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政府2018年4月推出所謂“零容忍”的移民執法政策導致不少移民家庭父母與子女“骨肉分離”。圖為2018年6月30日，在美國首都華盛頓，一名男子參加反對移民執法政策遊行。新華社記者 楊承霖 攝） 一直以來，總有人鼓吹西方民主政治的優越性，認為宣揚自由、平等、博愛的西方民主制度才是當前世界上最先進的制度。事實上，歐美、日本等國的民主制度都正遭遇著不同程度的困境，西方民主政治的神話亦在不斷瓦解。 當下，不少歐美知識界人士已經意識到西方民主制度的脆弱性，並相繼出版了多部力陳西方民主政治陷入危機的著作。蒂莫西·斯奈德的《論暴政：從20世紀學到的20個教訓》、丹尼爾·齊布拉特的《民主國家如何死亡》等就是其中的代表。這些文章指出，在二戰後的西歐和北美，民主成為理所當然的制度，但在本世紀的第二個十年，民主已經脆弱不堪。其表現有四：第一，公然對存在人種和文化差異的少數群體實施差別對待和排斥的言行在社會上氾濫；第二，就業形勢惡化與貧困人口增加導致人們不再包容，民主社會必不可少的寬容價值觀正在崩塌；第三，政治表態充斥著捏造和謊言，被那些“局外人”政治家用來攻擊建制派政治家；第四，民族主義情緒高漲導致國際社會陷入動盪。 以法國為例，時下即面臨著西方民主制度帶來的痼疾。由於關乎法國穩定的福利財政已經難以無繼，導致當前法國罷工抗議的浪潮此起彼伏。法國的民選政治制度決定了民眾對政府有極大的約束力，高福利必然意味著高稅收，所以不管是降稅降幅利還是增稅保福利，每一次的改革提案都因為動了民眾的錢袋子，而遭到民眾的激烈反抗。由於福利水平易上難下的利益剛性特徵，歷屆政府都不願冒喪失選民的危險，只能採取擴大徵收社會保障稅和大規模舉債的辦法維持高福利。在這種博弈下，法國社會保障支出增長與經濟增長的“剪刀差”越來越大，經濟負擔越來越重，福利體制面臨的財政危機也越來越嚴重。可以說，民權的過度擴張，使得法國政府的決策和意志很難直接有效傳達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而為了贏得選票，法國執政黨不得不一次次向民眾妥協，政府財政赤字逐漸擴大，嚴重衝擊了國家經濟的正常發展。更為嚴重的是，這一問題絕不可能被當前的法國體制所解決。 同樣，日本也正面臨民主政治惡化的問題。12月1日，日本《東洋經濟》週刊在文章《民主政治的世界性危機——日本也存在民族主義抬頭的問題》中指出，民主政治惡化的問題在日本也很嚴重。這表現在：文部科學相想要將天皇向臣民頒佈的《教育敕語》進行現代化改編，但是沒人在乎公民是否有意願參與；首相和閣僚輕視國會審議，對於在野黨的提問也敷衍了事，會場上蔓延著冷嘲熱諷的情緒；公職人員的責任意識幾近消亡，沒有公共機構追究侵吞國有資產和濫用職權等問題。文章稱，在當代歐美和日本，或許沒有出現在野黨和新聞機構受到權力干擾而解散，或者公民自由受到政府機構彈壓這類極端獨裁的情況；但是，在野黨遭遇分化愈發弱小，公民因無力感對政治漠不關心，在這樣的情形下，無論是美國還是日本，都出現了憑藉選舉獲勝的總統或者執政黨，在行政機構實現權力集中的獨裁的徵兆。 綜上可見，當代西式民主在很大程度上已經異化為金錢政治和民粹主義政治。西方“競爭式”的選舉民主，最近幾十年已經劣質化為不同集團攫取權力的零和遊戲。因此，我們不能籠統地說“民主是個好東西”，畢竟鞋子合適不合適，只有穿鞋的人自己清楚。 （參見：《西方民主政治正遭遇危機》《為什麼說法國的民主制度註定墮落？》《以民主燈塔自詡的法國，是怎樣被民主給玩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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