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有一個夢想——恢復奧斯曼帝國的光榮，但最近這個夢想遭遇到了重大挫折——由於美國製裁等原因，國內經濟出現貨幣貶值、債務惡化、資本外逃等。帝國的光榮尚存在夢想之中。
幾年前的一個場景，人們仍然印象深刻。2015年1月，剛上任不久的埃爾多安總統在迎接到訪的巴勒斯坦總統阿巴斯時，刻意安排16人打扮成不同時期的古代戰士，列隊站在總統府的樓梯上迎賓，聲稱代表土耳其歷史上16個帝國。對於這樣不同尋常的舉動，俄羅斯學者評價埃爾多安一直有“恢復奧斯曼帝國的野心”，英國《經濟學家》雜誌則稱他為“新時代的蘇丹”。
但實際上，埃爾多安對於土耳其歷史的裝扮完全沒有尊重歷史的真實。16個帝國中的匈奴、回鶻都與土耳其人無關，至於帖木爾帝國，更是奧斯曼帝國的敵人，曾經擊敗並俘虜過奧斯曼蘇丹，讓奧斯曼帝國在近百年時間裡沒緩過來。唯有奧斯曼帝國才是現代土耳其正宗和直接的來源。藉助歷史來影響現實，實際上表明瞭埃爾多安本人的意願，就是恢復奧斯曼帝國的光榮。
歷史上的奧斯曼帝國確實是一個偉大的帝國。不過，正像2015年那次事件一樣，埃爾多安和他的擁躉所描述的奧斯曼帝國和真實的歷史相去甚遠。
遊牧民族是如何成功上位的？
從世界歷史來看，遊牧民族建立的帝國一般都不長命，在短暫的輝煌之後，不是分裂就是亡國，而奧斯曼帝國則是例外。從1299年建立國家到1918年帝國解體，前後620年。對於一個疆域遼闊、民族眾多、統治民族占人口少數的帝國來說，存續600多年實在是一個奇蹟。促成這個奇蹟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帝國正確地行使了自己的權力。
突厥人在被唐帝國驅逐到中亞後，原本居住阿姆河流域。後來阿拉伯帝國走向衰落，開始大量僱用突厥人作為僱傭兵。越來越多的突厥人成為阿拉伯阿巴斯王朝的僱傭軍，並趁機崛起還建立了自己的國家。奧斯曼土耳其人當時就作為塞爾柱土耳其王國的一部分，被分封於安納托利亞高原的西北角，處於王國的邊區。
經過上百年的內政紛擾和制度建設，直到蘇萊曼大帝時期，奧斯曼才完成了從遊牧部落聯盟到中世紀帝國制度的華麗轉身。就這樣，奧斯曼再次崛起。在歐洲戰場上，蘇萊曼大帝攻陷了貝爾格萊德，征服了匈牙利，打敗了奧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差一點攻下維也納，鋒芒直指德國南部的巴伐利亞。1453年攻佔君士坦丁堡。此後還在普雷韋扎海戰中擊敗西班牙、威尼斯和教皇國等國的聯軍，稱霸歐洲和地中海。
此時的奧斯曼帝國，擁有歐洲東南部、亞洲西部、非洲北部的大片土地；作為人口少數的土耳其人，統治著阿拉伯人、希臘人、亞美尼亞人、庫爾德人、塞爾維亞人、保加利亞人等幾十個少數民族。怎麼管理這麼多風俗不同、文化各異、經濟落差巨大的民族呢？奧斯曼帝國實行的是“一國多制”，統治有極大的靈活性。
帝國是如何變成“病夫”的？
1683年，奧斯曼帝國達到了它擴張的極限。在維也納城下，曾經所向披靡的帝國軍隊遭遇慘敗，波蘭騎兵追擊潰逃的奧斯曼士兵直到多瑙河。維也納是奧斯曼帝國擴張停止的終點，同時也是帝國走向衰落的起點。在1683年之前，帝國幾乎戰無不勝；在1683年之後，帝國幾乎是戰無不敗，成了西方人眼中的“病夫”。
西方人認為19世紀有兩個衰落的帝國，並將其稱為“近東病夫”與“遠東病夫”。“近東病夫”就是奧斯曼土耳其，“遠東病夫”則是大清帝國。在停止擴張後，兩大帝國都患上了嚴重的“帝國病”。連病症幾乎都是一樣的，包括內部分裂、外敵入侵，後宮干政、太監亂權，帝國的痼疾一個都不少。
奧斯曼帝國當時面臨的問題可以稱得上是內外交困：對內，奧斯曼統治階層突厥人數量少，境內的阿拉伯人、斯拉夫人、亞美尼亞人、希臘人一直在謀求獨立，在帝國衰落時獨立的聲浪更是空前強大。對外，經過十幾次俄土戰爭，俄國從奧斯曼帝國手中奪走了大片領土。
這些政治層面的問題，如果有一個強有力的統治集團，不難通過政治或軍事手段來解決。但“帝國病”的厲害之處，就在於它不是從外部壓垮帝國，而是從內部腐蝕了帝國。後宮干政、太監干政、近衛軍干政，對帝國的傷害，甚至比外部問題更加巨大。
後宮干政意味著非正式權力侵入到正式制度之中。這是家天下的帝國不可避免的問題。奧斯曼帝國的權力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曾為後宮娘娘們所把持，“垂簾聽政”期間曾在12年間更換了18位宰相。不僅如此，和清帝國一樣，奧斯曼帝國也有太監，並且太監的首領權傾朝野，在帝國中的地位僅低於大維齊爾（相當於宰相）和大教長。後宮和太監的干政，讓真正的政治家在帝國的事務中無能為力，甚至成為受迫害和排擠的對象。
歷史並不是沒有給奧斯曼帝國以機會。和大清帝國一樣，奧斯曼的蘇丹曾經試圖進行西方化的改革。但這些改革的嘗試都被國內的保守勢力摧毀了，幾代厲行改革的蘇丹都被自己的禁衛軍廢黜或殺害。穆罕默德三世、塞利姆三世的改革都是這樣失敗的。改革失敗的奧斯曼帝國再也無力維護帝國形態。
1918年，奧斯曼帝國也在“一戰”中解體。從帝國裡獨立出的國家竟然有40多個。1683年奧斯曼的疆域達1200萬平方公里，當代土耳其面積僅為78萬平方公里，也就是說，作為“帝國病”的患者，奧斯曼帝國在“病夫”年代竟然丟掉了93%的領土。
國家面臨危機，“帝國病”必須要進行制度改革才能根治。統治階層也認識到了改革的必要性，但為何無力將改革堅持到底？為什麼改革的阻力如此巨大？為什麼那些只關注自己利益的保守派會戰勝那些理想主義的改革者？這些都是奧斯曼帝國留給我們的悲劇性疑問。
歷史限制了未來？
人走不出自己的歷史，猶如走不出自己的皮膚。歷史經驗的有限性決定了，土耳其最強有力的政治家對於祖國未來的想象，也無非是“帝國的復興”或者“西方式現代化”這兩條道路。
但問題是，如果歷史不是真實的歷史，人們走不出的，就不是歷史，而只是自己編織的謊言。在真實的歷史上，土耳其的道路選擇其實並非只有兩條，而奧斯曼帝國和西方化也並非毫不相融：首先，奧斯曼帝國成功的道路絕非伊斯蘭化，而是成功的帝國治理；其次，歷史上的奧斯曼帝國想要加入西方不是一天兩天的了。在攻下君士坦丁堡後，蘇丹就以東羅馬帝國的繼承人自居。
而在現實中，隨著執政的長期化，埃爾多安將如何維持權力、鞏固權力作為第一要務，這已經給土耳其帶來了比較嚴重的經濟和社會後果。
其實他並不是伊斯蘭化的極端推崇者。至於宣佈自己是16個帝國的繼承者，也是為了進一步鞏固自己的權力罷了。
但無論是領土幅員、經濟總量、軍事能力，還是人口數量、文化影響力等方面，現代土耳其只是一個二流強國，與歷史上的奧斯曼帝國完全無法相提並論。在不具備帝國復興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條件的情況下，強行推進帝國夢是危險的。
（摘自《領導文萃》2019年1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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