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尋路中國》的作者是美國人彼得海斯勒，而中國人更喜歡稱呼他的中文名字：何偉——這是一個普通到安放在任何一箇中國男人身上都不會有違和感的名字，卻與他在中國的身份完美契合，他正是這樣，通過一個個平民的視角來觀察中國，他的文字很少有抒情，更多的是平靜地講述，然而他冰冷的文字組合成篇卻異常的有溫度。
我對何偉的瞭解開始於他的第一本書——《江城》，那是他1996年來到涪陵——一個位於長江和烏江交匯處的小城——支教的故事。結束支教生涯之後，他開始了對中國更加細緻的觀察，於是就寫了這本書，《尋路中國》。這本書被分成了三段，分別是城牆、村莊、工廠，也是他在中國的旅程中最重要的三部分：他拿到了中國的駕照，於是開著一輛city special沿著長城一路向西直到內蒙古的西部；在第二章裡，他在懷柔的一個小山村——三岔村待了幾年，對中國農村以及中國人的人性特點進行了解剖；在最後一張裡他來到了浙江省的麗水市，這裡的村莊正在一點一點的變成工廠，而他在這裡對中國的現代化進程進行了深入的思考。如果不是讀過《江城》，也許我不會順藤摸瓜的接觸到《尋路中國》，因為這本書聽起來實在太像一部“中國旅遊攻略大全”了，特別是封面上的那一行小字：“從鄉村到工廠的自駕之旅”。不過翻了幾頁就不會對它產生任何懷疑，特別是讀到何偉在中國考駕照的時候面對荒唐的理論而產生的困惑：352題 如果別的駕駛員停車向你問路，你應該：A）不告訴對方 B）耐心細緻的予以回答 C）給他指一條錯誤的道路。透過這莫名其妙的理論問題，我好像感覺到了這個美國人的忍俊不禁。
事實上這正是整本書何偉講述的方式，他的確始終在冷靜客觀的記錄著中國的狀況，但是這狀況時常透露著荒誕不經，因此每當這時，他的語言也開始不自覺的幽默起來。而一個外國人最初來到中國，首先能夠感受到的便是中國人對形式主義的痴迷。除了這荒唐的駕考理論題，還有他在駕駛的路上注意到的一系列的口號：“護路光榮，毀路可恥“、”自立、奮鬥、堅持不懈、無私奉獻”“人人用電，好好用電，電才好用”。看到宣傳計劃生育的口號時，他是這樣展示他的幽默：這類口號的用語從無謂的反覆（“女兒也是傳後人”），到主動提出建議（“晚婚晚育”），再到公開的謊言（“生兒生女都一樣”）。
然而《尋路中國》的閱讀體驗並不總是這樣輕鬆，幽默的背後又總是透著幾分悲憫。形式主義的意識形態在這裡根深蒂固，並且反映在了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駕考理論測試或者公路兩旁的標語只不過是最微不足道的一面。何偉從“首都汽車”借來的city special明文規定不能開出北京地區，可是他不但離開了北京，甚至開到了內蒙古。對此，“首都汽車”的王老闆和他的同事們絲毫不在意：“沒問題！”而何偉也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在中國很多事情要打製度的擦邊球，其中的真理便是事後原諒比事前許可簡單得多”。在三岔村體驗鄉村生活時他也遇到了同樣的問題，由於“外國人”的特殊身份，警察不允許何偉在山上過夜。然而此時他已經“入鄉隨俗”，給警察買了一些水果，幾包香菸，以一種很“中國”的方式把問題解決了，“中國的警察也許粗野，但實際上他們和這個國家的所有人一樣講求實用主義”。
作者很快就意識到了這個國家是怎樣的複雜，規則看似具備著說一不二的權威性，可是規則的背後又總是有潛規則存在，很多事情都要依靠“關係”來實現，如此一來，貪汙、賄賂開始潛生暗長。在麗水市的工業區，何偉經歷了一個關於政府拆遷修建大壩但是給村民賠償遠遠低於政府收益的鬧劇，他說，很多人對此都心知肚明，這樣的事總是要和貪汙結伴而行，但是他看到的更多的是民間的抱怨，卻很少有人做出實際行動，“老百姓對此能夠接受，有時候甚至甘願聽其擺佈”。
對一個美國人來說，中國人與政府之間存在著微妙的關係，他接觸到的幾個小有成就的勞動者所實現的成功都不是依賴政府，他們在別的服務機構找到了他們所需要的東西：自己花錢參加私人培訓課程，自己學會動用關係，自己換工作找工作。面臨著這麼多選擇和流動，跟領導打一場註定沒有結果的戰爭實在沒什麼意思。
我開始明白所謂的逆來順受只不過是不得已而為之。形式主義或許早以與這個國家難以分割，人們或是利用它，或是繞過它去開闢自己的道路。
2、
過去的十多年中國發展飛速，何偉在翻看地圖的時候有著這樣的感觸：“人們建設事物的速度似乎比畫出事物的速度還要快”。可是對於這樣看似可喜的發展速度卻處處存在著隱患，對此，何偉也直言不諱：“我從不反對進步。我明白，他們為什麼那麼急切的渴望擺脫貧困，我對他們願意努力工作，願意適應變化懷著一種深深的崇敬。但是如果這個過程來得太快是要付出代價的。”
經濟的快速發展帶來的不僅僅是公路、汽車，還有人們無休止的慾望，在三岔村生活了幾年，親眼目睹了以這個山村為代表的中國農村的變化之後，他更加認識到越來越多的痛苦都來自於追求財富而產生的慾望，他發現很少有幸福的家庭，人們的臉上寫滿了焦慮。
在他的筆下，三岔村的村民魏子淇本是一個普通的農民，在國家開始加速修建公路來連通城市和鄉村的過程中，越來越多的遊客光顧此地，於是他注意到了商機，向親戚借錢，辦起了餐館。然而這成了他焦慮的開端，他渴望通過這樣的方式發財致富，但是這其中付出的代價又時常讓他緊張，他開始無節制的吸菸緩解壓力。後來為了更大的權力他入了黨，並參加村委會的競選，這與最初他對參與政治的漠視大相徑庭。有一個細節的描寫非常有趣，魏子淇每次進城都會穿上他的黑色人造皮夾克，以及一雙“意大利”牌的皮鞋，而這都是他在村裡不穿的。作者對香菸的觀察也細緻入微，他注意到魏子淇總是會把餐館顧客落下的“中華”煙留起來，每當進城談生意時拿出來以彰顯他的身份，而在村裡他卻抽著廉價的白盒紅梅。三岔村曾經是一個偏遠封閉的小山村，就連接收孩子開學日期的消息都要通過村頭的喇叭。然而經濟發展的進程中它所面對的衝擊同樣不可避免。隨著魏子淇致富的慾望日益增強，他的焦慮也終於帶給了整個家庭。他開始像城裡男人一樣醉酒不歸，他和他的妻子曹春梅也開始爆發了矛盾，當財富開始積累，幸福感卻也開始此長彼消。
很多時候他們的痛苦又是因為這個社會變化的太快，不斷地拋棄舊事物又建立起新事物，而他們卻不合時宜的用一種固有的思維在應對這些變化。比如已經在生意上有所成就的魏子淇在面對孩子的體弱多病時做出的舉措和卻他所製造的財富完全不符：給孩子改名字以此改變孩子“缺水”的命運。對此，何偉幽默地寫道，很多中國人飲水不足，以這個孩子的飲水量，不需要算命也能推測出他命裡缺水。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一個村民家中的“佈局”：“丹佛天際線”日曆正對著人民解放軍的坦克模型。新舊勢力的交鋒就這樣存在於普通人家的細枝末節，很多人以為“魔幻”只存在於未知的遠方，殊不知自己已經身處其中。“這樣的世界，有誰看得明白呢？”
中國在二十年間走完了很多國家幾十年才能走完的路，這注定造成逐利的過程中思想上的匱乏。只是很多人深陷其中而不自知，而一些人卻敏感的捕捉到了這一點，可是這樣的敏感沒有意義，不管是否情願，在這樣變化著的時代，每個人只能被裹挾著前行。曹春梅很敏銳的感覺到了事物的變化已經脫離了她的掌握範圍，於是她向城裡來的遊客請教後決定信佛，並且把佛教神龕請回了村裡，並開始讀佛教的書，以此來平復她日益浮躁的內心，但即便如此，她還是要為了餐館的生意去廚房殺幼豬，豬的血濺在身上，她總是心裡反覆著：罪過罪過。這一切，好像都充滿了象徵意味：那幼豬是融入這逐利的社會所不得不經歷的：關係、焦慮；而佛教神龕在那裡靜靜地安放著，那是這個時代的人們難以企及的心靈寄託。
3、
何偉說，寫下這些文字就像是在遠處看著自己昏倒。對此我深信不疑。他在中國的幾年審視著這個國家的過程中也在審視著自己。也許是一個外來者的身份的原因，他總是對每一個事件保持著敏感和好奇，卻又從不妄下結論。從他的文字中經常感覺到對一些現象的不適應，卻很少有直接的否定。讀《尋路中國》的過程其實也是思維方式產生變化的過程，對事物的認知盡力的深入本質，而不是浮於表面。
很多時候我們都印證了那句話：當局者迷。我們忙於應對這個時代的日新月異，卻很少有人把自己抽離出來，以一個旁觀者的角度觀察這個國家。我以為我已經對中國足夠熟悉，看過一個美國人眼裡的中國後我才知道那隻不過是一種麻木。
信息時代，獲取信息的便利本應該讓我們對這個國家的認知更加清晰，然而事實證明那不過是理想主義者的一廂情願，在海量的信息中人人都迷失了方向，真真假假剝奪了我們的思考。經常能看到關乎國家榮譽的事件的帶動下，一些具有煽動性的愛國標語、標題，卻又在惡劣的社會問題出現的時候響起對這個國家表達著憤怒、失望的聲音。很少有人真正獨立的思考並且做出理性的判斷。
即使十多年過去，何偉注意到的中國人對口號的熱愛依然存在，並且已經依靠著媒介的便利傳染給了整個國家的人。每一次煽動都是一次虛假的狂歡，每一次全民的憤怒又引來哀聲一片，而很多人都沒注意到兩個極端的中間地帶，那裡才是我們多數人所處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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