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林中，浙江諸暨人。現任富潤控股集團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趙林中
我是社會大學畢業生
中新社 柴燕菲 江 耘 趙曄嬌
改革開放是好的。這麼多年下來了，讚歌是要唱的，但是調子不要唱得太高。經驗要總結，教訓也不是沒有，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
我是一個從來沒有讀過大學的人，但是我經歷了很多。有時候想想，年齡代表著一種經歷，真是個好事情！
我現在60多歲了，看看現在的大學畢業生，再回首我的經歷，我可以說我讀的也是大學，是社會大學。因為，我在社會經歷得多了，是一種財富。現在的我可以這麼說：我們曾經的經歷，你們現在年輕的一代沒有經歷過。
圖為趙林中
我這樣的人，按20世紀60—70年代的講法就是“根紅苗子正”，那時還有成分出身，我至少不是地主、富農出身，惟一的問題就是一個嫡親的堂哥逃去臺灣了。
那時沒有機會讀書，於是我十幾歲就到了農村，16週歲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一個公社裡兼職團委副書記，主職是農民。
1971年，公社裡有個手工業社要招會計，我就去當會計了，每月工資是30元，全年360元，很不錯了。這是我脫離農民的第一步。
記不清是1975年還是1976年，我積極爭取工農兵大學生的資格，連我在內，公社總共推薦了三個人，但是最後還要淘汰一個人，結果我被淘汰了。雖然這是很早以前的事，我現在想起來還要流眼淚。
在推薦的三個人裡，一個是烈士子女，一個是公社革委會副主任女兒，就我一個沒有背景。不過，那個時候我已經是公社團委副書記還是黨員，各方面都很出色。我和烈士的子女是正式被推薦出來的。
不過，公社革委會副主任是有經驗的，他知道當上“工農兵大學生”就變成城市戶口了，一步之遙，是不得了的事情。他也知道總共就兩個名額，烈士子女是肯定要被照顧的，自己的女兒要當大學生就必須擠掉我趙林中。所以他寫了一封信給諸暨縣招生辦公室，信的題目是“趙林中毒藥長江”，很聳人聽聞的。
“毒藥長江”是件很好笑的事情。一天，公社血防員對我說“滅釘螺的藥要運過來了，你們手工業社的天井借我寄放幾天”，我就同意了。
後來公社衛生院院長、供銷社社長知道這件事情了，就對我說，“林中小鬼，滅釘螺的藥藥魚很好的，你有天井的鑰匙，你拿點藥出來我們藥魚去”。我年紀比較輕，覺得挺好玩的，也就稀裡糊塗地答應了。
藥魚那個晚上，我們在上游投藥，等魚被藥暈了，就到下游找個合適的位置等著抓魚。但是水太急了，被藥倒的魚都流到下游才翻了白肚。我們折騰到將近天亮，一條魚也沒有抓到。結果下游牧牛的村民倒抓了很多魚。後來這件事上報到公社，公社認為是上游有人藥魚。
事情一查，很快就查到藥是我拿出去的。這件事情過去後，我也沒放在心上。後來到了推薦工農兵大學生時，北京外語學院的招生老師打電話到公社找我去談話。談完話後，很多人都來祝賀我，說北京外語學院以後出來是要當外交官的，所以就要來找你談話，看看你的長相，看看你的腦子靈不靈。好了，
我就開始做夢了：第一，我要變成城市戶口了，第二，我不用待在這裡了，一下子就上升到北京去了。公社革委會副主任知道這個事情後，認為他女兒肯定危險了。於是，他便寫了那封信,他認為這溪水是流到錢塘江，最後流到長江裡的。
最後我到北京讀大學的夢就被這封信給破滅了。
後來，“四人幫”粉碎了，政治形勢發生變化。我被調到縣二輕局。到了二輕局後，我負責出簡報，簡報被浙江省第二輕工業廳的領導看到後，就想抽調我到省廳政治處工作，省裡為此發了三道調令。這時我的心又被吊起來了，我想要是北京去不了，去杭州也是好的，省裡的人還對我說可以解決城市戶口。不過，那個時候縣二輕局一直不放人。
為了能夠到杭州，能夠把農村戶口轉為城市戶口，我去了局長家。到了局長家，我說局裡對我很好，但是我到杭州後我就可以轉到國家戶口了，能直接領糧票了。局長當時很驚訝，說你竟然還是農村戶口，那你在我們這裡轉轉就好了。
局長話雖這麼說，但是我根本不相信，因為那時轉個城市戶口實在很難。沒想到，幾天後局長讓我填寫了幹部履歷表。填完這個表後，我才知道自己被轉為人民武裝幹部了，不僅戶口轉了，還成了國家幹部。
1984年，我又被調到諸暨縣委辦公室，幹了兩年。但那個時候有個說法：“有文憑的要補水平，有水平的要補文憑”。當時有個機會考幹部專修學校，可是我們這代人，真是生不逢時，趕上“文化大革命”，沒有多少基礎。語文考了80多分，那算是好的。數學呢，考了28分，也是蒙的，因為有選擇題。
考不上，就沒辦法了。但在縣委辦公室待著太寬鬆了，沒有壓力的，每天中午還有午休，午休這個毛病到現在都還沒有改過來。那時，我給一個領導當秘書。有一次，他請我們這些身邊的人到他家裡吃飯，也喝酒，藉著酒勁我們幾個年輕人就說，書記你的年齡也大了，趁你在位的時候，也給我們提一下。因為當時，領導提拔身邊秘書的情況也是有的。但領導說，這個問題他也想過，但他要保持好晚節。當時我們的心裡就有數了。
有一次，我們幾個人在私下議論，如果這樣下去，還不如去企業幹。那時的國有企業也是很厲害的。大家七嘴八舌地說了自己想去哪個哪個廠。問到我的時候，我說，第一志願是到諸暨絹紡織廠當黨委委員，也可以兼一個工會主席。第二志願是到諸暨毛紡織廠當黨委副書記，我想上面還有書記，沒太大壓力，應該能勝任的。當然我們那是私下裡講講，國有企業的領導，也像國家幹部一樣，是要組織任命派遣的。
真的是沒有不透風的牆，我們私下裡的講話被縣委辦公室的一位主任知道了。有一天，領導找我談話，“聽說，你想到企業去”。後來又說到國營諸暨針織廠領導要調整。當時，我只是心裡想，我的理想是去絹紡織廠、毛紡織廠這樣大一點的廠，諸暨針織廠聽都沒聽見過。而且以為是領導隨便跟我聊聊，實際上組織上已經決定了。過了些天，計經委領導對我說，趙林中，我陪你到一個地方去走走！那時，陪領導去企業還是蠻多的，所以就和他一起騎自行車去了。
針織廠在一個小弄堂裡，地方很小，廠房、宿舍全在裡面了，人稱“七十二家房客”。兩層的辦公樓，一樓二樓間有個廁所，好臭啊！到了辦公室，計經委領導叫了幾個人，隨即拿出文件說，“今天我是陪趙林中到這裡來上任的……”
當時我的腦子一片空白，就感覺是領導把我騙過去的。後來才知道組織程序是允許的，因為我是共產黨員。
那也能叫廠啊？那時居民的豬、雞都是放養的，就在廠門口晃悠。大門前面是浣紗江，江邊住著三個乞丐。天好的時候廠門是廠門，洪水來的時候，廠門就變成閘門，洪水一過，全是黃泥和垃圾。
當時，我一點準備也沒有，不過去了針織廠之後，我沒有再動了，一直在這個廠做到今天。
當時的諸暨國營針織廠在一個弄堂裡，在諸暨沒什麼名氣。那個時候有百來個員工，300多萬元資產，300多萬元負債。組織調我過去的主要任務是扭虧為盈。
既然是組織安排的，我就好好做。我到廠裡第一件事就是開了個會，我說的第一句話就是表決心：“我既然來了，頭髮披散了。”諸暨話的意思就是豁出去了；第二句話：“這個不到100人的國有廠，我聽說你們都有關係的，但是人人都有關係等於沒有關係”。意思是，我不來管你們，我只管工作。”
開完會後，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全廠大掃除。因為，我到這個廠第一眼就看到一頭母豬在大門裡轉悠著，而且通往二樓辦公室樓梯口的那個廁所，不管誰來都要先聞臭氣。我就說把廁所關了，再宣佈母豬不準進廠。這種做法和海爾的張瑞敏差不多，他進海爾首先說的就是“不準隨地大小便”。你們不要笑，這是那個年代的真實寫照。
圖為諸暨針織廠首屆職工代表大會
當時上面還派了一個整頓小組來幫助我扭虧為盈，那個組長看了以後就說：“趙林中啊，我看這個廠是神仙都扭不了虧了啊。”
接下去的任務就是怎麼扭虧為盈了。
說實話，產品經營我不懂，也沒有能力去做技術開發，也沒有銷售渠道。我就先把廠裡滯銷的產品發給員工，叫他們自己擺攤賣掉當工資。
當時，諸暨流傳一句話：“若要富，做坯布”，做出的坯布出口或者賣到深圳等沿海城市去。這時，有人建議我做坯布，他也給我介紹了一個經營管理人才叫蔡杭森。
蔡杭森那時也表態了，說來幫忙是可以的，但是趙林中必須做到兩件事：第一，成立一個集團公司，名字必須有“紡織”和“集團”四個字；第二，聯繫好貸款。
1986年初的時候，“集團”我們是聽都沒聽到過。於是，我託了工商局裡的一個朋友，去省裡批了個“集團”公司，取名“浙江省諸暨針織紡織品集團有限公司”，我是董事長，蔡杭森兼總經理。接著，我又貸來150萬元。
兩件事辦好後，蔡杭森就去進坯布了。我記得第一次見蔡杭森時，他拿出一次性打火機，再拿出一包萬寶路，“嘶”一聲把外包裝上的拉絲拉掉，把煙遞給我。我心想：“他本來也是個諸暨的農民，去過深圳的人當真不一樣，我們在諸暨真是土啊。”
坯布從諸暨裝上火車皮發出去後，等坯布差不多要到目的地了，領導指示我與工商銀行信貸科科長跟著蔡杭森一起去，我們三人就坐飛機去目的地接貨。
到了湛江後，蔡杭森帶我們去住三星級賓館，他說我們出來做生意，派頭是要有的。住在賓館的第一天，蔡杭森就來檢查我們出差帶的行頭，把我們帶來的尼龍襪、背心、毛巾都通通丟到垃圾桶裡，然後給我們一人一打絲襪，再教我們怎麼打扮，怎麼接遞名片。
我永遠記得蔡杭森給我喝的第一罐可樂。在賓館裡，他“唰”打開冰箱，“啪”打開可口可樂的拉環，對我說“喝”，不用客氣。那個姿勢啊，真是氣派！我接過可樂第一口喝下去後，可樂的氣從肚子裡湧上來，我打了個嗝，心想：啊呀，這個世界上還有這麼好喝的飲料啊！蔡杭森到客戶那裡去，不是髮香煙，而是一下子就扔上幾條萬寶路。我當時想：“在諸暨要送五條香菸是要隱秘一點的事情，你們在特區怎麼就這麼隨便？”後來他和我說，“在這裡送五條香菸，就跟在諸暨分一根香菸給你抽抽是一樣的”。還有他教我用一次性打火機，我怎麼都學不好。吃一餐飯5000塊，還給小費……
我們這次出差總共是7天，回到諸暨一算賬總共賺了60萬元，純利潤就有50萬元。1987年的60萬元價值是比現在的600萬元還要高，這個時候離集團公司成立還不到半個月。這個事情在諸暨可是不得了啊，財稅局以前從來不來我們廠的，那次以後就來了。那時我們諸暨有個絹紡織廠，是國家二級正規企業，工人二三千人，年利潤是100萬元，但我們一個員工100多人的小廠，一票生意就淨賺了50萬元，這仗打得相當漂亮。
去了趟改革開放的窗口城市，我也感受到了外面的新鮮空氣。一次我穿著一件從深圳買回來的夾克衫去開會，會上一些企業的經理都說：“趙林中，你怎麼穿得這麼洋氣，聽說你去了趟深圳啊”！
這就是改革開放帶來的，我們浙江雖然是沿海，但是當時跟深圳比起來真的是沒得比。
1987年，諸暨針織廠就扭虧為盈了。
第一桶金賺到了後，我決定不再做老行當了，我認為要扭虧為盈必須“出奇出格”。
我沒有做生意的興趣，當年我就在廠裡的車間搞承包。把車間承包給車間主任，車間主任對外就聲稱是某某廠的廠長，但是“廠長”籤合同的話還是需要我籤的，因為他沒有法人資格，這就是模擬二級法人。這是國企改革的第一步，是國家提倡的。
搞承包，第一年很靈的，有一個漂染車間，按我們簽訂的協議我要獎給主任2萬多元錢。這件事情在諸暨縣城裡鬧得不得了了，全城人都議論紛紛，但是我不管，我認為這本來是個虧損廠，我只要扭虧就好了。
我獎2萬元給車間主任的事鬧得很大，後來諸暨分管工業的副縣長派了一個秘書下來調查：為什麼針織廠扭虧為盈了，職工收益提高了，對趙林中的議論反而多起來了？後來這個人發了一個政務簡報，認可我的所作所為，我才沒有吃苦頭。
國有企業條條框框在那個時候有很多，做起事來有些縮手縮腳。不過，我當時思想還是比較激進的。我記得當時有幾句很“反動”的話。
國企裡有一句話“職工的事再大都是小事，企業的事再小都是大事”。我不認同這種看法，我覺得應該是“職工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企業的事是大事就是大事，是小事就是小事”。實際上是契合了現在的“以人為本”。1996年，我們把圍繞思想政治工作所確定的規章制度進行系統的總結、分析、歸納和整理，形成規範的《富潤控股集團經常性思想政治工作條例》，總共六十一條，簡稱《六十條》，涉及職工結婚、醫療、福利、退休、入伍、立功，以及家庭糾紛、生老病死等，涵蓋職工生產勞動、工作學習、家庭生活、人際關係的方方面面，被譽為“楓橋經驗”的企業版。
當時還倡導“企業得大頭，集體得中頭，個人得小頭”。我當廠長後，覺得這口號是漂亮的，但是要按這麼操作的話企業肯定要虧損，於是我倒過來“個人得大頭，集體得中頭，國家得小頭”。這個話，直到前幾年我參加全國人代會，叫我回顧國企改革的事，我說了這句話，代表們聽了都大吃一驚。我細一算賬，要是把三者利益分配關係算成100％，國家得32%，集體得33%，個人得35%，我們是國有企業，那集體的33%也是國家的，總共加起來國家還是得65%。國有企業太死了，應該向個人傾斜點，把他們的積極性調動起來，這樣國家才能得大頭。
還有一句也要倒過來，“大河有水小河滿，大河無水小河干”，我說這也不對，要“小河有水大河滿，小河無水大河干”。
這些“反動”的話就是一種改革的理念，後來和“敢冒敢闖”的精神很契合。
緊接著小平同志發表南方談話。我一對照，覺得我這條路是走對了。這是“改革”。所以當時還有人說，趙林中還真有點超前意識。
車間搞承包頭一年還是新鮮的，過了幾年大家都疲勞了。1988年，我又開始籌辦合資企業。
那時諸暨只有一家與日本合資的企業，我們是第二家籌辦合資的。其實我們廠是一點資格都沒有，雖然不虧損了，但是資產很少。當時我的思路是這樣的，合資後就能進口設備了，能享受優惠政策了，有自由進出口權了。
1989年，我們同香港的富春集團合資，成立富潤針織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富潤”），港方資金佔總資產的25%，他們打進來38萬美元。印象最深的是，國有企業原來的報表是中文的，後來合資企業的報表變成英文的了。
圖為富潤集團
富潤的成立也是我們企業的轉折點。
合資後，已經是20世紀90年代了，諸暨已經出現了民營企業，我就在想既然承包制不再新鮮，那要不改為公私合營，讓車間主任在車間裡也有點資產。比如，車間裡國有資產有200萬元，你拿出幾十萬元錢來模擬股份制，等車間有了利潤，就按照個人資產佔國有資產的比例多少來分紅，這就是公私合營。這樣車間裡有了自己的資產，車間主任才有積極性。
兼併企業的事我一直覺得是一種命運。為什麼是命運呢？因為它是很偶然的。
1992年，當時國營諸暨酒廠經營不好，根據市領導的意思，最好要有一個企業把他兼併掉。“兼併”在那個時候是很時髦的新名詞。當時計劃經濟委員會（以下簡稱“計經委”）是企業的主管部門，市長要計經委主任到諸暨絹紡織廠和諸暨化肥廠聽聽他們的想法。
那一天，計經委主任帶著兩個辦事員先到絹紡廠，再到化肥廠，但是兩個廠長都說：“哎呀，這個酒廠吃不消兼併的。”被拒絕後，他們三個人垂頭喪氣的一路過來。經過我們針織廠時，看看也到了吃午飯時候了，就決定到我們廠吃午飯。
中飯很簡單，在廠裡食堂吃的，聊天時說到兼併酒廠的事，說著說著，計經委主任突然問：“趙林中，你要不要兼併這個酒廠？”我那時對兼併這個詞不太懂，就問了一句話：“兼併是什麼意思啊？”“兼併啊，比如諸暨酒廠是國有企業，如果這家企業被諸暨針織廠兼併，那這家企業就歸你管。什麼資產、什麼債務、什麼人員啊都要歸你的，當地政府有權組合。”在弄明白兼併意思後，我當時就說了三個字：“好的呀！”
其實，我當時就是覺得新鮮，都沒仔細想。沒想到他們飯都沒吃完就回去彙報了，後來告訴我說市長同意了，隨後《關於國營諸暨針織廠兼併國營諸暨酒廠的決定》文件也下來了。
後來我們總共兼併了21家企業，也都是什麼都沒想，我既然是個國有企業，既然國家要我兼併，那我當然是要答應。說句真心話，我第一次兼併也是考慮到諸暨針織廠太小了，我也想擴大企業規模，沒想到這次兼併成了浙江省內第一樁兼併案例。
其實兼併的這個酒廠在幾年前和我們廠一樣是難兄難弟。1986年底縣裡開表彰大會，整個縣只有我們兩個廠是虧損的，縣裡都給別的廠發獎金，計經委主任給我和酒廠的廠長一人一把擠壓式熱水瓶。後來我才回過神來，他的意思是說就你們兩個廠還在虧損，你們都要加把勁加點壓好好幹。後來市政府叫我去兼併，說明我們廠在發展，酒廠還是老樣子。
第一次兼併很慎重。我專門開了一個“歡迎會”，拉了一條橫幅，還寫了一副對聯，會上我把“兼併”說成“合併”。 要求針織廠的職工對酒廠過來的職工予以應有的關懷和熱情，做到政治上、生活上、待遇上一視同仁，針織廠的職工絕對不允許有優越感和優先權。在執行規章制度上一視同仁，進廠不分先後，大家有同等的興廠、愛廠責任，並憑貢獻和勞動同等享受企業利益分配的權利。憑技術、憑本事、憑多勞多得吃飯，不論背景，不論資格，沒有面子可以照顧。在工作崗位的安排上有幾條精神。第一是每個人都可書面向厂部反映自己的要求和專長，以作分工時參考，以充分發揮職工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第二是“雙向選擇”政策，就是可以自己主動到各個車間、部門去聯繫，尋求自己的最佳位置。如果能自動選定落實單位，經厂部審定後就可以開內部調令。第三，在原酒廠的廠房裡可拓展一些新的經營業務，可以安置一些人員。第四由職工自己提議拓展經營，條件可以與厂部面談。總之是讓每位同志各盡其能，各得其所，慢慢通過雙向選擇做好調整、安置。
我兼併了酒廠後是一發不可收拾，領導一看哪個企業不行了就讓我兼併，而且紡織企業居多。經常是領導找我談話談一個多小時後，我就3秒鐘回答一句“好的呀”。
1994年，我兼併了第二家廠——諸暨毛紡織廠。這是一家員工有1600人左右的中型企業，針織廠和酒廠加起來還沒它一個廠大。面對這麼大個廠，要說做的工作，我就用四個字概括：嘔心瀝血。
在人前我是輕飄飄一句“好的呀”，但是人後真是全身心投入。
一般兼併一家廠之後，我不會太多幹預這個廠的發展。因為富潤是個小廠，沒錢沒品牌，所以我只把思想、觀念、理念、文化、運作機制輸送給他們。領導班子是原來的班子，我們從來不派人下去做廠長。我在大會上就曾說過：“星星還是那顆星星，月亮還是那個月亮”，原來的廠長依舊做廠長，但是我會重新發文任命。
但是我對廠長也是有要求的，我對他們講7句豪言壯語：忠誠於黨的事業、忠誠於國有資產、忠誠於富潤的事業、辦事認真、處事公正、經營廉政、艱苦勤奮。只要你這麼做了，你幹不好也沒有關係，我認定當時的國有體制必須要求忠誠，到現在我才認為要改制。我對廠長說，既然你以前是廠長，我肯定信任你，但是你要按新的運行體制去做。
我後來又陸陸續續地兼併了20多家企業。這麼多企業基本都是在虧損情況下我接手的。雖然說，我對這些企業的現狀不太擔心，倒是其他人看著我這樣來者不拒的兼併，很是擔心。一些省裡領導也都擔心，兼併諸暨毛紡織廠時，一位省裡領導就說：這是一著險棋，弄得好是好的，是國有企業重組，弄得不好不僅救不了毛紡廠，連富潤都要被拖倒的。
於是，省領導跟市領導說，“你們不要再把爛頭企業給趙林中了”。不過，我是感覺自己還能繼續兼併下去。我的想法是，國有企業的體制是要改的，關鍵是在兼併、在轉彎的過程中，我們黨、我們的政府如何處理好一點，這裡面關鍵是如何處理好國有企業職工也就是這個“人”的問題。“傷害國有企業職工，就等於傷害我們黨自己”。在公有制為主的歷史背景下，國有企業是共和國的大兒子，這些職工是做過貢獻的，他們把青春都獻給共和國了。那麼在改革的時候，必須要承認這段歷史，不能簡單地打發，否則只有我們自己聽職工怎麼發牢騷。所以我在改革過程中採取“緩轉彎，軟著陸”是基於這樣的思想基礎的，也就是改革是一定要改的，但是不要急轉彎，不要硬著陸，儘可能處理得好一些。
從1992年到2003年，我們兼併了很多企業，企業職工人數已經到了10000人了。
兼併了這麼多廠，並非所有廠在我手裡都扭虧為盈了。有些廠到現在都沒有盈利，只能說比原來好了一些。有一句話是媒體總結出來的：同是這樣一個廠，同是這樣一批人，同是這麼些設備，同是這麼些產品，卻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有些變化大的廠自己都不相信，也都在進行自我總結。我認為就是機制、觀念不同了。
我們富潤上市時，整個諸暨沒有人相信。一是我們是縣級的企業，上市很少；二是我們廠子規模不咋樣。趙林中的破廠要上市，那時被諸暨人當笑話講。
1996年，諸暨有個交警大隊的隊長說，要是富潤上市了，我就繞著諸暨縣城爬一圈。但一年後我們真的上市了。
1997年6月4日浙江富潤股票上市
富潤上市後，幹部職工歡欣鼓舞。很快，富潤募集到了7000萬元，那時早啊，這筆錢實在很嚇人。很多富潤人也被嚇住了，覺得這麼大筆錢過來了，大家都要分點錢了。很多下面的廠長打來報告要錢，就連我的司機也開始叫喚著要換輛奔馳車了。
面對這樣的現狀，我只有一個感觸：這個上市公司比國有企業更難搞，國有企業的錢是國家的，上市公司是透明的，是股東的。我說這個思想不轉過來，這個企業以後要壞的。結果，企業上市後，我慶祝大會不開，反而開了一個“反驕破滿”大會。
當初企業裡有五六輛車，好是不好的，但是用車矛盾也很多，修車用車都有黑洞。於是我在大會上宣佈：今天起所有廠裡的車都拍賣掉，駕駛員另外安排工作。包括我在內，出差時路近的就騎車，時間急的就叫車，路遠的就乘飛機，也可以乘火車。什麼奔馳車，我連皇冠車都賣掉。直到現在，我們企業沒有一輛公車，我現在開的是輛豐田車，40多萬元，是市裡獎勵的。驕滿的思想被制止了。
這一大筆錢進來了，怎麼用？下面的車間都以“車間要發展”的名義向我要錢買設備等。雖然錢多了，但是錢還是國家的，問我要錢等於向國家要錢。給吧又怕浪費，不給又怕打壓車間的發展積極性，於是我想出一個辦法：搞“模擬股份制”。
我把車間模擬成一個股份公司，國有資產佔一部分股份，車間主任等骨幹拿出一部分錢，我也拿出一部分錢，然後去買新的設備，但是管理還是主任管。打個比方，比如車間要買600萬元設備，企業拿出300萬元，管理設備的骨幹要拿出300萬元，車間主任管得好，我們就定個比例來分紅。車間主任必須出錢，不然不拿國家的錢當錢看的，不是說車間主任人不好，而是我們認為需要一個好的制度來保障企業的順利發展，這樣也搞了幾年。
那時還沒有談上改制，是我們內部偷偷改的，現在主任都實實在在有了受法律保護的股份了。
圖為諸暨城西工業新城的富潤大廈
規範公開原則平穩推進改制
上世紀90年代開始，我們確立了“軟著陸，緩轉彎”的國有企業改制指導思想。一切從實際出發，怎麼有利於企業的穩定發展，怎麼有利於解放生產力就怎麼做。
2006年諸暨市政府實施舊城改造，涉及到集團絕大部分商業企業，我們提出“結合舊城拆遷改造實施商業企業改制方案”，於2007年8月完成了商業企業的“三徹底”企業改制；2010年政府把我們的化肥廠區拆遷、絹紡廠區整體搬遷列為重點工作，我們向市政府提出了結合拆遷安置整體推進集團改制的建設，最後由產權持有單位市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制訂了《富潤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改制方案》，直至2011年12月22日完成集團改制。
產權制度改革是改革的深水處，“自改自”更要把握好。因為規範、公開、公平，改制工作心順、氣正，獲得絕大部分職工的擁護、支持，
我們不但順利平穩地推進了改制，而且改制始終經得起歷史的檢驗。雖然改制成國有資本參股企業了，但我們黨委始終堅定“不管牌子怎麼換，體制怎麼改，機制怎麼變，黨組織的戰鬥力不能削弱，依靠職工辦企業和辦好企業讓職工有個依靠的思想不能變。”
圖為浙江富潤大廈
實踐發展永無止境，解放思想永無止境，改革開放永無止境。
改革開放40年的偉大曆程，既是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的過程，又是不斷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過程。
回首富潤的改革發展歷程，通過解放思想，深化改革，這個地方實體制造業小企業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獲得了一定的發展。
“不但要開放，而且要放開”。新的形勢下，我們需要不斷學習，不斷解放思想，在黨的十九大精神和習近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引下，堅持“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兩手抓，傳統產業和新興產業兩手抓，實業經營和資本經營兩手抓”，做永久本分和諧的企業。
改革開放是好的。這麼多年下來了，讚歌是要唱的，但是調子不要唱得太高。經驗要總結，教訓也不是沒有，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
轉載須註明：本文原題為《我是社會大學畢業生》，作者中新社柴燕菲、江耘、趙曄嬌，選自中國新聞社浙江分社編撰的《浙江改革開放三十年口述歷史》一書，微信首發於中新浙裡ID:ZJXWZZC。______獲授權轉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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