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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常 江、任海龍、楊奇光
是帶有獨特中國經驗色彩的數字女性主義
在社交媒體使用的過程中，使用者對於自己的頭像（虛擬形象）的選擇和設計，是其在互聯網空間中的虛擬人格的重要外在表現；在特定的文化條件下，也必然可以成為其一種帶有批判性色彩的自我表達。在中國，年輕女性是使用社交媒體進行表達和社會動員的最為積極的群體之一（Svensson，2016）。2014年9月至2016年3月，我們對北京、上海和廣州的73名年齡處於18-35歲區間的女性微信用戶展開了面對面的深度訪談。通過分析訪談資料，我們歸納出中國青年女性選擇和編輯社交帳號頭像的三種方式：自拍、合影以及旅行照片。
自拍：對女性氣質的合法化
自拍是在受訪者中十分受歡迎的頭像類型，幾乎所有受訪者均表明自己曾經或經常使用自拍照作為微信頭像，並從中獲得獨特的快感。很多人表示，自己曾經因為在社交媒體上發佈了了“比較裸露”的照片而受到父母或丈夫（男朋友）的批評，但這反而使她們產生了十分強烈的逆反心理。
在受訪者將各種形式的自拍照作為頭像的行為背後，有著一個共同的文化及心理動機，那就是對女性氣質的一種有意識的展示和合法化。受訪者深感女性身體在中國當代社會中受到種種不公平的約束，從而將頭像當作對這種約束做出反應的（虛擬）手段。儘管並非所有受訪者都打心眼裡認為既存的“男女不平等”的性別關係有什麼問題，如頗多人曾在訪談中指出“女人畢竟不是男人”，但幾乎所有受訪者都持有一個明確的共識：無論女性的身體還是作為女性這一性別身份核心的女性氣質，都有著天然的合法性，而這一合法性需要得到捍衛。
合影：對社會關係的重新定義
社會關係是社會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性別關係則是社會關係的重要構成。在現實生活中，除了女性與男性（尤其是父親、丈夫或男友）之間的關係，親情關係、工作中的上下級關係以及與同學和同事之間的關係也對女性的性別身份構成影響，並可能扮演著並不次於“女性-男性”關係的重要角色。將與他人合影的照片作為微信頭像，是一種緩解社會關係焦慮、獲得獨立性想象的重要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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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受訪者很喜歡將自己與未成年子女的合影，或自己與同性友人的合影作為頭像，但很少有受訪者會將自己與丈夫或男友的合影做頭像。在被問及原因時，她們給出的答案相當一致，那就是覺得“不好意思”，不希望別人認為自己是在炫耀自己有丈夫或男友。這種心理其實多少有些自相矛盾：一方面，絕大多數受訪者均認為“有丈夫或男友”是一種優越性，單身的女性多少有些“可憐”；另一方面，訪談也透露出，她們中有很多人又似乎並未從這種婚姻或浪漫關係中獲得比單身者更多的快樂，有些人甚至刻意在社交媒體上逃避乃至隱瞞自己已婚的事實。
在現實生活中，婚姻關係被視為界定女性身份的首要關係；而在虛擬世界裡，女性與未成年子女，以及女性與同性好友之間的關係則被置於最重要的地位。通過這樣的頭像策略，女性無聲地反抗了將婚姻視為女性身份內核的主導性性別結構。
旅遊照：對“中產階級女性”的話語建構
以自己與某些物品，尤其是奢侈品，以及在出國旅行時和國外的旅遊勝地的合影作為微信頭像，在中國的社交媒體世界裡往往是被指責的，被認為是在炫富。但對於很多女性社交媒體使用者來說，這已經成為一種日常行為。很多受訪者甚至表示，只要自己去國外旅行，就一定會在微信上傳旅途中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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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受訪者認為，這種“炫耀”行為固然可以讓自己收穫關注和滿足，但其實背後有著極為苦澀的原因：中國當代女性文化與西方消費主義有著難分難解的關係( Thornham and Feng, 2010)。消費主義是資本主義經濟高度發展的產物，在消費社會中，商品是否“合適”或“優質”往往擺在比較次要的位置，品牌、價格及可炫耀程度成了消費的主要標準，消費本身也成為一種獲得愉悅的方式。在消費主義文化中，個人的自我滿足和快樂被放到了第一位，因此，女性固然成為商品經濟的俘虜，她們同時也得以在這一過程中打破根深蒂固的“男女都一樣”的粗暴的平等主義話語，獲得了自身的相對獨立性。
總體而言，無論是對男女不平等狀況持強烈批判態度的激進女性主義者，還是心滿意足於殷實的家庭生活和穩定的社會地位的女性，均表達了一種共同的態度，那就是離開了有力的經濟力量的支持，女性很難獲得真正意義上的權力和快感。而通過將自己與奢侈品或旅遊名勝的合影作為頭像示人的方式，她們將這種自己所期望獲得的“中產階級女性”的交叉身份變成了一種能給自己帶來巨大力量的文化想象。
相較西方，當代中國社會的性別關係和性別身份受到國家話語的更為強有力的干預（Wang,Z. 2005）。通過訪談，我們發現，女性對微信頭像的選擇和設計，是她們在無所不在的國家話語的影響下，進行的一種既“審時度勢”又帶有鮮明妥協色彩的身份認同。
首先，中國自毛澤東時代形成的 “男女都一樣”“婦女能頂半邊天”的觀念，即使在市場經濟和消費文化繁榮發展的當下，依然有著政治和道德上的高度合法性。儘管受訪者普遍強調女性與男性有著生物和文化上的顯著不同，且這種不同需要得到尊重，但沒有人公開反對男女平等，以及女性擁有獨立的職業和經濟地位的重要性。中國年輕女性通過數字技術對自我身份和權益的表達是建立在對傳統社會主義性別話語既繼承、又反對的協商行為之上的。
其次，儒家思想在當代中國的復興，對於中國當代幾乎所有領域的話語實踐均產生了十分巨大的影響，性別關係和性別身份領域也不能免俗。儒家思想對“和”“大同世界”等烏托邦式的社會圖景的強調，以及對建立在人與人之間友善關係基礎上的穩定的社會發展路徑的推崇，使得中國女性在日常經驗中的自我表達不可能採取激進的、破壞性的話語策略。
最後，具有某些共同文化政治理念的中產階級正在逐漸壯大，經濟或階級意識融入了中國年輕女性的身份認同之中。已有一些研究表明，中國的中產階級的財富和社會地位在極大程度上受制於國家對市場的操縱和干預，這導致了這一階層自始至終體現出的深度的不安全感（Crabb, 2010; Goodman, 2016）。在社交媒體空間中，女性對那些能夠昭示其中產階級身份（或想象）的最直接、最外露的證據——奢侈品和外國旅遊照片——的過度展示，一方面也展現出她們通過中產階級身份獲得對獨立和自由地位的確認，另一方面也體現了中產階級對脆弱經濟地位的不安全感。
方興未艾的社交媒體，尤其是其提供的虛擬形象塑造的服務，為中國年輕女性的自我身份認同提供了必要的技術和文化支持。通過選擇和編輯微信頭像等數字方式，她們形塑和建構著一種既符合自身意願又符合其共同文化秩序的身份。這種數字表達與其說是出於“反抗父權制”或“爭取女權”這樣過於簡單的、西方的、口號式的訴求，不如說是通過一種溫和、理性但又極為堅定的姿態，促進社會向符合中國“和”文化的方向發展。
從這73名生活在中國的國際化大都會、接受過良好教育並擁有廣闊的國際視野的年輕女性受訪者身上，我們看到了一種真正根植於中國土壤的、帶有獨特中國經驗色彩的數字女性主義（digital feminism）：在儒家思想的熔爐之中，關於“平等”的革命話語最終與非政治化的“自由”話語相協調，通過突出以技術和文化為中介的女性經驗，創造出以“和”為最終目標的女性身份政治。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
（關於本文的更多信息，請參考Chang, J., Ren, H., & Yang, Q. (2018). A virtual gender asylum? The social media profile picture, young Chinese women’s self-empowerment, and the emergence of a Chinese digital feminis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21(3), 325-340.）
常江為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任海龍為北京語言大學高級翻譯學院講師，楊奇光為中國人民大學新聞與傳播博士生。
參考文獻：
Crabb MW (2010) Governing the middle-class family in urban China: educational reform and questions of choice. Economy and Society 39(3): 385–402.
Goodman D (2016) Locating China’s middle classes: social intermediaries and the party-stat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5(97): 1–13.
Thornham S and Feng P (2010) Just a slogan: individualism, postfeminism, and female subjectivity
in consumerist China. Feminist Media Studies 10(2): 195–211.
Svensson M (2016) Connectivity, engagement, and witnessing on China’s Weibo. In: De Lisle J, Goldstein A and Yang G (eds) The Internet, Social Media, and a Changing China.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pp. 49–70.
Wang Z (2005). " State feminism"? Gender and socialist state formation in Maoist China. Feminist Studies, 31(3), 519-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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