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2018年6月12日，在剛果（布）首都布拉柴維爾西郊的姆菲魯地區拍攝的中國援建的中剛友好醫院。新華社 記者 王騰攝）
早在2011年，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就提出“新絲綢之路”，倡導以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把中亞五國跟阿富汗連在一起。同年他還提出印太經濟走廊，用基礎設施把印度洋和太平洋連在一起。這些倡議的內容雖然和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相似，但是在國際上反響甚少。而中國“一帶一路”倡議在國際上得到積極響應，不僅“一帶一路”國際峰會成功召開，亞投行成員國也在不斷增多。為什麼會有這種差異？
中國在基礎設施建設上有比較優勢。要致富先修路，一個發展中國家把基礎設施完善了以後，才能夠進入到現代化的進程。而很多發展中國家的主要瓶頸是，必要的基礎設施嚴重欠缺，沒有必要的基礎設施，就沒有辦法採用現代化的技術、發展現代化的產業去提高生產力。中國是基礎設施建設能力最強的國家，改革開放後，我國的基礎設施建設非常快，培養了世界規模最大、非常有競爭力、效率非常高的施工隊伍，在國際上競標，我國施工隊的成本多在其他國家施工隊的一半以下，甚至三分之一。
中國外匯儲備率高，投資回報率高，可以實現雙贏。基礎設施建設需要資金，我們有3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在全世界是最高的。這些外匯儲備過去買美國政府的債券或是股票。美國政府的債券回報率非常低，如果去除通貨膨脹是負利率。美國股票市場泡沫很大，風險很高。我國這3萬億美元儲備當中一部分資金可以用來做“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資金。只要這些項目選擇好，回報率會相當高，可以實現雙贏。
中國可以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產業發展提供機遇。二戰以後，成功的發展中經濟體非常少，少數成功的發展中經濟體有一個共同的特色，就是抓住了國際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的窗口機遇期，從農業經濟變成現代化的製造業經濟。20世紀80年代中國大陸改革開放，抓住了當時亞洲四小龍工資上漲，勞動密集型產業需要轉移的窗口機遇期，因而迅速發展起來。現在中國已經是上中等收入經濟體，很快將變成高收入經濟體，讓中國變成世界工廠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也逐漸失掉比較優勢需要向海外轉移。當下，中國大陸整個製造業僱傭的人數是1.24億，其中勞動密集型產業僱傭的人數達到8500萬。從這個統計指標來看，我國實際上創造了一個足以讓“一帶一路”沿線60多個收入水平在我們人均GDP一半以下的國家，以及部分非洲國家，同時進入到工業化、現代化的窗口機遇期。如果他們解決了基礎設施的瓶頸限制，就有可能抓住我國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的窗口機遇期。
中國的發展理念和經驗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傢俱有適用性。二戰以後，許多發展中國家政治上擺脫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地位，開始追求自己國家的工業化、現代化。他們在政策上以發達國家的理論和經驗為指導，卻忽略了理論和經驗的適用性決定於前提條件是否具備。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條件不同，發達國家的理論和經驗用在發展中國家難免有“南橘北枳”的侷限。我國的條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較為相同，來自於我國的經驗、理論和思路對其他發展中國家動員資源，克服困難，抓住發展機遇將有較大的參考借鑑價值。
（參見：《為何中國“一帶一路”引起熱烈反響，美國“新絲綢之路”反響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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