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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新大陸到超級大國，美國以卓爾不群的姿態迅速走近世界舞臺中心。從澤被東西到民族復興，中國以臥薪嚐膽的堅韌期待在新時代創造更大的奇蹟。中美關係不僅是東西兩大政治經濟體的競爭合作，也是兩種觀念兩條道路的碰撞交融。適逢中美建交40週年，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卻“暗礁”頻現、前景未明，似乎陷於“四十之惑”的焦灼尷尬。回望歷史是為了更好地前行，中美之間合則兩利，一個良好的中美關係既符合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國際社會的普遍期待，兩國應以協調、合作、穩定為基調，以清醒的戰略判斷和負責的大國擔當為前提，求同存異方能行之長遠。
破冰：
“跨越大西洋的握手”
40年前，中國再啟程。1978年12月15日，中美兩國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利堅合眾國關於建立外交關係的聯合公報》（即《中美建交公報》）。三天後，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改革開放之路豁然開朗，國內國際壓抑已久的積極力量噴薄而出。我們再把時間軸向前延展：1964年1月27日，中法建交；1970年10月13日，中國與加拿大建交；1971年10月25日，中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有基辛格訪華鋪墊在先，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終成破冰之旅，北京機場尼克松與周恩來“跨越大西洋的握手”成為歷史的經典定格，《中美聯合公報》（即“上海公報”）開啟中美關係正常化進程。但接下來，中美建交之路卻並未水到渠成，兩國相向而行卻多有波折，終於在尼克松訪華7年之後塵埃落定。1979年1月1日，中美兩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從而結束了長達30年之久的不正常狀態。
中美建交改變兩國，影響世界。正如斯塔夫裡阿諾斯所言，決定人類發展水平的關鍵在於各民族間的可接近性。中美外交關係正常化，為東西方全面交流奠定了基礎，為各國發展，特別是中美兩國的互利共贏創造了合法性前提。中國改革開放一方面主動調整資源配置方式，另一方面積極拓展資源配置範圍，以令世界震驚的發展速度實現了中國現代化轉型的歷史跨度。
應該看到，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20世紀九十年代之後，“中國速度”的穩健提升，不僅得益於內生動力的充分發掘，也得益於“和平與發展”為主題的相對寬鬆穩定的國際環境。與此同時，美國也從中美關係正常化中獲得了巨大的發展機遇，中國國內市場和生產要素的國際化為美國的產業轉移、結構調整、市場開拓提供了廣闊的空間，為美國的持續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外部拉動。中美兩國作為最大的貿易伙伴，在40年中已形成實際上的合作共贏關係，這是新時代中美關係不容否定的現實基礎，也是兩國應共同珍視的發展優勢。從國際範圍看，中美之間的交流合作順應全球化浪潮，成為國際分工、國際貿易和世界市場不斷髮展成熟的重要引擎，某種程度上也推動了兩國間相對優勢的全方面互補和東西方價值觀的深度交融。世界上最大的發達國家與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的全方位戰略交往對戰後國際秩序的健全完善，特別是對處於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間交流機制的構建提供了寶貴的實踐經驗，從而具有極強的理論價值和世界意義。在貿易保護主義甚囂塵上之時，2018年6月28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正式對外發布《中國與世界貿易組織》白皮書，向全世界公開中國加入WTO這17年來的表現。從“世貿新生”到“核心成員”，中國與國際多邊貿易體制互促共生，並業已成為國際貿易體制權威性和有效性強有力的守護者。中美兩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應該共同維護國際合作平臺，不斷健全國際合作機制，以負責任的大國視角為人類共同體的整體利益作出審慎抉擇和積極貢獻。
建交：
兩國關係走入一個嶄新時代
兩國關係不能拿原則問題做交易，但雙方也要秉持互信互利之心。中美建交的過程充分體現出兩國之間在根本原則、核心利益與價值觀念上的博弈，兩國通過積極協商彌合分歧的經驗極具現實意義。能否在臺灣問題上達成共識，是中美關係正常化的首要條件。中美之間在國際舞臺上的第一次正面交鋒就是聯合國中國代表權之爭。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成立後，在聯合國席位問題上一貫堅持的立場是：世界上只有一箇中國，新中國政府作為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理當享有中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
從1950年9月召開的第五屆聯大起，中美就中國代表權問題展開了激烈的鬥爭。1961年11月15日，在十六屆聯大上，肯尼迪政府以“重要問題案”替代“延期審議案”，使聯合國中國代表權問題成為一個“重要問題”，即“任何對中國代表權問題的變更”均需要三分之二多數同意方能生效，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設置了新的障礙。20世紀60年代國際局勢風雲變幻，美國相對優勢的下降、美蘇軍事力量的變化、西歐離心傾向加劇和第三世界國家的崛起，形成了對中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的有利的外部條件。1969年初尼克松入主白宮，尼克松接受了基辛格的“五大力量中心論”，在戰略收縮的同時意欲利用中蘇分歧，發展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以此保持戰略優勢。美國在中國代表權問題上的政策目標是，在不刺激中國政府並保全臺灣席位之中實現美國利益最大化，並推出了“一個國家，兩張選票”（One Nation Two Notes）的“雙重代表權案”。中國政府對美國這一“兩個國家”性質的政策提出了堅決反對。在致加拿大政府的外交文件中，中國政府明確提出，加拿大以及任何其他希望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的國家，“必須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和席位，並不再保留所謂的蔣介石代表作為國際行為體佔據任何國際組織中的席位。”
1971年5月29日，《中央政治局關於中美關係的報告》中指出，在中美會談中，中方應把握的方針之一是：“在聯合國代表權問題上，明確告之絕不能接受‘兩個中國’或‘一中一臺’的安排。”最終，二十六屆聯大以59票反對，55票贊成，15票棄權的結果否決了以“驅逐臺灣”為“重要問題”，需要有2/3多數票才能獲得通過的提案。接下來，又以76票贊成，35票反對，17票棄權的壓倒多數通過了關於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並立即把蔣介石集團的代表驅逐出去的“阿爾巴尼亞提案”，美國處心積慮推出的“雙重代表權案”則根本未能進行投票。尼克松政府在總結這次失敗時提到，“‘阿爾巴尼亞提案’的發起國多年來奠定了廣泛的支持基礎……他們的成功得益於北京不斷努力發展雙邊關係，得益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堅持在‘雙重代表權案’下拒絕進入聯合國的立場，這種堅若磐石的姿態抵消了許多屬意於‘普遍性’原則的國家的努力。”1978年5月21日，鄧小平在會見布熱津斯基時開門見山：“談到正常化問題，我們觀點很明確，三個條件：斷交、撤軍、廢約。這三個條件都涉及臺灣問題。我們不能有別的考慮，因為這涉及一個主權問題。”布熱津斯基結束訪華後不久，1978年7月，中美互派代表在北京和華盛頓開始建交談判，中美兩國在談判中均體現出相當的誠意。美方的談判策略之一是：先易後難，逐步推進。為避免國會干涉，卡特總統甚至採取了一些“秘密談判”的方式以封鎖消息，保障談判順利進行。1978年12月13日，鄧小平會見伍德科克，直接與他就建交聯合公報方案交換意見，中美建交談判取得突破性進展，得以在數日內一錘定音。卡特在1978年12月14日的日記中寫道：“就在我和鄧小平的筆下，兩國關係走入了一個嶄新時代。”
思考：
新時代的新問題
中美關係再一次走到了關鍵節點。中國重回世界舞臺中心勢不可擋，這既需要自身魅力的彰顯，也需要國際社會的接納。當前，新冷戰思維主導了美國對華關係的基本判斷，美國國安報告中將中國的定位從“戰略伙伴”變為“戰略競爭對手”，直接凸出了中美之間的競爭面。特朗普政府以強硬姿態頻繁向中國施壓，遏制不得轉而脅迫，狼奔豕突，樣子很是難看。國際關係的隔閡不在於地緣障礙而在於心理堅冰，利益衝突的背後是世界觀的分歧。
中美關係的本質是互利共贏，雙方合作的需要遠遠大於分歧，合作的必要性和長期性也超越了黨派政見的不同和各自國內形勢的變化。全球化不等於同一化，現代化更不等於美國化，能否深刻把握社會發展規律，找準本國家本民族的準確定位，構建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係，是世界各國需要共同回答的時代之問。
啟智於史，認清大勢，把握現實，中美關係方能得以“四十不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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