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兆銘，祖籍浙江山陰，出生於廣東三水，字季新，筆名精衛，因此歷史上多以“汪精衛”稱呼。汪精衛小時候父母早亡，十三四歲時只得跟同父異母的長兄汪兆鏞生活，在這種寄人籬下的成長環境中，歡樂的氣氛極少，這種年長月遠的境遇，對汪精衛的性格起著根本性的塑造作用。
在他們一家人中，無論是他的父親汪省齋，還是他的長兄汪兆鏞都是讀書人，可以說一家子人的儒學文化氛圍還是比較濃厚的，年輕時的汪精衛也表現出了過人的才華，他精通四書五經，並且在1902年3月參加廣州府試時，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取了秀才。正是由於家庭以及社會的這種大背景下，使得早年時期的汪精衛與大部分人無異，是一個深受儒家文化薰陶的舊式中國人。
1903年汪精衛以優異的成績，獲得官費赴日留學的機會。1905年汪精衛在日本見到了孫中山，並加入了新興的同盟會，還參與了同盟會各項重要章程的起草工作。同年8月汪精衛被推舉為同盟會評議部評議長，可以說是革命的元老。1906年從日本畢業回國之後，拒絕為清政府服務，始終跟隨在孫中山左右，積極地宣傳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思想，還多次參與革命黨的地下行動。1910年1月與黃復生等抵達北京，暗中策劃刺殺攝政王載灃，事後汪精衛被捕，判處終生監禁。在獄中決心以死報國，賦詩“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一時汪精衛成為了一代青年的楷模。
後來汪精衛死裡逃生，但是這次被捕對他心理的打擊是致命性的，在很大程度上也影響了汪以後的政治生涯。 1925年7月1日，國民政府成立，汪精衛任國民政府常務委員會主席兼軍事委員會主席、宣傳部長等職。在孫中山臨終前，預立了三份遺囑，這三份遺囑是《遺囑》、《家事遺囑》和《致蘇聯遺書》。前兩份遺囑由孫中山口授，汪精衛筆錄，可以說汪精衛是根正苗紅的革命接班人。但是後來在與蔣介石的政治鬥爭中，表現出了很嚴重的妥協性，這是他致命的弱點，也是他不能完全領導國民政府的主要原因。
1937年抗日戰爭一開始，汪精衛就被自己的恐日情緒所壓倒，最終倒向日本人，筆者認為汪的這種舉動是有多方面原因的。其一便是汪精衛對抗爭缺乏系統性的認識，盲目的認為中國不是日本的對手。其二汪精衛的猶豫不決使得他經常被手下人所擺佈，比如周佛海策劃高宗武、梅思平與日方今井武夫、犬養健訂下“重光堂協約”時，汪精衛並不知曉，等到事後周才告知汪精衛。其三汪精衛的妻子陳璧君在投日的決定中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陳璧君是個勢力心極強的女人，他不滿汪精衛久居蔣介石之下，一直謀劃從蔣介石集團分離出來單幹，很多時候汪精衛自己拿不定主意，陳璧君就自己擅自幫汪精衛做決定。
在汪精衛降日前夕，周佛海和陳璧君就拉著汪在這條道路上越行越遠。後來在日本人的庇護下，汪精衛在南京搞起了和平運動，有人問他：“我們搞和平運動的目的是什麼？”汪精衛說：
“這次和平運動是救國，關鍵是解決好中日關係。現在的形勢說明中國打不下去，打下去最後只能是國民黨垮，中國最後歸共產黨；退一萬步說，假使日本失敗，國民黨也要垮臺。中國除了和平，沒有別的出路。我主張與日本講和是給全國做個示範，內則完成中華民國建設，實現國父孫中山之遺願，外則負保東亞之責，實現國父之大亞細亞主義。當前是要把國民黨失敗丟掉的地方收回一點，儘快實現還都組織政府，進一步搞好和平反共救國”
極力鼓吹東亞和平的謬論。
筆者認為，汪精衛就最終行為結果上來看，是為人所不能接受的，但不可否認的是汪精衛是有自己一套獨特想法的，正如美國斯坦福大學歷史教授約翰·亨特博伊爾在《中日戰爭時期通敵內幕》一書中稱：
汪政府和維希政府相似，“當他們認為軸心國會取得勝利時，他們設法為自己的國家在“新秩序”中取得一席較為有利的地位。當戰爭勝利誰屬已經沒有把握的時候，他採取哄騙、拖延的辦法來避開日本的勒索，並且多少為自己的管轄區保持一些自治的模樣。”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走投無路的日本人不得不對汪政權的勢力重視起來，“汪就越來越有可能為同胞爭取到生存保障，拖延敵軍進攻。在享有中國物產和資源方面同日本人競爭。在汪看來，簽訂一些協定和條約，都是一種競爭的方法。一旦戰爭結束，假如同盟國獲勝，反正這些條約也不過是一堆廢紙而已”。
汪出走時留函給蔣說：從此以後他要挑起較重的擔子，讓蔣挑較輕的。究竟這封信有沒有感動過蔣則很難說，但是汪在此後六年的餘生裡，的確是挑起了很重的擔子，這一點是十分明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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