“特權”有關。
案例1：在臨海的大街上，一個11歲的男孩開著自家的轎車兜風，家人報警後，警車跟隨喊話了很長一段路才將轎車喊停。這個11歲的孩子，不可能有駕照，那麼他的行為就是無證駕駛，屬違法行為。而他獨自開車外出的理由只是感覺作業多，壓力大，開車出去兜風以減壓。最終，這個11歲的孩子只是受到口頭批評，無附加任何條件。
案例2：最近掀起軒然大波的沅江12歲男孩弒母案件，他行兇的動機僅是不滿母親教管嚴格。在行兇後一個星期不到，他又跟沒事人一樣被放出來了。理論上，他可以毫不受影響的上學、生活。弒母對他而言，似乎就是摔破了一個碗，被批評兩句而已，並不會為此付出任何代價。
案例3：番禹一個13歲的男孩殺害了一個男孩，因是未成年人被釋放，14歲又持刀傷害一個女孩後被捕入獄，減刑後出來19歲再次傷害了一條人命。
上述三個案例中的主人公都是不滿14週歲的未成年人，因而他們不論犯了多大的過錯，都因“未成年”這個標籤被赦免，不承擔任何責任，這是他們的“特權”。在我國《刑法》中有這樣的規定，已滿十六週歲的人犯罪，應當負刑事責任；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六週歲的人，只有犯下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或者死亡、強姦、搶劫、販賣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才應當負刑事責任；不滿十四周歲的，則完全不用負刑事責任。也正是因為如此，才引發人們熱議。
在討論犯案的這些未成年人時，有的人傾向於站在制高點，談論今後該如何施教，讓這些“孩子”重新做人。可是，沒有人知道，他們將在何時引爆自己，把周圍的人拖進地獄。
通過搜索發現，那些曾經引發廣泛關注的未成年人施暴案件中，因施暴者們是未成年人，他們僅僅是被“批評教育”，更嚴重點受到治安管理處理。比起他們所犯的罪行，這些處罰如同耳邊一陣風，毫無意義。三字經裡說，“人之初，性本善”，也說“養不教，父之過”。但當一個未成年人成為施暴者時，這就意味著所有的理論就已經失去作用力，不成立。是，一切根源都是因為這個未成年人所受的家庭教育、社會教育出了問題，可他已經造成了實實在在的危害，還要想著“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浪子回頭金不換”嗎？
然而，放置當下環境，這是一個無解的問題。
前文已經說到，只要是未成年人，犯了命案就不會受到任何懲罰，這就是他們的“特權”。案例2中男孩的奶奶為孫子不能上學而痛心，她認為孫子去學校學習的話會變得好一點。這種情況又是當前千千萬萬個家庭的真實寫照，小孩因得不到某個東西對自己的爺爺奶奶、爸爸媽媽拳打腳踢，大人卻一個勁的哄；一個小孩在玩滑梯時將另一個小孩推下去摔骨折，大人立馬趕過來抱起肇事的孩子就走，事後還為孩子辯解說他不是故意的。試問，在如此這般環境下的小孩，他們能形成是非對錯觀念嗎？
回到“未成年人”這個話題上，他們之所以會去打人殺人，在於其家庭因素，說簡單點就是管教不嚴或是無人管教，而在他們犯錯之後又因法律給予的“特權”而逍遙法外。曾聽到一個小學生因闖紅燈被協管員攔下後威脅這個老人說“就你X事多，我是小孩，我把你打死了都沒人管。”顯然，現在的未成年人，都知道他們的被特殊對待，這就讓那些思想習性出了問題的未成年人有恃無恐。
所以，在給予未成年人保護的同時，應當也必須有相應的懲罰措施。一個未成人犯案，證明他的家庭教育已經出了問題，但如弒母的男孩，最終又把他丟回到他的家庭中，他能有所改變嗎？在這個說出“我殺的是我媽，又不是別人”的少年眼中，家庭教育有用？
說到底，還是因為沒有具有足夠震懾力的措施，對那些違法的未成年進行約束。當然，僅僅是懲與罰，又違背了我們所秉承的某些規則。但至少，具備行為權力的部門，應該採取一個措施，比如建立未成人犯罪後矯正體系，對這些人進行行為約束、心理疏導、活動限制，必要時採取強制措施，而不是簡單的因其是“未成年人，不負刑事責任”就放過他們。
對一個揮著斧子砍人的狂徒，最有效的方法是讓其失去傷害他人的能力。而狂徒就是狂徒，沒有年齡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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