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月26日，在湖南省第十三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湖南省檢察院檢察長遊勸榮作年度檢察工作報告，再次提到了“除蟲護花”現在進行時的概念。
2013年2月，為主動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湖南省檢察院黨組在深入調研、認真研究的基礎上，果斷提出“努力使檢察機關和檢察工作成為良好發展環境的重要組成部分甚至標誌”的理念。隨後，湖南省檢察院精準發力，接連出臺了充分發揮檢察職能作用服務全省經濟社會發展、保障和服務扶貧開發、保障民生等一系列規範性文件，指導全省檢察機關解決為什麼服務、服務什麼、怎麼服務的問題。
為把黨中央、最高人民檢察院和省委的要求落到實處，湖南省檢察院在出臺《關於依法維護和促進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的實施意見》的基礎上，2016年4月，又制定出臺了相關配套機制，《涉企案件經濟影響評估制度》（又稱“除蟲護花”機制）便是其中最大亮點。其中提出，不能因為檢察機關不恰當的司法活動使地方的投資和發展環境受到損害，也不能因為檢察機關不恰當的司法行為使守法企業和企業家的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檢察機關既要“除蟲”，也要“護花”。
制度出臺後，“除蟲護花”的做法在三湘大地迅速落地生根。2017年1月，這一做法在中央政法工作會議上向全國推介，得到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批示肯定。
在湖湘文化中，“敢為人先”是至關重要的核心文化。清末愛國將領、湖南湘陰人左宗棠以“心憂天下、敢為人先”激勵自己，開國領袖、湖南韶山人毛澤東也以此為精神力量。
新中國成立後，黨內“聖人”羅榮桓擔任最高人民檢察署檢察長，他和最高人民檢察署黨組書記、副檢察長李六如，都是從湖南走出的中國檢察事業的開創者和奠基人，為新中國法治建設作出了巨大貢獻。
回顧湖南省檢察院的歷史，“敢為人先”的烙印也無處不在。1997年3月，湖南省檢察院成立全國首個瀆職犯罪偵查局；2006年9月，湖南檢察在省內推行刑事和解制度，也是全國之首；1991年，湖南檢察就開始實施“打虎拍蠅”的反腐敗策略；1996年查辦張德元案時，便已經萌生“兩長辦案”的想法……
汨羅江中，水遁詩人古魂淋漓；橘子洲頭，一代偉人風華正茂。歷史的片段給我們揭示了大氣磅礴的“敢為人先”的湖湘文化，40年來，它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湖南檢察的發展，也使得湖南檢察成為頗為值得研究的一個切面，從這切面裡，我們可以看到中國法治發展的40年。
湖南檢察的曲折歷史
湖南有檢察機關，始於清末年間。清宣統元年（1909年），清政府頒佈《各省城商埠各級審判檢察廳編制大綱》，確定了省城商，埠各級檢察廳的機構、編制等。未及實施，清朝滅亡。1912年，中華民國建立，同年4月，湖南省正式設立三級檢察機關。
及至今日，在漫長的時間長河裡，湖南檢察經歷了發展、中斷、恢復重建和全面發展等時期。
1949年，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最高人民檢察署同時誕生，各省級檢察署相繼建立。湖南省檢察署於1950年7月在長沙建立，湖南各級檢察機關相繼建立。1954年12月，檢察署更名為檢察院。1968年2月，湖南各級檢察機關由部隊實行軍事管制，後來被撤銷。1978年6月，中斷十年的湖南省檢察院恢復重建，並著手重建、新建地縣兩級檢察機關，檢察事業迎來發展的春天。
重建初期20年：
恢復社會治安，護航經濟發展
1979年7月，中國才有了第一部《刑法》和《刑事訴訟法》。湖南檢察機關重建後的最早期，檢察業務主要圍繞執行《刑法》、《刑事訴訟法》展開。
彼時社會經歷了“文革”的摧殘，“社會治安不穩定，刑事案件發案率高，重大刑事犯罪活動仍然突出，青少年犯罪還佔了相當大比例。現實情況告訴我們，對社會治安問題的嚴重性，對整頓社會治安工作的長期性和艱鉅性，要有充分認識。”恢復重建後湖南省檢察院原副檢察長田樹德在1980年湖南省檢察工作報告裡說。
從湖南檢察機關打擊刑事犯罪的案件類型中，也可以看出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的社會發展與經濟變化。湖南省檢察院恢復重建後第二任檢察長齊振瑛回憶，1988年任檢察長之前，他在長沙當市長，除了最開始處理的反革命類的犯罪，一些侵害人身財產安全的刑事犯罪開始增多，殺人、搶劫、強姦等。再後來，經濟犯罪也逐漸變多，投機倒把、詐騙、貪汙受賄等。
1981年，在湖南省批捕的全部犯罪嫌疑人中，殺人、放火、搶劫、強姦等嚴重刑事犯罪佔了34.7%，到1988年，這項數據增加到40%，體現了檢察機關打擊嚴重刑事犯罪力度的增加。而經濟犯罪方面，大案集中在糧食、供銷、水電、基建等領域，1984年至1988年，湖南檢察機關共查辦11699件經濟犯罪案件；1989年至1993年，這項數據增加到16278件。
“反腐為經濟建設保駕護航。”湖南省檢察院恢復重建後第三任檢察長張樹海回憶，當時有這樣的提法。而查辦嚴重刑事犯罪的目的，“使社會安定，人們安居樂業。”
重建後期20年：
與時俱進，敢為人先，葆有溫情
1999年年底，世紀之交時刻，湖南省衡陽市市委部署了一次“陽光行動”，要求行政機關及事業單位實行重大工程項目的招標活動全程公開，錄用提拔幹部公開招聘，辦事程序公開，領導幹部重大私人事項公開。
“四公開”的建議正是衡陽市檢察院發給市委的。在查辦衡陽市交通局原局長鄒大華受賄案後，通過解剖犯罪事實，檢察機關認為政府信息不公開是犯罪滋生的重要原因，因此向衡陽市委發出了檢察建議。彼時，距離最高檢頒佈《人民檢察院“檢務公開”具體實施辦法》不足一年，“信息公開”的思想便已經深入紮根在湖南檢察機關。
2006年10月，刑事和解制度在湖南檢察機關率先試行。這項於2012年寫入《刑事訴訟法》的制度最早由寧鄉縣檢察院開始嘗試。“刑事和解制度反映的司法精神，我認為非常值得學習。最高檢張思卿檢察長曾經對我說過一句話，檢察機關既要依法辦案，也要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刑法的目的是消除社會危害，刑事和解可以達到目的，同時還化解了社會矛盾，避免了更多刑事案件的發生。”湖南省檢察院恢復重建後第五任檢察長何素斌說。
“除蟲護花”是湖南檢察機關最新的能夠證明它們“與時俱進、敢為人先”湖湘精神的做法。現任湖南省檢察院檢察長遊勸榮表示，“除蟲護花”湖南檢察機關從微觀層面保護企業合法權益，服務經濟發展的創新之舉，面對經濟發展，“檢察機關也要培養政治經濟學思維。”
或許是湖湘精神的浸染，既能勇敢地與時俱進，又能實事求是葆有溫情，湖南檢察機關既開拓性地、一絲不苟地履行著法律賦予的職責，又尊重“萬類霜天競自由”的自然規律和事實基礎，把法治融入社會，融於生活。
湖湘檢察的精神核心
2014年10月，在長沙市芙蓉區紫薇路的湖南省檢察院大樓裡，首屆“湖湘檢察論壇”開壇，請來四川大學法學院教授龍宗智授課。昔日，理學家朱熹和張軾在嶽麓山上“會講”，而今，“湖湘檢察”在湘江邊上“論道”。
作為湖湘文化和檢察法治的融合，“湖湘檢察”精神核心是什麼？或許是“敢為人先”的勇敢，或許是“心憂天下”的胸懷。
在“敢為人先”方面，湖南檢察機關在檢察工作上有大量創舉，有的甚至在全國居首。
1997年3月，湖南省檢察院便成立了全國首個瀆職犯罪偵查局，湖南省檢察院恢復重建後第四任檢察長李志輝回憶，湖南省開展反瀆職工作比較早，瀆偵局成立以後，更加大了對瀆職犯罪的打擊。瀆偵局成立後第一年，湖南檢察機關便查辦了280件瀆職案件，包括正廳級幹部湖南省機械工業局原局長林國悌、湖南省工商銀行行長劉宜清的大案。
“法律，從來都不是冷冰冰，一個案件反映出的不僅是法律問題，還有社會問題，執法本身也反映社會的一面，用心辦案，可以感化人、拯救人。”湖南省檢察院恢復重建後第六任檢察長龔佳禾是刑事和解制度從試點到立法的推動者：“完成了一件令人倍感光榮的使命。”
其他一些現行的法治理念也可以在湖南檢察機關漫長的發展史上覓得蹤跡。
齊振瑛回憶，1991年，湖南檢察就開始實施“打虎拍蠅”的反腐敗策略。這源於他與時任最高檢檢察長劉復之在飛機上的一次對談。那時，齊振瑛苦惱於湖南檢察機關大要案比例不高，而劉復之回答他，有什麼辦什麼，大要案要重點去辦，小案子也不能放過。
1996年，張樹海帶隊查辦湖南省國際信託投資公司原黨委書記、董事長張德元案時，曾向時任湖南省高級法院院長詹順初提議一同出庭張德元案，後來因為種種原因未能實現，在那個時候，湖南檢察便已經萌生“兩長辦案”的想法。
“心憂天下”是湖湘檢察的另一個精神核心。
生為湖南人的毛澤東曾經親自聽取過一起案件的報道：天津地委書記劉青山、張子善案。對於是否判處劉、張二人死刑，毛澤東問過一句話，“要他們，還是要中國。”這句話透露出的是湖湘兒女“心憂天下”的情懷。
前不久，電影《我不是藥神》引發熱議，其原型“陸勇銷售假藥案”再次引起全社會廣泛關注。在湖南省檢察院的指導下，沅江市檢察院對陸勇依法作出不起訴決定，並及時公佈不起訴決定書和釋法說理書。遊勸榮認為，“當一位本性善良的公民陷入了涉罪漩渦之時，我們應當用司法活動詮釋法律的溫暖。檢察機關在作出司法決定時，必須堅持司法為民的根本立場，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踐行法律關於打擊犯罪、保護人民的精神。”這也是“心憂天下”的體現。
如同何素斌所說，她是一名女檢察長，她希望能像電視劇《國家公訴》中女檢察長葉子菁一樣，“別人怎麼評價，我無權代言，我只想像葉子菁那樣，真正做到‘立檢為公，執法為民’，離開崗位的時候問心無愧。”湖湘檢察的胸懷，莫過於此。湖湘檢察的未來，定是“芙蓉國裡盡朝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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