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下午，网络就被一件事刷屏了，根据人民网报道，深圳南方科技大学的科学家贺建奎宣布，一对名为露露和娜娜的基因编辑婴儿于11月在中国健康诞生。这对双胞胎的CCR5基因经过修改，使她们出生后即能天然抵抗艾滋病，成为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
这个消息一出，一下就炸锅了，随后百名科学家联名声讨，说这个贺建奎博士，是为了出名，不顾伦理道德，打开了基因改造的潘多拉魔盒，后面可能会造成科学脱靶的风险，也就是不知道会有什么副作用产生，逻辑就是，如果基因改造不加以控制，那么可能会造出怪兽的风险。
随后人民网撤稿，医院和南方科技大学也矢口否认，认为跟自己无关。而从网上的舆论来看，基本陷入了争论，有一大半人认为这是魔鬼，必须要扼杀在摇篮里，基因一旦可以改造，那么就有人造人的可能，将让社会伦理道德完全丧失，全社会的人类道德底线也将不复存在，最重要的是，你不知道他有什么意外风险，是变成蜘蛛人，还是变成怪博士？
是成为咸蛋超人奥特曼，还是变成小怪兽这些都不确定。就好比控制不住核污染，就不能使用核能，否则可能会造成全人类的毁灭。而另外一小部分人则表示支持，他们觉得人类总要进步，任何的进步都是充满争议的，达尔文的进化论说我们是猴子变的，当时就引起了全社会的口诛笔伐，而哥白尼提出的日心说，更是被当时的教会势力定为十恶不赦，如果技术能够突破，造福人类，也没什么不好。我们也乐于看到在其他人身上的这种基因实验。比如根据这个贺建奎教授说，这个技术其实没什么风险，早就很成功了，只是全球的科学家都怕挨骂，所以才不敢去做。他也不想改造人类，只是想帮助孩子们预防疾病。他也只是一项治疗性技术，而他们也不会接受其他的什么改变肤色，改变人种，改变肌肉和大脑，那些人造人的要求。
人类现在面临的危险，就是自己玩死自己，就比如这种基因改造，一旦脱靶，可就再也拉不回来了，后面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情况，所以大家对此非常谨慎和保守，另外，反对者会更多来自于底层的民众，因为一旦这个潘多拉的魔盒被打开，那么对大家来说，最大的风险，其实不是脱靶，而是他真正的成功，比如著名物理学家霍金在生前就担心，一旦出现基因改造而成的“超人”，“没得到改造的人类”可能无法竞争，逐渐绝迹，或者变得“不重要”，人类会展开“自我设计”的竞争。换句话说，一旦基因改造变得成功，那么人类将彻底失去公平，赫拉利的预言将成为现实，一部分人会成为超级人类，而绝大多数人，将沦为无用之人。
纵观人类历史，尽管有出生，地域，财富，智力等等不公平，但是生命这个事基本上是公平的，即使秦始皇统一六国，他也不能实现长生不老，再伟大的人，再多财富，也得面临生老病死的生命循环，大家每天的时间也只有24个小时。
所以人类竞争的底层代码还是公平的，但是如果基因改写技术获得突破，那么有权有钱的人，将彻底脱离普通人的范畴，真正做到强大，并且长生不老，容貌美丽，智力和体力超群，还对疾病免疫，那么其他人还怎么竞争呢？生命一旦失去了公平，那么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讲，这才是最可怕的事情，这就意味着，你这一辈子再努力，也只是徒劳的。
就好比跑得最快的闪电博尔特100米用了9.58秒，但要是猎豹去跑，大概率会跑到6秒以内。正常的人类，如果有天赋异禀，也许可以打破博尔特的记录，但正常人再怎么练能跑过猎豹吗？根本不可能的。
虽然现在看起来还很遥远，但是目前奇点已经临近，从这次基因改编婴儿事件来看，说明医学和基因科学的进步程度可能超过一般人的想象，也许真像这个博士所说的，其实很多技术已经很成熟了，只是现在顾忌法律和伦理道德，更多的人不敢尝试而已。但科技就是这样，一旦他已经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你就再也收不回来了。总会有人得了重病，死马当成活马医，要求加入实验，也总有怪博士想出名，有好奇心。
所以这个趋势，光靠法律是挡不住的。就拿这次来说，也就是人民网爆出来了，所以才引出了这么大的风波，那么人家下次可能就悄悄的进村打枪的不要，那么谁又能知道呢？特别是有权有钱的阶层，我悄悄的进行基因造人，压根不告诉你们公众，结果又会怎么样？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说，人类走向大分层，将不可避免。说句诛心的话，留给你我这样的凡人，跟别人公平奋斗，公平竞争的时间并不多了。再过几十年，也许想努力，也没有机会了。
聪明而疯狂的“基因商人”
至此，似乎除了被推至风口浪尖上的贺建奎团队，其它稍有关联的人都已“撇清关系”，那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从公开资料来看，这个人的人生到目前为止都是顺风顺水：2006年本科毕业于中科大近代物理学专业，之后赴美深造，仅用5年时间就完成了美国名校博士到博士后的学业，28岁就当上了南方科技大学的副教授……他还有多学科交叉背景，在物理学、基因测序等方面均有所研究。
曾与他共事过的一位业内人士对界面记者评价道：“如果用三个词形容，那就是：聪明、疯狂、天才。他就是当代马斯克。”“白桦林”创始人白桦也回忆道：“他非常健谈，是非常聪明的一个人。”
学术之外，他也是一位参股7家公司的“基因商人”，他是其中6家的法定代表人、5家的实际控制人，总注册资本超过1.51亿。今年4月，他名下的“瀚海基因”靠售卖基因测序仪拿到了2.18亿的A轮融资。
而促成他从象牙塔到经商转变的可能是他在美国读书时的导师斯蒂芬·奎克，后者不仅是基因测序领域首屈一指的科学家，拥有“四院院士”的头衔，还是个拥有十多家公司的亿万富豪。在近两年的采访中，贺建奎就曾说过：“财富和科学可以共融。学者不一定坚守清贫才能有成绩，学术研究到商业应用，对于我来说才是最擅长的事情。”
从“预防”到“人种筛选”，潘多拉的魔盒已经开启
但从他的最新回应来看，这位商人擅长的可能不只是赚钱。
在美联社的报道中，他就多次强调自己进行此项实验的“社会责任感”，面对重重争议，他依然坚持不懈地强调自己的“良苦用心”：艾滋病人在发展中国家的处境太糟了，来自社会、工作、医疗等无所不在的歧视，将他们卷入了一个充满恐惧的世界。歧视加深了病毒感染的破坏性，雇主可能在员工感染HIV后解雇他们，医生则拒绝为他们进行治疗……
“我相信基因编辑疗法能帮到他们的家庭和孩子，如果实验产生了意外的副作用或伤害，我会感到和他们同样的痛苦，我本人会负起责任。”
“对于少数儿童，早期基因手术可能是治愈遗传性疾病和预防疾病的唯一可行方法。基因手术目前仍然是一种治疗性技术。为了他们，我愿意接受指责。他对这一切“笃定”而又充满信心。
有趣的是，学者王立铭表示：贺建奎所选择的实验对象可能和他的“宏大社会关怀”并不真的匹配，事实上，在只有受精卵父亲感染HIV但在长期治疗得到控制的情况下，健康的母亲只需在孕期注意防护措施，婴儿便能非常大概率地免受艾滋病毒的侵扰，由此看来，基因编辑所能起到的“预防”效果微乎其微，反倒是当“治疗”和“预防”之间的边界被打通后，之后的演化才是更令人担心的。
处于恐慌和焦虑中的大众难免会进入以下逻辑之中：
倘若感染者通过编辑基因“预防”艾滋病是合理的，那普通人是不是也有为自己的孩子“预防”艾滋病的自由？如果艾滋病可以预防了，其它疾病是不是也要提上日程？既然可以选择干预疾病，再发展下去是不是人类的其它体征也要得到满足？毕竟，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生下来就是高颜值、高智商的呢？进一步往下设想，倘若以上这些都可以实现，是不是会进入新一轮的“优生游戏”之中？到那时，掌握财富、权力的人势必会是第一批得利者，而越来越多的普通人怕是湮没在了历史的大潮中……
但不要以为上述对于“基因工程”的种种质疑是新时代的产物，事实上，“设计”更好的子孙后代的奇思妙想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已存在了。
历史学家福山早在上个世纪便在《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一书中探讨过以上问题，他写道：“（基因工程的）这些发展将会面临极大的争议，因为它们挑战了人们深为珍视的平等和进行道德选择的能力；这些发展给了社会新的控制公民行为的手段；这些发展会改变我们对人的品性及认同的传统理解；这些发展将会颠倒现存的社会结构，深深改变人们智商、财富的比例以及政治进程。”
但福山口中的“人性”、“价值观”等等并非是人类历史上一以贯之的本质，它只属于特定的历史阶段。倘若离开基因工程具体操作层面的东西而过度着眼于“人类中心主义”，那势必也会以同样的逻辑来反对有色人种、“他者”甚至女性，这类思想发展到极致，便和“技术乐观者”一样，容易引向另一种“霸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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