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上世界杯的夏天总是这么魅力十足，虽然只有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
但足球的魅力总是让球迷们魂牵梦萦，班也不上了，约会也不去了，天天守在电视机前边看二十个发型各异的青年男子为了一个球抢得满身大汗。
世界杯是各国球迷狂欢的日子，尤其是进入决赛圈的三十二国的球迷，赢球的欢呼雀跃、输球的垂头丧气，但有这么一个国家是个例外。
<strong>△ 即使提前被告知这场比赛很可能不会向伊朗女性开放，仍有无数女球迷在阿萨迪体育场外等待
在伊朗和西班牙的小组赛中，德黑兰警方38年来第一次解散了体育馆的人墙，伊朗的女球迷们38年来第一次被允许进入比赛场地看球。
虽然最终伊朗输给了西班牙，但是第一次看到世界杯现场的感觉却让女球迷们流下了激动了泪水。
<strong>△ 没有伊朗女球迷，世界杯将缺少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这是一件大好事，但是请你千万不要把这件事当成笑话看，因为你不知道伊朗的人民为了自己获得自己的权利和自由付出了多大努力。
<strong>伊朗的近代史完全就是一部血泪史，是一部现实版的《使女的故事》。
Hulu出品，必属精品。改编自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小说的《使女的故事》是一部神剧绝不为过。
这部剧构建了一个因为环境污染严重引发的，生育率极低的反乌托邦世界观，在社会动荡之下，美国从内部产生裂变，成立了一个叫做基列共和国的极权主义、政教合一的国家。
基列共和国是一个男权国家，女性失去工作和存款的权利并且有着严格的分工：精英级别女性成为Wife，穿绿袍，掌管家中大小杂事；无产阶级女性成为Martha，穿棕袍，分配到住家打杂。
偷情、堕胎、同性恋者成为Handmaid，穿红袍，被剥夺自由和名字，没有话语权和娱乐权，名字就是在男主人的名字前边加一个“OF”，彰显自己的从属关系，她们是代替Wives生育的机器，被称为“行走的子宫”。
整个基列的环境缄默、死寂、高压、窒息，街道上充满了持枪的士兵，使女们带着白色的头罩，走路时必须目不斜视，打招呼时赞美上帝，否则士兵们可以随时一枪托打碎你的下巴。
<strong>△ 白色头罩的意义就在于目不斜视
讽刺的是，在这样明确的分工和神权统治下，基列共和国维持住了可持续发展的生育率，也做到让自己的民众衣食无忧。
<strong>你可以把基列想象成一座巨大的Airbnb，环境很完美，服务非常到位，就是男女主人都有点奇怪，生活枯燥乏味，时不时还要被强奸……
《使女的故事》中有一个重要的角色叫Fred，他是基列共和国的首脑之一。
哗变以前，Fred就是一个类似方舟子助理的小角色，陪着老婆到处宣传自己的政见，每到一个大学都被骂得狗血淋头。
基列政权建立之后，Fred摇身一变，成为了共和国的重要成员之一，每天要会见外宾、出访外国，负责国内大大小小的事务，没有人敢对他说一个“不”字。
Fred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伪君子。表面上信仰上帝，满口仁义道德，但在我看来，发动政变只是他跳出现有苟且阶层的手段，为了追寻自己心中的所谓信仰，不惜把国家建立在强奸之上，是一个极度的利己主义者。
Fred像极了曾经发动了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宗教领袖霍梅尼。
霍梅尼出生在伊朗一个极其贫穷的宗教世家，从小家徒四壁，也没受过什么正统教育，他所能获得的读物只有《古兰经》，幼年的霍梅尼就像一张白纸，被印满伊斯兰教义和对西方自由世界的仇恨。
<strong>△ 哈梅内伊
因为反对国王巴列维，霍梅尼利用伊朗国内的宗教狂热，发动了许多次示威行动，愤怒的宗教群众势力不断壮大，甚至演变成了一股砸车、抢劫、杀人的暴力势力。在动荡的局势下，霍梅尼最终被流放至土耳其。
从土耳其到伊拉克，再到法国巴黎，霍梅尼的伊斯兰教徒势力无处不在，他不断培养自己的信众，甚至从伊朗国内的教徒中间筹集资产。
伊朗自己的统治也不给力，白色革命后虽然一直在向西方学习，但是高层腐败严重，民不聊生。霍梅尼在民众对国王统治反对声音最大的时候卷土重来，立刻得到众多信徒的拥戴。
<strong>Fred和霍梅尼，甚至纳粹党党魁希特勒，他们利用的都是国内民众危机感最重的节点煽动情绪，利用处在动荡之中民众的脆弱情绪，用宗教和种族的外衣精心包装，铸造起属于自己的巴别巨塔。
1979年，霍梅尼回国发动被称作“圣战”的伊斯兰革命，软弱无能、众叛亲离的伊朗皇室在顷刻间崩塌。
奥斯卡最佳影片《逃离德黑兰》就讲述了美国大使馆在伊斯兰革命中被宗教狂热者们围攻，工作人员们在这场血腥革命中，佯装一个电影拍摄团队才得以逃出生天。
<strong>△ 《逃离德黑兰》剧照
1979年11月，霍梅尼就职为最高神权领袖，掌握军政大权。新宪法还选举了总统，确立了所谓的三权分立原则。但谁都知道，伊斯兰的教义凌驾于宪法，所谓的民主不过是一纸空谈。
Fred和霍梅尼的成功之道都在于：把政权建立在高度极权和宗教狂热之上，政教合一。
都说美国的持枪权是为了美国民众在面对极权统治时能够奋起反击，这一点在《使女的故事》里显得尤为讽刺。民众面对军人，鸟枪面对大炮，只有被干的份。
女性的权利被剥夺之后，许多美国人走上街头举行游行示威，声势浩大。国家暴力机器面前的民众真的连臭虫都不如，机关枪一突突，立刻作鸟兽散。
谁真的愿意为了虚无缥缈的权利献出自己的生命呢？即使争取到了权利，却付出生命的代价，那不是给别人做嫁衣了吗？
无论是基列国政变还是伊斯兰革命，持枪者、信仰者大都是饭都吃不起的穷人。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在填饱肚子之前，他们不会在乎所谓的权力和民主，宗教带给他们仇恨和蔑视生命，让这些人无畏地向着反抗者扣动扳机。
伊斯兰革命立刻获得成功，霍梅尼开始全面恢复伊斯兰传统，全面禁酒、《古兰经》成为衡量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准则，黑色面纱就像使女们穿着的红袍一样，重新笼罩在全伊朗妇女的身上。
<strong>△ 因为只能露出面部，所以鼻型整容成为伊朗最热门的手术
《使女的故事》里，Fred的妻子Serena曾经是这场浩大政变中的核心人物之一，但在政权建立后却成为政治的牺牲品，只能侍弄那些花花草草，渴望权力到心里痒痒。
伊朗同样如此，学校里不再有男女混班，男女之间的正常交往和接触被视为禁忌；大量报社被关停，很多电影和摇滚乐被视为西方的洪水猛兽，一律禁止。女人成为男人们的附属品和生育机器，不得出现在电影或者书籍里。
<strong>△ 伊朗的一支地下乐队在偷偷排练，如果被邻居发现，摇滚小伙们将立刻沦为阶下囚
霍梅尼在讲话中说：
<strong>“音乐和鸦片之间没有区别，如果我们希望有一个独立的国家，我们的电台、电视台就应具有教育性，音乐就必须被排除。演奏音乐就是对国家和青年的背叛行为。”
<strong>△ 朋克没死，人没了——电影《我在伊朗长大》
同年，伊朗的256家电影院关闭了180家。
这个时候，伊朗人就会格外怀念曾经那个开放自由的国度。
1963年，时任国王巴列维发动了一场不流血的“白色革命”，在全国推行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他建厂、改革医疗、施行均田制，力求推动伊朗现代化发展。最重要的是，巴列维大力发展教育，还施行普选制，赋予全国妇女选举权。
伊朗白色革命后，妇女的地位曾获得巨大的提升，法律规定一个男性至多可以娶两个妻子，还得在正牌妻子同意的情况下。当时的伊朗提倡全面西化，提倡女性解放，脱下黑色面纱，走进泳池、沙滩和电影院。
<strong>△ 伊斯兰革命前的靓丽女孩
<strong>在宗教极权的统治下，这一切都不过是镜花水月。
当你看到《使女的故事》里有人无端使用“before”这个词，那么她们所说的一定是基列的恐怖还没有笼罩美利坚的那段时光，这说明宗教极权的统治已经成为被默认的灾难，给人一种精神恍惚的纪元交替之感。
与其经历过自由再被剥夺自由，拥有过天性再抹杀天性，还不如出生在囚笼里，一辈子都看不见天空的模样。
2018年的今天，如果你走在伊朗首都德黑兰的街头，你大概感觉不到这是一座曾经被“阉割”过的国度，这里狂热但并不危险，无论如何，宗教永远限制不了伊朗人热情好客的性格。
历史悠久的Sepahsalar清真寺、存放着梵高、毕加索、沃霍尔等大师真迹的德黑兰现代艺术博物馆，如果你是一名游客，或许会觉得这是一座很宜人的城市。
但表面上的歌舞升平并不能掩饰宗教统治中野蛮粗暴的一面。
《使女的故事》剧中的每一个镜头都具有深意，除了女主角偶尔堂吉诃德式的内心独白，我尤其喜欢看那些艺术品一样的特写和转场镜头：共和国的大街上永远一尘不染，超市里新鲜的橙子堆成小山，就像美国Wholefoods Market里昂贵的有机水果一样。
人们见面要说<strong>“Praised be”，<strong>“Bless be the fruit”，赞美上帝带给人民的美好生活。
但宏伟的基列大坝上永远悬挂着反抗者的尸体，街道上坦途一片，被枪杀者的血迹很快被擦去，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太太们在喝下午茶，使女们在生育室里可以品尝甜到发腻的马卡龙。
<strong>△ 基列大坝上悬挂的尸体
<strong>△ 因为和使女产生了感情，一名大主教被判处人道主义断手刑罚
康德说过：
<strong>“自由不是让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自由是教你不想做什么，就可以不做什么。”
基列的法律中，怀孕的使女是至高无上、不可侵犯的。但当一个叫做 Janine的使女触犯法规，共和国选择挖掉她的眼睛，因为<strong>“他们需要你来生育，而生育并不需要看得见。”
而伊斯兰的法律中有一条原则：“处女是不能被处死的。”为了遵守法律，伊朗监狱会为被判处死刑的年轻女子们举行“临时婚礼”。
监狱在死刑犯的晚餐中掺入安眠药，而婚礼的新郎们就是监狱的狱卒。“新婚”第二天，新娘已不再是所谓的处女，就可以安然赴死。
<strong>△ 基列特色包办婚姻
宗教的存在必有其道理，我不想去片面的否定某种宗教的价值，但生在一个政教合一国度的悲剧之处就在于：你压根没有选择不信教的权利。
基列国神权基要主义分子把《圣经》当成他们恐怖统治的借口 ,他们曲解《圣经》教义，把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为自己违背人性的恐怖统治背书。
通过建立伊斯兰意识形态，伊朗可以轻而易举的压抑人民的正常生活需求和精神需求，以减少内耗，以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政权。在长时间的压抑人性和仇恨教育之后，伊斯兰教义自然会发生扭曲，狂热的宗教徒建立了ISIS这样不可用常理解释的组织。
政治为宗教服务，宗教反过来巩固统治者的统治，宗教领袖对教义有最终解释权，所以他们既掌握法律，又掌握话语权，立于不败之地。
没有绝对的光明，也没有绝对的黑暗。
《使女的故事》中，女主角的朋友Moria辗转逃到了加拿大，在大主教出访加拿大时发动了一场游行，逼宫加拿大政府和基列断交，成为了基列所有受难者们的自由灯塔。
<strong>△ 逃离基列的Moria，自由的感觉
<strong>伊朗女性扯不下头上的黑纱，但随着网络化和信息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把黑袍仅仅当成一种习惯，内心并不受伊斯兰教义的控制。
好莱坞的大片，美剧甚至流行的韩剧在伊朗的夜市里随处可见；漂亮的白色婚纱被藏在裁缝铺的角落，熟客来访就可以拿出来偷偷试穿。
每当夜色降临，伊朗的每个角落都发生着奇迹般的裂变：天台上抽烟的姑娘探出了头；等待丈夫下班回家的妻子取出自己偷偷酿的酒；地下演出的乐队插上效果器开始调音；脱下黑袍、穿上自己最美最暴露的衣服拍一组写真，然后上传到ins......
即使惩罚再严厉，伊朗人还是会以身试险，几乎每个伊朗人都在犯罪，都在触犯伊斯兰的教义，有什么能阻挡人类去追求快乐和自由呢？
伊朗人大都很爱自己的祖国，也为自己身为伊朗人而自豪，但是去欧美留学见见世面，已经成为伊朗中产阶级家庭的标配。这些“出去看看”的人，就像一台空气净化器一样改变这伊朗国内的空气。
面对世界杯这样的盛大赛事，一再保守的伊朗仍然向全世界敞开了怀抱，这也成为了妇女争取自身权利的最好契机。
在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的呼吁下，伊朗女性终于可以在和西班牙的小组赛第八十分钟进入球场观赛，伊朗国足的官推也第一时间发推声援，西班牙队长拉莫斯也转发了伊朗女球迷的观赛照片：<strong>“她们才是今晚的胜利者。”
<strong>△ 脱下黑袍，她成了观赛席上的杰西卡·阿尔芭
如同Moria逃出基列，球场摘下黑袍的美丽女孩们也成为伊朗追求人性和解放的灯塔。伊朗输给了西班牙，阿萨迪体育场内却是一片喜悦欢腾的景象。
嗯，是自由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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