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法史上的隋代，並不因為其年代的短暫而在歷史上湮沒。恰恰相反，在僅僅三十八年的統治中，卻出現了南北書風融合的新局面：一方面繼承了右軍的筆法，另一方面又保存六朝碑刻的雄強古拙，並開始向工整規矩的方向發展，為唐代尚“法”書風的頂峰造極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但當時書名盛者卻很少，雖有智永，但他是由陳入隋的，且為南派；雖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諸家生於隋，而書名卻都顯於唐。因此，隋碑流傳下來的也就寥若晨星，比較優秀的當推《龍藏寺碑》。
《龍藏寺碑》，隋開皇六年（公元586年）十二月五日題刻，正書，碑通高3.24米，寬0.9米，厚0.29米；碑文分別刻於石的陽，陰，左側三面，陽30行，行50字；陰5列，列30字；左側3列，上列8行，中列6行，下列2行，右側無字，碑額楷書“恆州刺史鄂國公為國勸造龍藏寺碑”15字，結合碑文研讀，得知此碑是為恆州刺史鄂國公王孝仙奉命勸獎州內士庶萬餘人修造龍藏寺後所立的，原石今在河北省正定縣龍興寺（原龍藏寺）內。朱彝尊《曝書亭集》有一則記載：“真定府治東龍興寺，隋龍藏寺故址也，寺建於開皇六年（585）。宋太祖曾幸其地，寺重建於幹德元年（963），龍興之由更也。”由此可見，龍藏寺廢毀後，在其故址重建龍興寺。據《畿輔通志》可知，龍興寺一名隆興寺，又名大佛寺，隋開皇六年建，初為龍藏寺。兩者是可以對應的。
隋朝統一南北後，隋文帝為了維護統治，重視文治，奉佛尊儒，優禮學者，曾“詔購求遺書於天下”，重振了長期處於沒落的儒家思想，“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出現了政治開明，經濟繁榮，在文化上有新氣象。583年，由秘書監牛弘上表請派遣使者到各地搜訪異本，“每書一卷，賞絹一匹，校寫既定，本即歸主。於是民間異書，往往問出”。朝廷甚重書法，秘書省“加置楷書郎員二十人（從九品），掌抄寫御書”。在僅僅38年的統治中，承襲了魏晉六朝餘風，理清了用筆與結體之理，出現了南北書風融合的新局面：一方面繼承了右軍的筆法；另一方面又保存六朝碑刻的雄強古拙，並開始向工整化方向發展，為唐代尚“法”書風的登峰造極奠定了基礎。篆、隸逐漸式微，獨楷書盛行於世，楷書成為一種極其規範化的標準書體，影響深遠。《龍藏寺碑》就是在這個時期產生的。隋碑屈指可數，首推《龍藏寺碑》。有人說它為《九成宮》、《孔子廟堂碑》開了先河，有人說此碑為襯遂良、薛稷書法風格作了鋪墊。楊守敬說：“細玩此碑，正本沖和處似永興，婉麗遒媚處似河南，亦無信本險峭之態。”康有為將此碑與唐碑的關係總結為：“蓋天將開唐室文明之治，幫其風氣漸歸於正，歐陽公謂有虞、褚之體，此實通達時變之言，非止書法小道已也。”可見初唐諸家大多從此萌芽。受其影響最大的應是褚遂良。褚的《雁塔聖教序》、《孟法師碑》等與此似乎有著明顯的淵源關係。因此可以說，《龍藏寺碑》集北碑之眾長，開初唐一代新風，屬於“承前啟後”的不可缺階段。
《龍藏寺碑》有“隋碑第一”的美譽，雖碑未署書者姓名，但楷法精美，氣象和穆，出自名人之手當是無疑的，故歷來被書家們所青睞，前人大部分談論《龍藏寺碑》承前啟後的意義，存六朝之遺韻，開唐楷之先聲。《龍藏寺碑》首先見著錄於歐陽修的《集古錄》，爾後有阮元、包世臣、楊守敬、康有為等諸學者、書法家作了品評。六一居士（歐陽修）認為此碑“字法遒勁，有歐，虞之體”；阮元斷為“直是歐，褚師法所由來”（見《南北書派論》）；包世臣更以“《張猛龍》足繼大令，《龍藏寺》足繼右軍，皆於平正通達之中，迷離變化，不可思議”（見《藝舟雙楫》）的評價極力推崇，並斷其為智永所書．然而楊守敬以為智永名貴謹嚴，此則瘦勁寬博，故自不同；康有為對此碑評價最高，一個“隋碑第一”（見《廣藝舟雙輯》)的佳譽把它推到了隋朝書壇的泰斗地位。《龍藏寺碑》在他的《廣藝舟雙楫•碑品第十七》中列入“精品上”第五位，《張猛龍碑》第一。“《龍藏寺碑》秀韻芳情，馨香溢時，然所得自齊碑出者，齊碑中《靈塔銘》《百人造像》，皆於瘦硬中有清腴氣。《龍藏寺》變化，加以活筆，遂覺青出於藍耳。”（見《廣藝舟雙楫•餘論第十九》）論述了它的師承，取法於齊碑。除此之外，評價《龍藏寺碑》的還有很多，現拈出數則：黃雲認為觀此碑，“知歐虞褚薛公衣缽相承”；莫友芝認為此碑與唐“王居磚塔銘皆一家眷屬。前輩至謂磚塔乃集此碑字為之，固不必然，亦可見波瀾莫二矣”。可見這些實言不虛的中肯評價是來自內心的體悟。再如張宗祥的“其拙處如小兒學書，其勁處雖善書者不能及”（見《書學源流論》）。故知《龍藏寺碑》在整個書法史上的地位是不可忽視的，就連大名鼎鼎的唐大書法家柳公權所書的《神策軍碑》也沒有這份殊榮。
在欣賞和研習《龍藏寺碑》時，要達到更好地撐握此碑書風應注意以下三點：
一、方圓兼具，藏露合一，動靜結合的用筆。《龍藏寺碑》刻立於南北文化融匯的隋朝。在起筆上，已不再像《始平公造像》等諸北碑那樣一味方正，也沒有《崔敬邕墓誌》一味的圓筆，而是把方圓融為一體，形成藏露合一的線條，使筆畫顯得更加挺拔勁秀，粗細變化恰到好處，為初唐諸家書風的形成鋪開了先路。碑中時而出現行書的筆意，使《龍藏寺碑》的楷書靜中寓動、動靜結合。
二、疏朗端雅，方正寬博的結體魅力。它變北碑的欹側為端莊，變右肩聳、左腳展的北派結體為基本保持均衡平直，左腳收斂，右肩自然放置有別於前代的形體。碑中字形較扁，長橫平穩，有些字還出現隸書的雁尾如“方”。我國漢字的形體變遷到漢代的隸書，可能說是“赴便捷”了，由漢代到魏晉南北朝，是逐漸向楷書的過渡階段，至隋代才基本完成，這樣漢字形體就基本固定。《龍藏寺碑》中正寬博，和穆凝重，完全保存了六朝碑刻的氣度。褚遂良《孟法師碑》、敬客《王居士磚塔銘》甚至張旭《郎官石記》，都承延了《龍藏寺碑》的香火，它們在結體上幾齣一轍。
三、“寄靈秀於質樸，寓蘊藉於淡雅”（王壯弘語）的風度。以北碑書風為基調，融入南方遒潤的《龍藏寺碑》，在書法發展史上別具一格，質樸之中有靈秀，蘊籍而俊逸，貌若溫和寧靜，行筆剛勁放縱，翩翩有致。既繼承了魏晉書法的灑脫俊逸，又保存了北碑的質樸，可以說是既吸收前人之精髓，又開導了唐風的先河。
談到這裡，不妨略窺一下隋人的文化思想：在六朝時代，被後人康有為喻為“無所不備”的北碑諸造像，都是一般庶民崇佛思想的見證；而處於同時期的南方，則遊學於大自然，談“玄”論道，使其書法形成獨特的晉韻。隋朝統一南北後，封建帝王為了維護階級的統治，重振了長期處於沒落的儒家思想，“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在這種創作思想影響下的短短三十八年中，就開創了一代文質彬彬的新書風。
“融南北之精華，以達到中和的境界”（沈浩《隋代楷書論》），《龍藏寺碑》就是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誕生的。端莊且靈秀，凝重而不板滯；寬博又緊約，疏朗而不顯鬆散，“薈萃六朝之美”（見康有為《廣藝舟雙楫•取隋第十一》）所以它在整個書法演變史中有“上接兩晉籠罩三唐”（見楊守敬《學書邇言》）的特殊地位。
蕭散子
閱讀更多 天才神筆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