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最顯著的變化是民營經濟崛起。民營經濟在改革開放進程中的貢獻，經常被歸結為“5、6、7、8、9”（即貢獻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70%以上的技術創新，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企業數量）。
重視和保護民營經濟，是對改革開放的最好紀念。在經濟下行壓力較大的當下，重提民營經濟貢獻，切實保護民營企業，利於樹立企業家的信心。本文是原子智庫學術委員、著名經濟學家許小年在2018觀察家年會的演講，經作者本人修訂。本文約3000字，閱讀需3分鐘。
許小年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教授原子智庫學術委員
以下為許小年教授的演講全文
改革開放四十年，中國經濟的面貌發生了徹底的改變。前後對比，一個非常顯著的變化就是民營經濟的興起。在改革開放之初，城鎮幾乎100%的是國有企業，農村是集體所有制，而今天，民營企業已佔中國經濟的半壁江山。
習總書記2018年11月1日會見民營企業家時指出，民營經濟是中國的“五六七八九”，即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70%以上的技術創新，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企業數量。特別值得重視的是，民營經濟在創新技術中佔了70%以上的份額。
四十年後的今天，中國經濟正從製造走向創新，在這個關鍵的轉型期內，民營經濟的重要性比以往更加突出。改革開放的前三十年，中國經濟的主要推動力是工業化，以及工業化所伴隨的資本積累。
投資始終是經濟增長的最強勁引擎，表現在宏觀數據上，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長速度約為GDP的1.5~2倍。大致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前後，中國的工業化和資本積累基本結束。過去十年間，投資保持和GDP同步增長，而不再具有拉動作用。
新的增長動力在哪裡？和世界上所有的後工業化國家一樣，未來的中國經濟主要靠創新，靠新技術提高資源使用效率，實現GDP中等速度的增長。
在過去的工業化階段，我們所需要的採礦、煉油、製造等技術可以在國際市場上以低成本甚至免費獲得。進入後工業化時代,發展經濟所需要的高科技，例如半導體芯片、生命科學技術、大數據與人工智能技術，已經不可能像過去那樣，通過國際貿易和投資方便地獲取了，起碼不可能像過去那樣以很低成本得到。中美之間最近的貿易摩擦，以及圍繞著知識產權和技術轉讓發生的衝突，說明利用現成技術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後工業化時代的企業必須掌握自己的核心技術，必須走自主研發的道路，依靠技術和產品創新，實現可持續的經濟增長。
什麼叫創新？創新就是做前人沒有做過的事，在市場上推出前所未有的新技術、新產品和新的服務。在工業化階段，鋼鐵、水泥、汽車等產品是已知的，技術和生產方法也是已知的，到了後工業化時代，產品未知，技術未知，無可借鑑，無從模仿，企業只能在不斷的試錯中摸索，找到市場歡迎的產品，找到能帶來競爭優勢的新技術。
從已知到未知，經濟活動的性質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和工業化階段不同，結果難以預料的創新充滿了不確定性，蘊含著巨大的風險。
對於政府而言，行業規劃和產業政策更加不可行，因為政府官員沒有判斷未來技術的市場信息和實戰經驗，起碼他們的市場信息和實戰經驗不如企業多。身處市場一線，企業直接面對客戶，能夠更好地把握市場的需求和技術的趨勢。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過去和將來都是創新的主力軍。
民營經濟作為創新的主體是由體制和機制決定的。
創新需要正、負雙向的激勵，通俗地講就是動力和壓力。企業家之所以願意承擔創新的高風險，因為他預期一旦研發投資獲得成功，他就是百萬富翁、億萬富翁，就可以像喬布斯那樣青史留名。
動力不僅來自財富的積累，還有社會地位、個人抱負的實現，像喬布斯自己所說的那樣，希望“在宇宙間留下痕跡”，他確實也做到了。激勵強大到足以補償風險，只有市場化的民營企業才能提供。
另外一方面，創新需要壓力，或者叫做負向激勵。企業如果在創新上失敗，在創新上落後，就會受到市場的嚴厲懲罰，最嚴厲的莫過於企業的倒閉。
手機市場上曾經的老大是諾基亞，由於在創新上比蘋果公司慢了一步（實際上諾基亞已經掌握了智能手機技術，但沒有把技術及時轉化成產品），被蘋果搶先推出新一代手機。市場無情地懲罰了諾基亞，這個過去的老大今天幾乎被完全淘汰出局。
只有在“胡蘿蔔加大棒”的正負雙向激勵下，企業才有創新的意願。毫無疑問，這樣的激勵機制僅存在於民營經濟，創新主體的重擔只能落在民營企業的肩上。
為了充分發揮民營企業創新的主體作用，需要加強對私有產權的保護。要淡化國有和民營的區別，權利不問出身，法律上不要再區分國有和民營。
產權保護靠什麼？出臺政策是有必要的，但僅靠政策是不夠的。政策多變，行政部門的主管可以隨時調整政策，政策方向一變，產權保護的具體措施可能跟著發生變化，這就為民營企業建立穩定預期帶來了困難。
我們強調依靠法律保護產權，不是因為法律比政策更公平，也不是因為法律比政策更有效，而只是因為法律比政策更穩定，有利於民營企業家建立起穩定的長期預期。政策可以根據經濟形勢變來變去，法律雖然也可以修改，但它的變動頻率畢竟低於政策，修改法律的程序也要比政策的調整更加複雜。換句話說，法律是保護私有產權的長效機制。
只有對未來的財產安全和投資回報建立起穩定的預期，企業才有可能進行長期的研發投資。和工業化階段的產能投資不同，創新研發的投資週期長得多，風險也大得多。產能投資兩三年就完成了，做出產品賣到市場上就可以回收；技術上的研發要經過十幾年甚至幾十年的積累才能形成突破，即便技術問題解決了，產品是否銷得出去仍是未知數。高風險必須有預期的高回報匹配，否則沒有人願意承擔。
第二，要大力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造，創造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平等競爭的環境，尤其要著力解決兩個方面的不平等。
一是市場準入，為什麼一些行業只能國有企業經營，而民間資本不能進入呢？如果像我們上面講到的，取消民資和國資的身份區別，是否就可以平等進入了？二是在資金渠道上，要取消顯性和隱性的對民營企業的歧視。銀行大概不會承認對民企和國企的不同標準，然而在現實中，民營企業拿到貸款的困難確實遠遠超過國企。
對於國有企業，應該根據十八屆三中全會的精神，實現從資產經營向資本經營的轉變。政府不再管人、管財、管物，只管國有資本的保值增值。政企分開，以便減少對國企的優惠政策，真正做到在市場上平等競爭。
第三，放鬆和解除管制。創新是人的想象力的自由發揮，必須允許喬布斯幻想把1000首歌放進口袋，才會有iPod和後來的iPad；必須允許貝佐斯幻想把100本書放進書包，才會有今天的Kindle和電子書；必須允許馬斯克想象在火星上登陸——不管聽起來是多麼的荒誕離奇，創新就是從這些荒誕離奇的想法中產生的。
正因為馬斯克到今天也沒有放棄登陸火星的宏偉設想，所以他做成了SpaceX，以一個民間公司的財力發射火箭，成本低到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寧可用他的火箭，而不用NASA自己的。
馬斯克為了降低成本，想出了回收火箭的主意，裝填燃料再次使用。NASA是不會這樣做的，因為他們用的是國家經費，對成本不敏感，把衛星送上軌道，完成任務就行。民營公司靠低成本競爭，不得不精打細算。
要讓企業家、科學家的思想自由發揮，誰也不知道這些自由發揮將給人類帶來什麼樣的驚喜。
創新還要求一個自由的市場。在這個市場上，資源可以自由流動，不僅有風投基金提供資金的支持，而且有工程師、科學家、管理人員追隨企業家去實現這份夢想。
可以毫不誇張地講，創新的第一要素是自由，具備了思想的自由、資源流動的自由以及進入市場的自由，才能把天才的——雖然看上去經常是瘋狂的想法變成現實，變成造福人類的技術和產品。過度管制限制了自由，而限制自由就是限制創新。
第四，全面減稅。減稅的意義不僅在於減輕企業的負擔，幫助它們在經濟下行期度難關，更重要的是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的精神，讓市場發揮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請注意，不是主要作用，而是決定性作用。
政府收稅，資源就脫離了市場和企業，由政府的行政力量進行配置。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告訴我們，政府配置資源的效率低於市場。減稅的目的就是把資源儘可能地轉到企業，由市場進行更高效率的配置。
如果充分發揮民營企業在創新中的主體作用，我們有理由對中國經濟的未來保持樂觀，經濟增長速度或許不像工業化時期那樣高，中等的、可持續的增長是完全有可能實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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