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文玲:作客“圍爐”講堂探討改革開放40年大變遷

陳文玲:著名經濟學家,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總經濟師、執行局副主任、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研究室原司長,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2018年12月8日,北京大學舉辦“圍爐”講堂。當日,“圍爐”講堂“唱響新時代,啟航新徵程”——慶祝改革開放40週年對話會在北京大學舉行。對話會邀請原鐵道部部長傅志寰、中國首位航天員楊利偉、北京大學原常務副校長王義遒、中國著名經濟學家陳文玲以及香港立法會前議員陳鑑林,圍繞改革開放40週年以來各自代表領域的發展和成就,展開對話交流,並回答大學生關心的問題。

陈文玲:作客“围炉”讲堂探讨改革开放40年大变迁

12月8日下午,“圍爐”講堂:唱響新時代啟航新徵程—慶祝改革開放40週年對話會在北京大學舉行。來自教育、經濟、科技、交通等行業的代表人物講述自身成長故事及行業發展的典型事件,回顧40年來行業發展歷程與成就,展望未來。

2018年12月8日,中國工程院院士、原鐵道部部長傅志寰出席對話會,講述中國鐵路的發展歷程。

原鐵道部部長傅志寰在現場分享中對中國鐵路過去40年翻天覆地的變化如數家珍。

中國鐵路的營業里程從1978年的5.2萬公里增長到2017年的12.7萬公里,其中高速鐵路2.5萬公里。

“中國的鐵路運輸能力躍居世界前列。”作為一名出生鐵路世家的鐵路人,傅志寰認為,以最高時速350公里/小時的“復興號”為代表,中國鐵路在不僅在科技創新方面碩果累累,服務水平也在不斷提高。中國高鐵的正點率已經達到97%,網絡售票等服務也更好地滿足了旅客的出行需要。

“在鐵路方面,我們的國際影響力在不斷提升。以前我們沒什麼話語權,但現在我們在技術上、管理上、體量上都已經趕上(位於世界前列的國家),現在在國際會議制定標準上也要聽聽中國怎麼說。” 傅志寰說。

2018年12月8日,中國首位航天員楊利偉出席對話會,並回答航空航天領域有關的問題。

中國第一位“飛天”航天員楊利偉成為對話會中被提問最多、最受歡迎的嘉賓。

2003年,伴隨著楊利偉作為中國首位航天員的升空,中國也成為世界上第三個獨立掌握載人航天技術的國家。據統計,到目前為止,中國已有11位航天員進入過太空。

楊利偉回憶說:“2003年送我進入太空的時候,發射現場都是滿頭白髮的老專家,如今的航天發射現場,這樣的情況已經不多,大部分都是中青年科研人員。”

楊利偉強調,中國航天的發展得益於改革開放後綜合國力的提升。作為航天大國,中國不僅突破了一系列出艙等技術問題,還注重人才儲備,培養了很多專業的航天人才。

載人航天工程作為一項系統性工程,通過多年的實踐,中國已形成了自己的管理團隊和管理體系。“這是花錢都買不來的!”楊利偉說道。

作為出席對話會年紀最大的嘉賓,北京大學原常務副校長王義遒每每講到中國今非昔比的成就時,雙手都會顫抖不已。

前20年搞科研,後20年專事教育管理的王義遒認為,改革開放以後,中國高等教育不斷調整結構,擴大規模。據統計,1978年的中國有37萬在校大學生,目前在校大學生人數已經超過3700萬,其中包括200多萬研究生。

2018年12月8日,北京大學原常務副校長、中國高等教育管理專家、自然科學家王義遒(左),中國著名經濟學家、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總經濟師陳文玲(右)分別就各自所在的領域談改革開放40年來取得的成就。

中國的教育理念也在不斷轉變。從強調老師要”做一個永不生鏽的螺絲釘“,到現如今的以人為本、以學生為中心。王義遒表示,如果每一個人都能發揮自己的潛質,發揚自己的個性,那麼國家一定會是一個創新型的國家。“我們的教育就正在朝這個方向發展。” 王義遒說。

“在國家變革的偉大曆程中,我是戰略的參與者、是制定者,也是見證者。我非常幸運可以在決策服務的崗位上為國家建言獻策。”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總經濟師陳文玲在發言中指出:“這些在解放前都是不可能的,在改革開放前也不可能,只有在改革開放以後才可能。”

陳文玲認為,改革開放40年,中國經濟的發展是中國國際地位和國際影響力提升的物質基礎。

數據顯示,1979年至2017年,中國經濟平均增長率為9.5%,明顯高於世界同期2.9%的平均水平;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年均貢獻率為18.4%,僅次於美國,居世界第二位。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的貧困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接近90%,現在貧困人口只佔總人口的不到1%。

到2020年,中國將實現7.7億貧困人口脫貧。陳文玲認為,中國扶貧和發展的經驗,給世界其它發展中國家和貧困國家帶來了希望。“這是中國對世界貢獻的物質財富,也是精神財富。”

2018年12月8日,第十、十一、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香港立法會前議員陳鑑林在對話會上希望香港學生能夠主動了解內地發展。

香港立法會前議員陳鑑林在對話會中分享說:“從政治上來說,祖國是香港大後臺。在經濟上,(祖國)是香港的大市場。”

陳鑑林認為,沒有改革開放的40年,香港的發展不會如此迅速。

陳鑑林回憶說,30年前工業發達的香港趕上中國的改革開放。香港企業的強競爭力離不開工廠向內地遷移而降低的生產成本。香港迴歸後面臨亞洲金融危機時,“國家給予了香港大力支持,成功抵禦了這場危機”。

陳鑑林表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航運中心,在貿易、旅遊等方面有很多很好的經驗,可以在國家的發展當中更好地發揮自身的作用。同時,隨著廣深港高鐵香港段和港珠澳大橋的開通,未來香港和內地的交往還會更加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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