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許多國內觀眾而言，《我不是藥神》應該就是多年來我們一直眼饞“別人家的孩子”式的那種電影，就是那種能用成熟的類型片手法完成一個豐沛飽滿的故事、並且富有現實意義的電影，那種我們所謂的韓國和印度不斷在拍的“能改變國家的電影”。現如今，我們自己終於也拍出了這樣的電影。
因為這層特殊的意義，《我不是藥神》註定會在這個暑期檔被長久地討論，其討論的範疇，也註定不會止於一部電影的層面，而會向種種現實議題和體制問題延伸。
天價的專利藥，只是一個窗口，龐大社會里的一個細微病灶，但是通過這個窗口，這個病灶，我們能夠想象的，是與其殊途同歸的種種問題。
這並非一個表面上的“法理”和“情理”二選一的問題，而是一個更復雜難解的“一個不夠合理的體制”和“一個有過錯的個人”孰是孰非的問題。
如何能夠既保障企業有足夠的動力繼續研發新型藥物，又能讓普通人享受新藥的福利，則是一個遠比“程勇案”複雜得多的長久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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