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是如椽大筆、黑底白字的“生活萬歲”，下面是工工整整、血紅血紅的“Hello life”，伴隨著並不輕快的鋼琴點，電影拉開架勢。鏡頭慢慢移動，一幕幕的人物故事，晴天雨天，黑夜白天，嬉笑怒罵，力透紙背的只有一個字：難（nán）。
這難，是鏡頭下的這些人們，在奮力泅渡生活的河。單身媽媽，帶著不滿三歲的女兒開出租，夜深了，孩子只能睡在車裡；爆炸頭、亮片襯衫的中年男人，騎著破車在街頭賣唱和推銷炒螺，供養大了女兒卻被她瞧不起；在拉薩踩了十多年人力車，卻捨不得花錢上布達拉宮看一次的老大爺；每天扮成小丑去病房逗小病患開心的醫護人員，實際上自己和家人都罹患癌症，“不知道還有多少個明天”……生、老、病、死、怨憎會、愛別離、求不得，生活的難在這14組“主角”身上烙下印記，也在我們心上紮下溫柔一刀。
他們勉強算是電影的主角，卻不曾是生活中有閃亮光環的主角。導演甚至沒有給出他們的個人信息，名字、年齡、住址，只散落在漫不經心的人物對話中。是啊，這些人是“無名之輩”，拋開學歷、職業、籍貫，他們原原本本地出現在我們眼前，分明是掙扎在生活裡的父親、母親、兒子、女兒、老師、學生、情人、老伴。而在他們的身上，我們也多多少少照見了自己。
但生活的難之下，更讓人感動的是臉上的笑，是他們認真地、執著地、小心翼翼地前行。如果說近日大火的電影《無名之輩》是笑中帶淚，那《生活萬歲》則是淚中帶笑。他們互相溫暖、互為光明，也擁有自己的高光時刻——“蜘蛛人”帶著兒子體驗工作環境，細數上海的高樓都被自己擦亮過；相依為命半輩子的盲人賣唱夫妻攢了很久的錢，換了一架更好的電子琴，中秋節晚上摸索著碰杯慶祝；沒法照顧病父的護林員，孤獨地輕輕拈起誤入的蝴蝶放生；安頓好家中的病父，來到故宮做講解員，盡情舒展腦中知識和四肢……他們會皺眉，會流淚，也會買醉，不過我們仍然看到他們臉上的笑容，他們走走停停定定，喘著粗氣，咬緊牙關，對生活仍然充滿希望。
電影終了，幾乎沒有人提前離場，伴隨著輕微的啜泣、嘆息和交談，在燈光亮起的同時響起掌聲。我留心看了一下，目前電影排片不算多，晚場差不多坐滿，但也只是影院最小的一個廳。當我問起這部電影的製片人怎麼看時，他似乎並不焦慮，說：“（排片）會多起來的，口碑非常好。”
像《無名之輩》這樣的故事片能在好萊塢大片潮中“逆襲”，是觀眾為現實主義題材的好故事、好表演買單。而像《生活萬歲》這樣的紀錄電影，以普通人為拍攝對象，講述我們身邊的故事，也同樣在激起市場的共鳴。
近年來，市場容量的增加、分眾市場的形成，為紀錄電影走進院線創造了更好的條件。關注西藏登山學校年輕嚮導的《喜馬拉雅天梯》獲得千萬票房；《我在故宮修文物》3集紀錄片走紅網絡後，電影版也有600餘萬票房；聚焦“慰安婦”倖存者生存狀態的《二十二》票房超1.7億，且獲得3萬多人眾籌。2018年還剩最後一個月，除了《生活萬歲》外，《一百年很長嗎》《四個春天》等備受關注的紀錄電影也將陸續上映。
2017年，中國共有44部紀錄電影產出，同比增長37.5%。據《紀錄片藍皮書：中國紀錄片發展報告(2017)》，紀錄電影票房1.98億元，真人秀紀實電影降溫，“純”紀錄電影票房持續走高。這些數字不僅僅是商業指標，更意味著紀錄電影這種類型，依託好的故事、好的故事講述方式，受到了更廣大中國觀眾的喜愛和認可。或許也意味著中國紀錄片市場正在形成更好的傳播生態、紀錄片和觀眾之間的良性互動也更多。
沒有什麼故事，能高過生活本身。一支破槳，三兩個人，過著六十分以下的生活，卻用盡一百分的氣力，渡千百種困苦艱難，也要喊上一聲“生活萬歲”。紀錄電影，本身可能並不“精緻”，也不“鮮豔”，但搖搖晃晃的鏡頭對準了置身大時代的小人物，記錄他們身上的憂與愛、苦難和幸福、隱忍或嘶吼，真真切切，冷暖可知。我想，這就是包括《生活萬歲》在內的紀錄電影，能受到喜愛的很大一個原因吧；而這也是更多文藝作品，能贏得口碑、贏得市場乃至贏得藝術的關鍵之所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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