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人在管心，管心在因循其性。人之本性在趨利避害，趨利避害是為了生存，如果超出了生存所需，就產生了貪慾，就超出了天道的尺度。如果人已衣食無憂，那麼對利的追求就轉化為
對名的嚮往，這也是人與動物的區別，但必須做到德與名相符，厚德方可載物，這也是天道要求的尺度。追求名利是人之本性，管人要用因循人性的方法使人將利己與利他、利國相統一，使人的行為處事朝著符合道的方向發展。
管仲明確提出了“以人為本”的思想，在《管子·霸言》中說：“以人為本，本治則國固，本亂則國危。”把人當作國家的根本。管人就要掌握人的本性，《管子·禁藏》說：“夫凡人之情，見利莫能勿就，見害莫能勿避。”人雖然在社會中擔任不同角色，但有著“唯利所處”、“趨利避害”的共同本性，這是天道賦予人維持生存的本能。《管子·霸言》說“得人之道，莫如利之”。聖王明君以此為抓手，以利安民，以利使民，引導官吏和百姓的行為處事朝著合乎道的方向發展。
首先要富民安民。《管子·牧民》說：“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治國首要任務是讓百姓富裕，百姓富裕了，國家就容易治理。因為只有百姓衣食無憂，才會注重精神價值，這是符合道的自然之理。在如何富民上，《管子》提出“六興”：“厚其生”“輸之以財”“遣之以利”“寬其政”“匡其急”“振其窮”，就是創造有利生存的條件，為百姓生計提供保障，使百姓能夠遠而來居，居而能安，百姓安居才能樂業，衣食無憂才能接受國家教育，聽從國家管理，為國家治理所用。最難能可貴的是，管仲還不忘記關照社會弱勢群體，他在《管子·入國》明確了“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養疾，五曰合獨，六曰問疾，七曰通窮，八曰振困，九曰接絕”。要求地方官府對鰥寡、孤獨、老弱、病殘等定期進行慰問、撫卹、救助。這在兩千多年前的封建社會，無論是否能做到，單是提出來已經是非常偉大了。
富民之後要教民。教民要使百姓敬畏天道。天道難以理解，但百姓必須遵守，所以必須要讓百姓樹立敬畏之心。管仲在繼承黃帝自然天道觀的同時，也有意保留了天道的神秘性，他在《管子·牧民》中說：“順民之經，在明鬼神，祗山川，敬宗廟，恭祖舊。”如此，百姓雖不懂道理，也可從內心做到對天道的遵循。管仲雖然認為存在鬼神，但並非指宗教的人格神，而是同樣決定於天道的客觀存在。宇宙相對於人類的認知力是無限的，必然存在著某些未知，由此帶來的神秘感可以使人們對天道心存敬畏，不至於忘乎所以，為所欲為。實際上，以黃帝為代表的遠古聖明統治者從來就沒有相信人格神的存在，祭祀鬼神只是作為統治手段的政治表演罷了。
教民要使其知禮義。知禮義就知道了獲取利益的邊界，即“君子好財，取之有道”。不貪得無厭，不損人利己，社會也就不會生亂，國家就能和諧穩定。如果教民知禮義而不遵，還應配合必要的賞罰措施，《管子·法法》說：“憲律制度必法道，號令必著明，賞罰必信密，此正民之經也。”人有七情六慾，有的人雖知道法，卻未必能遵守道法。有必要制定合乎道的賞罰制度，並且賞罰分明，以利之得失促進百姓遵守道法。
教民要使其有所長。在道德教育的同時，管仲還注重職業教育，提出“四民分業”的政策，將社會職業分為士、農、工、商，並要求相聚而居，通過父教子傳的教育方式實現職業技能的傳承。這種方式不僅有助於降低教育成本，也有利於同行的技能交流提高，還有利於社會群體的和諧穩定，這對今天解決城鎮化過程中伴隨人口增加出現的難題很有借鑑意義。
富民教民為的是用民。百姓效力於國，國家才會強大。國家可以通過法令用民、使民，但用民使民也要合乎道的要求，不僅要用其力，更要用其心，要以因循人性為根本，充分發揮人的主動性。要通過因循利導使百姓樂意為國所用，為國效力，否則會勞民傷財，引發民怨。用民要將國之利與民之利統一起來，才能得到百姓的響應，得到天下的支持。管仲這些用人思想對中國曆代選人用人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對我們今天仍然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對人的管理當然也包括對官吏的管理。官吏處於社會中上層，已不再為衣食擔憂，其本性中對利的追求通過禮義教育已轉化為對名的嚮往。廣義上講，名是利昇華後的另一種形式。“當官不為錢，貪錢不當官”，如果官吏把追求錢財作為目的，那就違背了道的要求。對名的追求使人嚮往加官進爵，但管理者必須審查其德能與官位是否相符。對此《管子》提出了很多措施，如“三本”：“一曰德不當其位；二曰功不當其祿；三曰能不當其官。”“四固”：“一曰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國柄。二曰見賢不能讓，不可與尊位。三曰罰避親貴，不可使主兵。四曰不好本事，不務地利，而輕賦斂，不可與都邑。”通過有效管理使官吏德位相配，讓官吏們懂得以自己的德能承載相應的名利，否則就違背道的要求，難以善終。
閱讀更多 竹園菜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