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歷史上，恐怕沒有一個家族像孔氏家族這樣，幾千年來始終與最高政治權力捆綁在一起。
自漢武帝獨尊儒術後，孔子的地位扶搖直上，孔氏後裔也獲得了朝廷賜予的世襲爵位和特權。孔子嫡長孫被封為“衍聖公”，衍聖公一脈被稱為“大宗”，並從中央王朝獲得豐厚的地產、可觀的薪俸和免稅的特權。而即便改朝換代、江山易主，也沒有統治者會鬆懈對“衍聖公”的拉攏和倚重。
公元1127年，金兵南下，北宋滅亡。宋高宗趙構倉皇南渡，建都臨安（今杭州）；當時的“衍聖公”是孔子第四十八代嫡長孫孔端友，他追隨高宗南下，定居衢州。與此同時，佔領北方的金朝不甘示弱地在曲阜另立“衍聖公”孔端操，於是有了一南一北兩位“衍聖公”的局面。
有意思的是，宋、金之外，草原上崛起的蒙古人也在其統治區內冊封了一位孔氏後裔為“衍聖公”——每一個試圖統治中原大地的王者，都需要孔氏傳人的支持，以彰顯政權的合法性；至於血統意義上至關重要的“嫡長孫”身份，似乎也顧不上了。
對孔端友的後人而言，“大宗南渡”的故事固然驚心動魄，但更具轉折意味的時刻還是一百多年後、南宗將世襲的“衍聖公”爵位拱手讓出的那一刻。
那時元世祖忽必烈已經蕩平宋、金，天下一統，新生的元朝也需要一位“衍聖公”。1282年，忽必烈召南宗第六代嫡長孫（孔子第53代嫡長孫）孔洙北上、“載爵歸魯”，但孔洙推辭了，並請求將爵位讓給當時在山東曲阜的族弟孔治。
“讓爵”決定了南北兩宗此後數百年的命運。時至今日，尤其是在衢州，這個故事仍在被不斷地講述、演繹和解讀。有研究者認為，孔洙拒絕承襲爵位的原因在於當時漢族知識分子不願與少數民族政權合作的心態。但歷史只留下謎團，答案已無從考證。
我們知道的，就是南宗後裔從此形同平民。儘管1506 年明武宗朱厚照恢復了南宗的世襲爵位（“五經博士”），但此時的官職從級別到實際影響力都遠遠不如北宗。後來再有幾次艱難的復興，也在時局動盪中草草收場。然而，孔氏南宗在客觀上將詩禮相傳的族學傳統帶到江南，並逐漸向社會開放，推動了平民教育的發展。
家廟興衰：從“批林批孔”到城市名片
孔廟遍及全國，但孔氏家廟只有山東曲阜和浙江衢州兩處，是孔氏嫡長孫（宗子）家祭的場所。
南宋以來的900年曆史中，衢州的孔氏南宗家廟經歷過多次毀損、三建三遷。現有格局基本定型於清代道光年間，後來遭受過兩次嚴重的破壞：
一次是抗日戰爭時日軍佔領衢州、洗劫孔廟；另一次是“文化大革命”期間，孔廟作為“批林批孔”的對象被衝擊，文物被砸毀。那時，原本作為孔氏族人住所的孔府也被拆改為平房，僅保留一小部分建築。
改革開放以後，商品經濟的大潮湧起，各地開始各顯神通尋找經濟發展的商機；包括孔子及其思想在內的中國傳統文化也重新得到重視。
在這種背景下，1980年代末，一批衢州知識人在《衢州報》上發表文章，疾呼“加強南宗孔廟的開放利用”，從“開發文化旅遊”的角度，辦“孔廟物資交流會”、辦“孔子節”，“借南宗的牌子振興衢州”——“就像金華人說說火腿，泰安人說說東嶽，十堰人說說汽車那樣”，衢州人也熱切地希望打造一張城市名片。
1996年，國務院公佈衢州孔氏南宗家廟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不久，衢州市人民政府在浙江省文物局的支持下對孔廟與孔府遺址進行考古發掘，並在完成公房、民房和部隊房屋拆遷後，終於在孔府原址上恢復建築；孔府從不足4000平方米擴展為1.3萬平方米，並建設了後花園。
如今的衢州孔氏南宗家廟是國家級文保單位，並作為景點對外開放。門票十元，附贈一本微型的《論語》（上冊），寓意為“半部論語治天下”。孔氏南宗家廟管理委員會則是一個九名工作人員的市級事業單位，幾位各有專攻的年輕人包攬了整座孔廟的導覽、維護、清潔。
在孔府花園裡走著，時常聽到從角落裡傳來長號或圓號的聲音，細問才知道，是孔廟的“掌門人”在這裡訓練了一支銅管樂隊。這支“孔府銅管小樂隊”，自2007年6月成立以來堅持了十多年，由這些從未學過音樂的工作人員組成，每天提早一個小時上班訓練，已經辦過十餘場演出。
這位孔廟上上下下尊稱“孔爺”的“掌門人”，是孔子第75代嫡長孫、孔氏南宗的傳人孔祥楷。
自他從2000年5月到衢州孔廟主持工作起，訪客便絡繹不絕。有中央領導人，有文化界名流，有市裡的教師，也有附近的農民。孔府花園中設了“有朋堂”，內有茶室，還有三角鋼琴，“孔爺”便在這裡會客。
孔府是孔祥楷少年時生活過的地方。從這個意義上說，他是孔府名副其實的“掌門人”。
在衢州市檔案館，大廳顯眼處的玻璃櫥櫃中用於展示的幾份民國檔案，透露了孔祥楷顯赫的童年。1948 年，年僅九歲的孔祥楷被南京國民政府委任為“奉祀官”，薪水由國民政府撥款。這是國民政府廢除“舊爵位”後改授孔氏嫡長孫的新稱號，也是孔氏族人最後一個世襲的封號。
國民政府曾將“奉祀官”稱號分別授予曲阜、衢州兩地孔子嫡長孫，“北宗奉祀官”孔德成（1920-2008）後來去了臺灣，終身再未回到大陸。由此，孔氏家族的嫡系後裔在繼“宗分南北”後，又埋下了“兩岸分離”的伏筆，孔祥楷也成了中國大陸“最後的奉祀官”。
在2000年前後，日本NHK 電視臺曾來中國拍攝孔子專題紀錄片，分別聯繫到南宗嫡長孫孔祥楷，和在臺灣的北宗宗主孔德成，希望能夠在世紀之交拍到大陸與臺灣、北宗與南宗在曲阜共同祭祖的場面，那也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家族”實現大團圓的一個契機。可是最後因為種種原因沒能實現。
1949年，新中國成立，國民政府倒臺，“南宗奉祀官”也成了“曇花一現”，而政治風暴山雨欲來。
孔祥楷在衢州讀完了小學和中學，據同窗回憶，他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都沒有透露自己的身份。不過，他就讀的“尼山小學”正是南宗後裔所辦，其名源自孔子的出生地“尼山”，在五十年代初期改名“人民小學”，1980年代以後為了紀念孔子、提高衢州的知名度，恢復了“尼山小學”的校名。
1950年代，孔祥楷到西安上大學，學習建築；大學畢業後分配到河北的礦山，從基層做到礦長，工作了28年。這也是中國政治運動如疾風驟雨的一段時間，孔祥楷在燕山山脈深處安然度過。在“批林批孔”的高潮時，杭州來的紅衛兵曾趕到衢州衝擊孔家的“殘渣餘孽”，而孔祥楷當時正因工傷住在河北唐山的醫院裡。
“文革”期間，孔祥楷回衢州探親，看到家廟“亂糟糟的，破破爛爛”，深感“無能為力”。他的高中同窗汪祖模描述過1966年前後衢州孔廟的樣子：“殿堂與東西兩廡佈置著‘收租院’的泥塑，四周貼著‘階級鬥爭一抓就靈’的大標語，以及一些‘不忘階級苦，牢記血淚仇’的口號。”
孔祥楷曾回憶：“我在家廟附近徘徊，心驚膽戰，生怕造反派知道我是孔子的後裔。但我還是裝作遊客偷偷拍了幾張照片。”他還冒著風險去看望了被劃為“右派分子”的中學老師。但那時能談什麼呢？“好像什麼也沒有談，留下印象最深的，只是茶杯上一直在嫋嫋飄散的熱氣。”
1990年代初，時任衢州市委書記郭學煥找到孔祥楷，請他回鄉工作。當時孔祥楷已是瀋陽黃金學院的副院長，那是一個副廳級職務。後來他曾一再強調：“我不是借先祖之光回來戴官帽的。如果說官帽，我自己也是戴著官帽回來的。”
不久，孔祥楷調回衢州，任市委統戰部部長、政協副主席；後到孔氏南宗家廟任職。他在南宗家廟接待過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會長汪道涵，最喜歡講的一段軼事是這樣的：汪老問及“奉祀官”收入，孔祥楷答月俸430塊大洋，但從未見過這筆錢，並戲言請汪老問問辜振甫先生：“能否把我的工資要回來？”
此後每年9月28日的祭孔大典成為衢州城的一件大事，省市領導、各界代表悉數出席，紀念晚會也成了慣例。
孔祥楷坦陳，當時也遇到一些前所未有的問題：“市委書記要不要參加，站在哪裡？”“女同志能不能參加？”“類似這樣想不到的問題會突然放在我的面前。”
但最根本的問題可能是，如何看待他的祖先——孔子。
大成殿孔子像前原本有一塊牌位，寫著“大成至聖先師之神位”，製作簡陋，是“文革”後匆忙重做的。孔祥楷到任孔廟後，用紅木重做了一塊。可是上面寫什麼字，始終沒有想妥當，一段時間內都是“無字牌位”。
“我總以為應該還孔夫子一箇中國教師先祖的身份，不應該有一個‘神’字。” 孔祥楷在回憶文章中寫道。
臨近祭祀典禮時，孔祥楷決定在牌位上刻‘大成至聖先師之位’八個字。“有明白人在拜謁時發現牌位上那個‘神’字沒有了，大家都認為這是對的。為什麼？這也是今天社會對孔夫子的一種認識，孔夫子是人，是老師，是思想家，不是‘神’。”
除了祭祀典禮之外，孔祥楷和南宗孔廟承擔了在中小學推廣《論語》的工作。“小學生學《論語》講故事”和“初中生學《論語》演講”、“高中生《論語》辯論賽”均由孔氏南宗家廟發起，並承擔組織工作。從2005年開始，孔府的場地用於開辦少兒讀經班。
孔祥楷在衢州是“永不退休的公務員”，這是衢州市政府給他的特殊待遇。最近，八十歲的孔祥楷還在忙著與孔子學院的合作事宜，孔氏南宗家廟將建立孔子學院研修中心和孔子學院師資的儒家文化體驗基地。
衢州的孔氏南宗家廟和孔氏南宗傳人，已不單純是衢州的城市名片、統一戰線上的特殊角色、或是儒學復興的文化基地；所有因素疊加在一起，遠遠超過了孔子本身所承載的文化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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