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阜“三孔”里名碑繁多，洋洋大觀，足可以和西安碑林相媲美，可謂中國的一座碑林博物館。但有一塊碑尚未引起世人尤其是書法界同仁們的足夠重視和青睞，那就是矗立於孔廟奎文閣院內、刻立於明代成化四年的《成化碑》。
走進世界上最為古老的廟宇之一曲阜孔廟，穿過由清高宗親筆題寫的門匾“聖時門”、“弘道門”、“大中門”，在奎文閣院“同文門”的東側，有著“孔廟第一碑”之稱的《成化碑》便矗立在眼前。《成化碑》全稱《御製重修孔子廟碑》，刻立於明朝成化四年(1468年)，故通常稱為《成化碑》。1464年，明憲宗朱見深即位，翌年改元成化，即位之年便下令重修曲阜的闕里孔子廟。成化四年竣工，《成化碑》即立於此年。碑身與碑額通高7.7米，碑身寬2.2米，厚約0.5米；刻有十分規整的23行正楷大字；碑額部分精雕細刻有盤龍旭日。碑身下有高1.25米的龜趺(贔屓)，刀法精湛，栩栩如生，顯示了中國古代絕佳的石工雕刻技藝。
《成化碑》的內容主要是褒揚與讚頌“孔子之道”。碑文開頭即說：“朕惟孔子之道，天下一日不可無焉。何也?有孔子之道，則綱常正而倫理明，萬物各得其所矣。不然，則異端橫起，邪說紛作。綱常何自而正，倫理何自而明，天下萬物又豈能各得其所哉。是以生民之休慼系焉，國家之治亂關焉。有天下者，誠不可一日無孔子之道也。”接著，碑文又對“孔子之道”進行了闡述：“蓋孔子之道，即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載於六經者是已，孔子則從而明之，以詔後世耳。故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使天不生孔子，則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後世何從而知之?將必昏昏冥冥無異於夢中，所謂萬古如長夜也。由此觀之，則天生孔子，實所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者也。其功用之大，不但同乎天地而已。噫，盛矣哉!誠生民以來之所未有者!”
眾所周知，在先秦時期，孔子所創立的儒家學派僅僅是諸子百家中的一個流派，孔子去世後，在孔子弟子及其後學的發揚光大之下，儒家成了諸子學說中的一枝獨秀。到了西漢武帝時期，為適應其加強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統治的需要，“罷黜百家，表彰六經”，儒家思想被定於一尊，成為“顯學”。孔子及其儒家思想更是成為統治階級的思想文化武器。東漢末年以來，道教產生，佛教傳入，從此，儒、佛、道三教合一，既排斥，又融合，貫穿於魏晉隋唐的社會歷史之中。然而，儒家思想畢竟適應了中國傳統的宗法農業社會，所以，總體來講，不論社會經歷了怎樣的盛衰隆替，孔子和儒家的思想一直佔據中國傳統政治思想的主導地位。明朝以後，明太祖朱元璋十分注意利用孔子和儒學，正如成化碑碑文中所說：“迨我祖宗，益興學校，益隆祀典，自京師以達於天下郡邑，無處無之，而在闕里者，尤加之意焉。故太祖高皇帝登極之初，即遣官致祭，為文以著其盛，而立碑焉。太宗文皇帝重修廟宇而一新之，亦為文以紀其實而立碑焉。”明初尊孔，不僅在天下提倡儒學，更對孔子後裔加以優渥，到孔子故里進行祭祀，其後，明代其他帝王也紛紛效仿。明憲宗即是如此，他“嗣位之日，躬詣太學，釋奠孔子。復因闕里之廟，歲久漸敝，而重修之”。工程完畢之後，自然也要立碑，向天下昭示其尊孔之意。對此，明憲宗自白道：“嗚呼!孔子之道之在天下，如布帛菽粟，民生日用不可暫缺。其深仁厚澤，所以流被於天下後世者，信無窮也。為生民之主者，將何以報之哉?故新其廟貌而尊崇之。尊崇之者，豈徒然哉?冀其道之存焉爾。使孔子之道常存而不泯，則綱常無不正，倫理無不明，而萬物亦無有不得其所者。行將措斯世於雍熙泰和之域，而無異於唐虞三代之盛也。久安長治之術，端在於斯。”碑文最後說：“用是為文勒石，樹於廟庭，以昭我朝崇儒重道之意焉。”這樣，《成化碑》之立，其用意昭然若揭。
《成化碑》是明代著名的碑刻之一，被世人稱之為孔廟第一碑，一是此碑文為朱見深皇帝親自撰文，對孔子評價最高，他用大白話告訴世人，“朕惟孔子之道，天下一日不可無焉，何也？有孔子之道則綱常正而倫理明，萬物各得其所矣”。其次是《成化碑》通高7.7米，寬2.2米，為孔廟最高大一幢御製石碑。同時《成化碑》的正楷書寫十分規範化，標準化，精湛引人。歷代對其筆法素有“著稱於世”之評語。按照古代碑刻通例，《成化碑》未署書者姓名。2010年10月，在溫州召開的“弘一大師遺墨研究暨浙南書學研討會”上，有浙江溫州人考證稱山東曲阜孔廟前的《成化碑》的書法出自溫州瑞安書法家姜立綱之手。考證者溫州龍灣區文聯副主席陳佐，經常出沒荒山野林拓墓碑，在山間偶然發現名家遺墨，姜立綱的字亦在其中，從此留意研究他的字體及生平。姜立綱幼年即能作徑尺大字，七歲以能書入翰林院充秀才。天順七年僅二十歲的姜立綱被授於中書舍人，歷經正統、景泰、天順、成化四朝、一直供職於中書科專門為皇帝譽錄詔旨。明代“中書舍人”是皇帝近臣，他們在以書寫辦事時，都要按照皇帝的審美觀和筆墨意志行事。姜氏楷書法度謹嚴一絲不苟，是在沈粲的基礎上，參用歐、柳、趙之意，結構更加方正整齊。明《孝宗實錄》記載：立綱書法為一時所重，而小楷尤精，凡進諸書及大制詔，多其手錄。法書行於天下，稱曰姜字。此時姜立綱以書法聞名當朝。
何喬遴《名山藏》記載：姜立綱書體、自成一家，宮殿碑額多出其筆。日本國門高十三丈，遣使求匾，立綱為書之，其國人每自誇曰：此中國惠我至寶也。其影響之大，於此可見一斑。“因此在為《成化碑》選書寫者，憲宗皇帝絕不會請一位地位低下、書法一般的人應付了事，而姜立綱是當時中書舍人的代表，又是憲宗皇帝的近臣，由憲宗皇帝親自撰文，姜立綱奉敕書寫《成化碑》顯然是最完美自然而然的選擇。”陳佐這樣推斷認為。
陳佐還將《成化碑》與《敕賜觀音禪寺碑》書法進行比較分析道：“《觀音寺碑》於成化五年姜立綱奉敕為觀音禪寺記書丹。書寫時間與《成化碑》相差僅只有七個月之久。將二件作品放在一起比較，書寫風格相同，幾乎如出一轍。特別是筆法、間架結構均為觀音寺碑書不分伯仲。”
此說只能聊備一說，更有說服力的考證還有待進一步的發掘、研究。但從書法藝術的角度上看，《成化碑》結體工整，端莊渾穆，一絲不苟，嚴謹敦厚，堪為明代楷書之冠。
蕭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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