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下午，網絡就被一件事刷屏了，根據人民網報道，深圳南方科技大學的科學家賀建奎宣佈，一對名為露露和娜娜的基因編輯嬰兒於11月在中國健康誕生。這對雙胞胎的CCR5基因經過修改，使她們出生後即能天然抵抗艾滋病，成為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編輯嬰兒。
這個消息一出，一下就炸鍋了，隨後百名科學家聯名聲討，說這個賀建奎博士，是為了出名，不顧倫理道德，打開了基因改造的潘多拉魔盒，後面可能會造成科學脫靶的風險，也就是不知道會有什麼副作用產生，邏輯就是，如果基因改造不加以控制，那麼可能會造出怪獸的風險。
隨後人民網撤稿，醫院和南方科技大學也矢口否認，認為跟自己無關。而從網上的輿論來看，基本陷入了爭論，有一大半人認為這是魔鬼，必須要扼殺在搖籃裡，基因一旦可以改造，那麼就有人造人的可能，將讓社會倫理道德完全喪失，全社會的人類道德底線也將不復存在，最重要的是，你不知道他有什麼意外風險，是變成蜘蛛人，還是變成怪博士？
是成為鹹蛋超人奧特曼，還是變成小怪獸這些都不確定。就好比控制不住核汙染，就不能使用核能，否則可能會造成全人類的毀滅。而另外一小部分人則表示支持，他們覺得人類總要進步，任何的進步都是充滿爭議的，達爾文的進化論說我們是猴子變的，當時就引起了全社會的口誅筆伐，而哥白尼提出的日心說，更是被當時的教會勢力定為十惡不赦，如果技術能夠突破，造福人類，也沒什麼不好。我們也樂於看到在其他人身上的這種基因實驗。比如根據這個賀建奎教授說，這個技術其實沒什麼風險，早就很成功了，只是全球的科學家都怕捱罵，所以才不敢去做。他也不想改造人類，只是想幫助孩子們預防疾病。他也只是一項治療性技術，而他們也不會接受其他的什麼改變膚色，改變人種，改變肌肉和大腦，那些人造人的要求。
人類現在面臨的危險，就是自己玩死自己，就比如這種基因改造，一旦脫靶，可就再也拉不回來了，後面不知道會發生什麼情況，所以大家對此非常謹慎和保守，另外，反對者會更多來自於底層的民眾，因為一旦這個潘多拉的魔盒被打開，那麼對大家來說，最大的風險，其實不是脫靶，而是他真正的成功，比如著名物理學家霍金在生前就擔心，一旦出現基因改造而成的“超人”，“沒得到改造的人類”可能無法競爭，逐漸絕跡，或者變得“不重要”，人類會展開“自我設計”的競爭。換句話說，一旦基因改造變得成功，那麼人類將徹底失去公平，赫拉利的預言將成為現實，一部分人會成為超級人類，而絕大多數人，將淪為無用之人。
縱觀人類歷史，儘管有出生，地域，財富，智力等等不公平，但是生命這個事基本上是公平的，即使秦始皇統一六國，他也不能實現長生不老，再偉大的人，再多財富，也得面臨生老病死的生命循環，大家每天的時間也只有24個小時。
所以人類競爭的底層代碼還是公平的，但是如果基因改寫技術獲得突破，那麼有權有錢的人，將徹底脫離普通人的範疇，真正做到強大，並且長生不老，容貌美麗，智力和體力超群，還對疾病免疫，那麼其他人還怎麼競爭呢？生命一旦失去了公平，那麼對於絕大多數人來講，這才是最可怕的事情，這就意味著，你這一輩子再努力，也只是徒勞的。
就好比跑得最快的閃電博爾特100米用了9.58秒，但要是獵豹去跑，大概率會跑到6秒以內。正常的人類，如果有天賦異稟，也許可以打破博爾特的記錄，但正常人再怎麼練能跑過獵豹嗎？根本不可能的。
雖然現在看起來還很遙遠，但是目前奇點已經臨近，從這次基因改編嬰兒事件來看，說明醫學和基因科學的進步程度可能超過一般人的想象，也許真像這個博士所說的，其實很多技術已經很成熟了，只是現在顧忌法律和倫理道德，更多的人不敢嘗試而已。但科技就是這樣，一旦他已經打開了潘多拉的魔盒，你就再也收不回來了。總會有人得了重病，死馬當成活馬醫，要求加入實驗，也總有怪博士想出名，有好奇心。
所以這個趨勢，光靠法律是擋不住的。就拿這次來說，也就是人民網爆出來了，所以才引出了這麼大的風波，那麼人家下次可能就悄悄的進村打槍的不要，那麼誰又能知道呢？特別是有權有錢的階層，我悄悄的進行基因造人，壓根不告訴你們公眾，結果又會怎麼樣？所以，從這個意義來說，人類走向大分層，將不可避免。說句誅心的話，留給你我這樣的凡人，跟別人公平奮鬥，公平競爭的時間並不多了。再過幾十年，也許想努力，也沒有機會了。
聰明而瘋狂的“基因商人”
至此，似乎除了被推至風口浪尖上的賀建奎團隊，其它稍有關聯的人都已“撇清關係”，那這到底是一個怎樣的人呢？
從公開資料來看，這個人的人生到目前為止都是順風順水：2006年本科畢業於中科大近代物理學專業，之後赴美深造，僅用5年時間就完成了美國名校博士到博士後的學業，28歲就當上了南方科技大學的副教授……他還有多學科交叉背景，在物理學、基因測序等方面均有所研究。
曾與他共事過的一位業內人士對界面記者評價道：“如果用三個詞形容，那就是：聰明、瘋狂、天才。他就是當代馬斯克。”“白樺林”創始人白樺也回憶道：“他非常健談，是非常聰明的一個人。”
學術之外，他也是一位參股7家公司的“基因商人”，他是其中6家的法定代表人、5家的實際控制人，總註冊資本超過1.51億。今年4月，他名下的“瀚海基因”靠售賣基因測序儀拿到了2.18億的A輪融資。
而促成他從象牙塔到經商轉變的可能是他在美國讀書時的導師斯蒂芬·奎克，後者不僅是基因測序領域首屈一指的科學家，擁有“四院院士”的頭銜，還是個擁有十多家公司的億萬富豪。在近兩年的採訪中，賀建奎就曾說過：“財富和科學可以共融。學者不一定堅守清貧才能有成績，學術研究到商業應用，對於我來說才是最擅長的事情。”
從“預防”到“人種篩選”，潘多拉的魔盒已經開啟
但從他的最新回應來看，這位商人擅長的可能不只是賺錢。
在美聯社的報道中，他就多次強調自己進行此項實驗的“社會責任感”，面對重重爭議，他依然堅持不懈地強調自己的“良苦用心”：艾滋病人在發展中國家的處境太糟了，來自社會、工作、醫療等無所不在的歧視，將他們捲入了一個充滿恐懼的世界。歧視加深了病毒感染的破壞性，僱主可能在員工感染HIV後解僱他們，醫生則拒絕為他們進行治療……
“我相信基因編輯療法能幫到他們的家庭和孩子，如果實驗產生了意外的副作用或傷害，我會感到和他們同樣的痛苦，我本人會負起責任。”
“對於少數兒童，早期基因手術可能是治癒遺傳性疾病和預防疾病的唯一可行方法。基因手術目前仍然是一種治療性技術。為了他們，我願意接受指責。他對這一切“篤定”而又充滿信心。
有趣的是，學者王立銘表示：賀建奎所選擇的實驗對象可能和他的“宏大社會關懷”並不真的匹配，事實上，在只有受精卵父親感染HIV但在長期治療得到控制的情況下，健康的母親只需在孕期注意防護措施，嬰兒便能非常大概率地免受艾滋病毒的侵擾，由此看來，基因編輯所能起到的“預防”效果微乎其微，反倒是當“治療”和“預防”之間的邊界被打通後，之後的演化才是更令人擔心的。
處於恐慌和焦慮中的大眾難免會進入以下邏輯之中：
倘若感染者通過編輯基因“預防”艾滋病是合理的，那普通人是不是也有為自己的孩子“預防”艾滋病的自由？如果艾滋病可以預防了，其它疾病是不是也要提上日程？既然可以選擇干預疾病，再發展下去是不是人類的其它體徵也要得到滿足？畢竟，誰不希望自己的孩子生下來就是高顏值、高智商的呢？進一步往下設想，倘若以上這些都可以實現，是不是會進入新一輪的“優生遊戲”之中？到那時，掌握財富、權力的人勢必會是第一批得利者，而越來越多的普通人怕是湮沒在了歷史的大潮中……
但不要以為上述對於“基因工程”的種種質疑是新時代的產物，事實上，“設計”更好的子孫後代的奇思妙想早在古希臘時期就已存在了。
歷史學家福山早在上個世紀便在《我們的後人類未來：生物技術革命的後果》一書中探討過以上問題，他寫道：“（基因工程的）這些發展將會面臨極大的爭議，因為它們挑戰了人們深為珍視的平等和進行道德選擇的能力；這些發展給了社會新的控制公民行為的手段；這些發展會改變我們對人的品性及認同的傳統理解；這些發展將會顛倒現存的社會結構，深深改變人們智商、財富的比例以及政治進程。”
但福山口中的“人性”、“價值觀”等等並非是人類歷史上一以貫之的本質，它只屬於特定的歷史階段。倘若離開基因工程具體操作層面的東西而過度著眼於“人類中心主義”，那勢必也會以同樣的邏輯來反對有色人種、“他者”甚至女性，這類思想發展到極致，便和“技術樂觀者”一樣，容易引向另一種“霸權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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