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老闆明明是整個公司裡最沒安全感的人，卻要讓全公司的人都有安全感。
老闆們每天忙著處理各種各樣的問題，有時候明明自己內心很崩潰，但是又不能表現出來，甚至很難找到可以傾訴的人。
有沒有某一刻，感覺自己堅持不下去了？
1
我不怕有萬人阻擋，只怕自己投降
2007年，安傳東第一次來北京，第一份工作是跟爸媽一起在工地搬磚。當時正值北京最熱的時候，沒有陰涼地，在太陽底下站5分鐘都受不了。幹了半個多月，包工頭跑路，他爸拉著他打110，說幾個農民工要跳樓討薪。
也就是從那時起，他決定在北京打拼出一席之地，用創業來證明自己。他為此苦讀，考上了中國人民大學。畢業後的他成了一個連續創業者，但也是個連續失敗者，曾經換過好幾次創業方向。
母親說，老家有很多人都過得比他好，買房買車的都有。而他，最近一次關閉公司，差點連工資都發不起。
父親讓他別再創業了：“咱窮人家的小孩出去創業，不像人家，比如說父母有根基，打得大好的江山。”
甚至安傳東的同事也並不完全信任他，在公司開會的時候，大家對人員招聘、產品模式等問題不斷爭吵，“我覺得你沒有想清楚”，同事大聲指出。
但是安傳東還是不認命，“我要是認可這個命，索性不如讓自己變得更強大一些，我的心可以變得很寬很大，我可以包容很多委屈，我想去扭轉像我這類人不公平的局面。”
低谷的時候，安傳東每天都在問自己，到底是怎麼回事？投資人說他的項目邏輯不成立，完全沒戲，但是他也不死心：“他否定了我的項目，但並沒有否定我這個人。”
如今，安傳東再次站在了創業的起跑線上，做浸潤式中小學古詩文閱讀軟件——席讀。他說，之所以選擇這條賽道，是因為經濟越不好，教育越吃香，“這次真的想清楚了。”
其實，安傳東的創業經歷正是千千萬萬草根創業者的縮影。正如五月天的《倔強》中所唱的那樣，“我和我最後的倔強，握緊雙手絕對不放，下一站是不是天堂，就算失望不能絕望！”
每一個拼命想要實現夢想的人都值得被尊重。命運有時看似不公，在某些方面卻也不失公允。比如創業途中，在各種艱難險阻所帶來的壓力和痛苦面前，人人平等。扛過去，你就更可能成為人生贏家。
2
資本面前，你的尊嚴還剩多少？
相比草根創業者安傳東，含著金鑰匙出生的90後商業精英戴威，也有著自己的痛苦和煎熬。
1991年，戴威出生在安徽淮南。在目前僅有的公開資料中顯示，他的父親曾任中國中鐵執行董事、中國鐵路工程總公司董事，還做過青藏鐵路的工程指揮。可以說，戴威從一出生，就在精英家庭中長大。如果不創業，也許他可以順利承襲父輩積累的資源，把99％的人秒殺在人生起跑線上。
然而，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糖，你永遠不知道下一顆是什麼味道。
2015年，中國迎來了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新時代。在這場創業熱潮中，ofo創始人戴威開啟了自己狂飆突進的人生。當時，幾乎每個投資機構都會看一看共享單車的項目，ofo和摩拜的份額基本靠搶。
那段時間，一波波的錢爭先恐後湧進ofo的賬戶。那時候，全公司上下都覺得只要贏就行了，根本不用考慮錢的事情。充足的資金讓ofo如同一頭猛獸，在中國乃至世界的角落橫衝直撞，幾乎所有城市都能見到小黃車的身影。
2017年，年僅26歲的戴威，登上了福布斯中國的30位30歲以下精英榜單。福布斯在報道中提到：“上榜者的故事精彩紛呈，這些年輕人都在用自己的力量改變世界。”那一年，戴威成為了整個中國都在津津樂道的商業精英。
然而，相比公司的成功，他更在乎自己的成功。從一開始，戴威就想掌握公司的絕對控制權。他的心裡一直有一個堅持，“終有一天，我們今天的ofo會和Google一樣，影響世界。”
但是，1991年出生的戴威，還沒有成熟到可以一個人拿主意。他帶領下的ofo，“朝令夕改”變成了常態。在公司的決策上，常常是幾天前想好了要做某個項目，幾天後又變成了要做一個別的項目。而且，人員的職責也不停地在變，甚至是聯合創始人都被調離過不同的崗位。
2017年夏天，悟空單車的倒閉暴露了這個行業脆弱的一面：極度燒錢，卻缺乏有效的盈利模式。隨後，多家共享單車陸續退場。
面臨這種形勢，幾乎所有股東都希望ofo和摩拜合併，只有戴威不同意，甚至向投資人喊話：請資本理解創業者的理想和決心!
然而，這份堅持最後變成了一份倔強，得到了資本的無情回應。一個人的獨舞，沒人為你買單。
2018年，資金重壓之下，戴威做了很多開源節流的嘗試，出售開屏廣告、收縮海外業務、試水區塊鏈等，但都沒能從根本上扭轉局勢。隨著4月份摩拜“賣身”美團，ofo和摩拜再無合併的可能。
他也曾考慮過妥協。他與滴滴、阿里接觸，但是談判至今沒有下文。有消息稱，滴滴給出的收購條件包括戴威出局，這顯然是他不能接受的。
2018年下半年，ofo先後爆出資金短缺，諸如1000多萬用戶等待退押金，員工發不出工資等負面消息不斷。而且，估值也一路下降，從最初的20億美元估值，一直降到10億美元，欠的錢已經累計達到60多億美金。負債累累的戴威，正在經歷人生的至暗時刻。
在資本面前，人的尊嚴還剩多少？又有多少創業者能夠在資本面前做到不卑不亢？就像北島的詩裡所寫：如今我們深夜飲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夢破碎的聲音。
3
找一個靠譜的合夥人，比找對象還難
如果說，一個人的獨舞太過任性，那麼，想找到合適的“舞伴”，也並不容易，即使是如今看上去風光無限的成功企業家們。
雷軍曾坦言，找人是創始人最重要的工作。在小米成立的第一年，雷軍曾花費了很大一部分時間去找人，其中搭建硬件團隊花費的時間最多。小米的幾個創始人都來自互聯網行業，不懂硬件也沒有硬件方面足夠的人脈。
“在第一次見到現在負責硬件的聯合創始人周光平博士之前，我們已經和幾個候選人談了兩個多月，進展很慢，有的人還找了‘經紀人’來和我們談條件，不僅要高期權，而且還要比現在的大公司更好的福利待遇，有次甚至談至凌晨，我和林斌（聯合創始人、總裁）都覺得快崩潰了。”雷軍說。
遇到不適合的合夥人，未免讓雷軍感到頭疼。但是，一旦出現符合公司發展的人才，雷軍也是非常惜才。
幾年前，小米剛成立的時候，為了找到優秀的人才，以雷軍為首的創始人團隊，經常輪番上陣和應聘者面談，“有時一聊就近10小時。中途憋不住會上個洗手間，但回來後繼續聊；午餐時定套餐，邊吃邊聊，後來聊到晚上11點多，直到我們認為的優秀人員答應加盟小米為止。”雷軍說。
2018年，成立8年的小米上市了，雷軍終於迎來了自己的高光時刻。只是不要忘了，看似風光的背後，是老闆們帶領團隊不為人知的艱辛付出。
4
有時候，只是想找個人聊聊天
與小米同一年上市的，還有戴科彬創建的獵聘網。
2018年6月，獵聘網上市了。從2008年辭職創業，到公司上市，他走過了整整10年。他回憶道，“2008年的時候我都覺得人生有點絕望了，當時不是我咬牙想堅持，是情況逼著我堅持。因為那一年金融危機之後，所有公司都不招人了，所有我想去的公司都沒有機會。”
怎麼辦？“只能自己硬著頭皮接著幹，砸鍋賣鐵地幹。那一年是最痛苦的。”他說。
2010年，戴科彬終於拿到了第一筆錢。但是，他卻沒有絲毫輕鬆地感覺，為了公司的長遠發展，他砍掉了當時最賺錢的線下獵頭業務——這個業務的利潤能達到300萬/年。當時，戴科彬承受著來自公司內外巨大的壓力。
經緯中國合夥人肖敏、也是戴科彬的投資人，曾講過這樣一個故事，“在2010年戴科彬最困難的時候，有一次半夜給我打電話，說他在高速收費站沒錢了怎麼辦？”
肖敏說，“你說怎麼辦啊，難道我現在給你送過去嗎？你找後邊的車主借一下唄。”
過了收費站後，戴科彬和肖敏一直聊了半個多小時。後來肖敏才意識到，“戴科彬當時並不是想要什麼答案，他只是想找個人聊會兒天，他是太孤獨了，不知道該聯繫誰。”
如今，絕大部分成年人都在“平靜”的工作、奮鬥，往往連崩潰都是靜悄悄的，因為他們知道，自己的殘局只能自己收拾。
如果你身邊有處在崩潰邊緣的朋友，請記得，一定要拉他們一把。要知道，身邊人的溫暖，對於他們來說，非常重要而且彌足珍貴。
5
我不知道該跟誰傾訴，甚至都不能表現出來
作為老闆，孤獨的時候，到底該怎麼辦？
至少，戴科彬還能以一種看似“輕鬆”的方式跟投資人聊一聊。其實，還有很多老闆，以一種更為沉默的方式，一個人默默應對著企業發展中的困境和坎坷。
不知道有多少人還記得當年的考拉班車？
在2015年資本寒冬裡，考拉班車是第一個被巨頭吞噬的項目。那一年，受股市持續震盪和嚴重創業泡沫的大環境影響，很多企業瀕臨倒閉或被收購。
成立於2015年3月的考拉班車，曾經有著非常不錯的成績。截止到當年8月底，日訂單達到5000單，上座率達到80%，用戶超5萬，班車線達到130條。
在被併購前的兩個月裡，創始人張敏找遍了所有可以想到的投資人，向每一位投資人瘋狂推薦考拉班車，但是互聯網出行市場的格局日漸清晰，沒有投資人敢出手。
“9月初，我幾乎到了絕境。只能做著最壞的打算、最好的準備和最大的努力。”張敏說，“我沒有讓團隊小夥伴們知道這些。”
一個人最痛苦而強大的時刻，莫過於懷揣著希望往絕境上走。9月7日，在滴滴程維的辦公室，張敏終於同意接受業務合併。
從程維的辦公室回到公司，張敏跟同事們一起去吃午飯。往日的就餐時間是大家最輕鬆的時候，但這一次，一個提前知道結局的人，選擇立即逃離辦公室。
2015年9月11日晚上7點，張敏在雨後的中關村街道上，揮手告別最後一班駛出站臺的班車，也送別了她的考拉班車。
張敏說：“沒辦法，我融不到一分錢。”
其實，考拉班車團隊成員都能感覺到公司面臨困境，但每次張敏跟投資人聊完，仍然要假裝出雲淡風輕。只不過這一次，這種假裝出來的平靜堅持到了盡頭。
很多時候，員工看到的是老闆的“輝煌”，他們認為錢都被老闆賺了，壓力和錢就是成正比的。但只有老闆自己知道，曾經無數個時刻，自己都是捉襟見肘挺過來的。你不敢停下奔波的腳步，因為前有狼後有虎，只能捨命狂奔，焦慮也如影隨行。
6
我也不知道結果如何，但是我願意賭一把
這種捉襟見肘甚至負債累累、無助彷徨的日子，企業家王石也曾經經歷過。
2018年，67歲的企業家王石在水立方舉行了一場名為《迴歸未來：到文明的源頭擁抱未來》的個人演講。演講中，王石一度淚流滿面。
他罕見地回顧了自己最初的創業生涯——“7000噸玉米的故事”。
1983年，32歲的王石來到深圳開始創業，第一筆單子是賣玉米飼料。那是一個萬元戶都不得了的時代，而當時的王石一個月已經能賺十幾萬。
當王石賺到30多萬時，發生了“肥雞丸事件”，雞飼料有致癌素，養雞場的小雞沒人要，這也導致現飼料廠不再進飼料，玉米也沒人要了。
王石回憶，“當時3000塊錢一噸的玉米，被我200塊錢當魚飼料賣了。不僅把賺的30萬賠進去，還淨賠40萬。”
80年代一下子虧了70多萬，他當時承受的壓力可想而知。“只能在崔健《一無所有》的搖滾音樂中，才尋找到力量，熬過漫長的黑夜。王石後來說。
但接下來他做了一個大膽的決定，將大連、天津、青島的玉米庫存一掃而光。
“我為什麼訂這些貨？現在回想起來就是賭。我就賭你香港人不可能不吃雞，當你要玉米的時候發現誰都沒有，就我有”，王石說道。
但是當貨船從青島駛出時，王石卻希望船被暴風雨打沉，“船沉了我有保險，還能有點保障，我實在擔心貨到了沒人要，所以寧願希望船沉。這時候我發現我心底的陰暗面。”我們無法想象，一個企業家產生這種念頭的背後，承受著多大的崩潰。
所幸的是，當時香港的《大公報》、《信報》給了一條信息，香港要吃雞了。而第一條到的船上載有7000噸玉米，到達港口時直接被兩個大飼料廠分了。
“多年後回顧，這算我人生的第一桶金。”王石說。
那些我們以為已經很成功很沉穩的人，其實也曾承受過甚至依然承受著痛苦的煎熬，勞累、孤獨、恐慌、迷茫甚至自我懷疑，在這些痛苦面前，人人平等。
2019年，想不想換一種生活方式，讓自己不再那麼疲於奔命？至少，在迷茫困惑，想要努力提升自己的時候，有人可以指點；在疲憊無助的時候，有人可以一起前行。
一個人能走多遠，關鍵是看和誰同行。有人說，優秀的人就像一團光芒，你和他們待久了，你就再也不想回到平庸和黑暗。沙丘學院正是聚集了這樣一批優秀的人。作為投資人和企業家的成長平臺，沙丘學院敞開懷抱歡迎各路精英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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