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鄧小平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
中房報記者 馬琳 丨文
偉大的背後都是苦難。經過漫長的十年內耗，40年前，國人迎來了新的春天氣息。
從北京來到偏遠小西村的知青林木帶著妻女返回了城市，返城打破了林家平靜的生活，多了幾口人不僅吃飯是問題，住更是大問題。女主角小麥在狹小的居室中奮鬥著，她和女兒住過陽臺、過道，包括小姑子的居室，但最終分到了房子有了自己的家。
這是描寫知青返城的電視劇《小麥進城》中的情節，它向外界展示了上世紀70年代末期人們的奮鬥與住房狀況。
史料記載，新中國成立時中國有5.3億人口，到1978年增加到9億。1949年我國人均居住面積是4.5平方米，1978年下降到3.6平方米。這還不包括城市逾1000多萬尚未返城的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假如把他們算上可能連3平方米都不到。
形勢比人強。到了1979年，知青大返城，住房問題驟然緊張起來。以廣州為例，從解放後到1979年，住房非常困難，1978—1979年東山區人均住房面積只有3.82平方米，有些地方甚至是“三代同房”、“三代同床”。那裡流傳一句話，“找房子比找對象還難。”
1979年，廣州珠江兩岸
“國民經濟中一個突出的薄弱環節”住房問題，與其他許多問題交叉重疊，擺在了改革開放之初的政府和主政者的案頭。
矛盾與問題膠著之時刻，大國的破局也在緊鑼密鼓地進行。1978年大事件撲面而來：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時任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訪美歸來；受中央指示，袁庚率領招商局開發寶安縣蛇口工業區的步伐邁開；對廣東、福建兩省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國家城市建設總局的建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企業經營法》的推出，一些想法與探索也在萌芽，如“解決住房問題能不能路子寬些”、“殺出一條血路來”，這些動作和提法猶如冰封的河床遇上暖春開始鬆動，啟蒙和最終拉開了中國住宅、城市與社會大發展的嶄新時代。
━━━━
全國首個商品房正式動工
全國首個商品房廣州東湖新村
20世紀70年代，城鎮居民解決住房問題基本停留在“等國家建房，靠組織分房，要單位給房”上。1978年的中國老百姓還沒有聽說過房地產這個詞彙，他們只曉得自己家住的房子太小、太擠。上海光華儀器儀表廠會計楊希鴻，就住在如同“鴿子籠”的家，13平方米， 擠著三口人。
上到政府下到基層，住房問題都是頭等大事。
1978年9月，中央在北京召開全國城市住宅建設會議，轉達了鄧小平對於解決租房問題的指示，主體精神是：解決住房問題的路子能不能寬些，譬如允許私人建房或者私建公助，分期付款。建築業是可以為國家增加收入、增加積累的一個重要產業部門。在長期規劃中，必須把建築業放在重要位置。
到了這一年的年底，1978年12月18日—22日，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決定實行改革開放。一些決定開始萌發。
1979年元旦，中美建交，1月28日至2月5日，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鄧小平對美國進行了正式訪問，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關注。
回國後不久，他就提出許多重要的戰略決策，比如走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設立經濟特區，“殺出一條血路來”；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小康目標等等。其中也包括住房領域。
到了1979年3月，在住房領域發生了三件重要的大事：一是3月12日，國務院發出通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國家城市建設總局”，直屬國務院，由國家基本建設委員會代管。這意味著一個主管城市建設與住宅的機構開始出現。
二是在住宅開發建設方面，1979年國家城市建設總局、國務院僑辦制定了關於用僑匯購買和建設住宅的暫行辦法，鼓勵華僑、歸僑和僑眷用僑匯購買和建設住宅，並且規定所有權和使用權歸自己，國家依法給予保護。
三是3月初，敢為人先的廣州人面對有地沒錢的局面，率先決定引進港資在東山區進行試點建商品房。東山區成立引進港資住宅建設指揮部（後更名為東華實業公司），操盤手李慶符與香港的開發商展開了長達半年的曲折談判。
到了1979年秋交會閉幕的那一天，穗港雙方簽訂了引進港資建房的合同。1979年12月21日，全國首個商品房小區東湖新村正式動工。根據穗港雙方合同，共25棟、6萬平方米的東湖新村開發，由廣州提供土地，港方提供資金，6萬平方米中2萬平方米由港方在香港發售，售價約為港幣2500元/平方米（當時100港元約兌30元人民幣），一經推出就被搶購一空（1979年，當廣州出售商品房的廣告在香港刊登，據有當時親歷的老人回憶，聽說香港有1800多人前往認購，而房子只有200來套，先到先得）。原來，大量的香港人有親屬在廣州，希望在廣州置業解決親人的住房問題，還有部分人要到廣州做生意，購房自住。當時有一位香港同胞甚至一口氣買了十套房給廣州的親戚居住。
東湖新村的出現創造了多個全國第一：全國第一個商品住宅項目，第一個引進港資開發的住宅項目，第一個實施小區管理的住宅區。創造了中國房地產的先河。
那個時期的“筒子樓”建築又稱兵營式建築，一條長走廊串連著許多個單間，走廊兩端通風，狀如筒子
在這年的7月1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也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企業經營法》，首次提出了“土地使用費”的概念。它以徵收土地使用費為標誌，開啟了城市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城市土地無償使用制逐步向有償使用制轉變，各個城市相繼出臺地方性的土地使用權法規或條例，對土地使用的收費標準進行規定，為地方政府興建城市基礎設施提供資金支持。這也成為了後來維持地方政府有效運作的土地財政的萌芽。
到了1980年，國家建委同意了國家城市建設總局《關於加強住宅建設工作的意見》，並轉發各地。這份意見得以讓外界看到了1979年的住宅建設情況，1979年完成投資73億7900萬元，比1978年增長96.6%，佔全國基建投資總額的14.8％；竣工面積6256萬平方米，比1978年增長66.7%，創造了歷史最高紀錄。此外，許多城市，結合房屋維修，還改建、擴建、翻建了一批住宅；並在西安、南寧、柳州、桂林等城市，進行了住宅出售和組織私人建房試點。這些成就表明，調整“骨頭”與“肉”的比例關係，在住宅建設方面有了一個良好的開端。
在企業層面，1979年，中海地產創立於香港；而20歲的黃楚龍（星河地產董事長）離開東埔老鄉，到深圳闖蕩，開始了白手起家的艱辛歷程。
回望大歷史源頭，1979年成為了中國實行向居民全價售房試點的開端，這是一個大變化開始的重要年份。
━━━━
“鐵幕拉開了”
1979年，蛇口炸響“開山炮”，蛇口第一爆撼動的不僅是土地，還有板結的體制、僵化的思想
除了住房領域的變化，更大的變化是在一些體制與開放層面。
1979年4月舉行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習仲勳明確表示，在現行經濟體制下，廣東經濟難以有大的發展，希望中央“下放權力”，允許廣東先走一步，在深圳、珠海、汕頭劃出一些地方實行單獨管理，可初步定名為“貿易合作區”，以利於華僑、港澳同胞和外商投資，按照國際市場的需要組織生產。
他的這一建議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視，並得到鄧小平的讚許和支持。鄧小平說，“還是辦特區好，過去陝甘寧就是特區”，“中央沒有錢，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
7月1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批准廣東和福建兩個省委的報告，決定對廣東、福建兩省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
也就是廣東干部群眾所熟知和對之充滿感情的“中發（1979）50號文件”。這個文件給廣東、福建兩省在計劃、財政、金融、物價等方面以較多的自主權。特別在外貿方面，允許廣東有權安排和經營自己的對外貿易，來料加工、補償貿易和合資經營等項目，省裡可以自行審批。還確定了在深圳、珠海、汕頭、廈門試辦經濟特區。
1979年，為配合中國改革開放，寶安縣升格為深圳市，將原本的寶安縣西北面的一處改為寶安區，撤銷寶安縣，並設深圳經濟特區
在廣東突破體制限制要進行發展的過程中，招商局蛇口工業區和它的創始人袁庚是繞不開的話題。
1979年1月31日，袁庚和交通部副部長彭德清向李先念、谷牧彙報在廣東建立蛇口工業區的設想，當即得到批准，招商局蛇口工業區從此創立。
李先念當時的要求是：“不給你們錢買船建港，你們自己去解決，生死存亡，你們自己管。”讓袁庚心情澎湃的是，在計劃經濟體制還佔據著壟斷地位的背景下，他利用了四個月的時間（1978年10月中旬到1979年2月中下旬），將“蛇口工業開發區”從構想到籌建的各項準備就緒，率領著第一批創業者在這裡邁出了我國改革開放的第一步。
1979年1月31日，袁庚和交通部副部長彭德清向李先念、谷牧彙報在廣東建立蛇口工業區的設想，當即得到批准，招商局蛇口工業區從此創立
“我對香港發展起來的路徑有些感悟，香港趁內地十年動亂的機會，利用港口這一優勢，最終成為國際金融商務中心。由此我想，與香港僅一水之隔的深圳，能否也通過開放港口，引入港資，利用香港的經驗來辦一個對外開放的港口？”袁庚回憶說。
1979年7月20日，蛇口工業區正式啟動。就這樣，蛇口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試管”，袁庚也成為“中國改革開放最初實踐者之一”。
1979年1月，粵港交界寶安街景
蛇口炸響“開山炮”，這一爆撼動的不僅是土地，還有板結的體制、僵化的思想。蛇口和袁庚的出現，捅開了鐵幕般的計劃經濟。
1980年8月26日，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第十五次會議批准設置經濟特區，並通過《廣東省經濟特區暫行條例》。當時，《紐約時報》發出驚歎：“鐵幕拉開了!”
閱讀更多 樓視觀察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