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电视剧《神探狄仁杰》播出之后，狄仁杰和他的助手李元芳红遍大江南北，“元芳，你怎么看？”这句对白在网上疯传，甚至成了一种文化现象。
不过，大伙儿知道这部小说的创作者是谁吗？这人叫高罗佩。
不要以为这个有着地道中国名字的高罗佩，一定是中国人。其实，人家来自荷兰，是位汉学家。
他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呢？因为他太喜欢中国文化了！
在《纽带：东学西鉴四百年》这本书里，有很多像高罗佩这样的中国文化狂热爱好者。
他们来自遥远的西方，却费尽心血钻研中国文化。在某些方面，他们对中国的了解，甚至比我们中国人还要深入和透彻。
说到这儿，我们也不禁会问，作为外国人，他们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又是什么让他们投入这么大的精力和热情？
就让我们跟着《纽带》这本书，走进这段历史。
这段历史的开头，在明朝。
当时，有一批传教士来到中国。
他们原本是来传教的，但他们发现，中国人有深厚的文化，有自己的价值观念，如果要让他们接受其他宗教，首先就要融入当地，熟悉他们的文化。
有一位叫罗明坚的传道士，是葡萄牙人，刚到澳门的时候，听不懂中文，也找不到懂葡萄牙语的中国人，于是，他找了一位老师，用画图的方法学习中文。
比如他画一匹马，老师就告诉他，这个动物的中国话叫“马”。
罗明坚非常努力地融入中国，除了语言，还学习中国的古典文化、伦理道德。
他像海绵一样吸收这里的文化知识，成为最早的一批“中国通”。
有了这些学习经验，罗明坚就想，应该编写一部词典，帮助其他到中国来的传教士学习汉语。
于是，在中国历史上，便诞生了第一部汉语与西方语言对照的词典。
从那时起，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纽带，就系上了。大批传教士、外国人，借着这部词典和他翻译的典籍，学习到了中国文化。
他们被吸引来到中国，又把在中国的见闻手稿、书信、汉籍译本，纷纷带回欧洲。
当时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十分有限，这些资料，打开了欧洲人的眼界，他们看到了一个统一、富强的中华帝国，也看到了一种优越的文明。
到了18世纪，中国文化对欧洲有了更深入的影响。说到这段历史，不得不提到一位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伏尔泰。
伏尔泰对儒家思想很是推崇，称自己是“孔门弟子”。
一般欧洲人的家庭里，会摆放祈祷的祭坛，但作为法国人的伏尔泰，没有在房间里摆放祭坛，而是挂了孔子的画像。
当时的法国，讲的是绝对王权，统治者权力无限地膨胀，而人民的权利越来越小。
所以，当伏尔泰读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时候，被中国的文化思想彻底打动。
他感叹道：“没有任何立法者曾经对世界宣布过比孔夫子宣布的更有用的真理。”
受孔夫子启发，他用了16年时间，写成了一本历史巨著《风俗论》。
当时，有不少历史书，是按教会和国王的意志编写的,宣扬的是神的意志主宰世界。
而《风俗论》打破了这种历史观，它告诉世人：历史，不是以欧洲为中心的，也不是基督教的，它是世界各民族共同创造的。
这在当时，堪称一种学术创举。
除了伏尔泰的著作，还有一个历史事件，同样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文化的力量。
19世纪初，法国里昂曾发生过一场纺织业危机。
里昂是法国纺织业最发达的地方，但他们纺丝用的蚕却发生了病害。这导致生丝大量减产，严重影响了欧洲的丝绸产量。
后来，一本叫《桑蚕辑要》的书出版了，它记载了一整套关于养蚕、防治蚕病的经验，对于当时的欧洲人来说，这简直是及时雨。
因为这本书的出现，欧洲人改良了桑蚕技术，挽救了他们的纺织业。
随后，这本书被翻译成意大利文、德文、英文和俄文，各地纷纷加印，一时轰动欧洲。
而这本书的来源，正是两部中国古籍，《授时通考》和《天工开物》。
对那个时期的欧洲人来说，中国文化的影响不仅停留在思想上，更是延伸到了技术生产方面。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汉学的研究，变成了一场又一场“夺宝竞赛”。
当时，天朝国门被打开，全世界的学者和探险家，都纷纷涌进来进行考古挖掘。
因为这些人的到来，大量文物资料流失到了国外。而在西方人眼里，他们是在抢救文化标本。
20世纪初，一名叫斯坦因的匈牙利探险家，遇到了一名维吾尔族商人。
在与商人的交谈中，斯坦因得知莫高窟有一个藏经阁密室，里面有大量古书。于是，他带着探险队来到了莫高窟。
他自称是玄奘的信徒，又用了一些钱贿赂守门人，进入藏经阁。
接下来的一周里，他不断进出藏经阁，抱出一件件的写本和绢画，这些文物打包起来，足足有12大箱！
最后，他继续用白银贿赂，成功地把这12箱文物带走了。
另一个到达敦煌的，是法国汉学家，伯希和。
当他走进藏经阁的时候，被深深震撼住了，他说自己见到了一座“中世纪图书馆”。
他在藏经阁的洞里点了一根蜡烛，不放过每一件手稿，蹲在洞里一件一件地看，就这样蹲了三个星期。
三个星期过去了，他用五百两银子的香火钱，换走了五千多件写本和绢画。
伯希和回程的时候，途径北京。他办了一个小型展览，把当时知名的中国学者都请了过来，让他们鉴赏这些敦煌手稿。
这个时候，中国学者才第一次亲眼看见藏经洞的文物。
有人说，在我们国家的文化历史里，敦煌是一个伤心的地方，大量的瑰宝都是从这里流入到了外国人手中。
好在斯坦因、伯希和这样的研究者，他们没有把这些文物转卖盈利，而是做了周全的保护，还进行了深入研究。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他们也是中国文化的传播者。也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说的：“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
继续翻阅《纽带》这本书，我们还能看到，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能背诵100首杜甫的诗，他穿着中国长袍，跟别人说：“我是中国人”；
美国学者费正清，用毕生心血，培养了众多汉学专家，建立了一个研究中国的学术帝国……
现在我们回到开始的问题：这些外国人为什么要研究中国？为什么对中国文化投入如此大的精力和心血？
刚开始我们可能认为，是宗教的原因，或者是他们对中国资源和宝物的觊觎。
然而，另外一种的答案：
当人们走进敦煌莫高窟时，一种神秘而厚重的力量深深地吸引着他们，让他们说不出一句话。这是中国文化难以言说的魅力和伟大。
有些东西，并不仅仅属于某一国度，而是世界文化基因库里难得的一员。
也许，那些前仆后继的汉学家们，也是带着这种触动，心甘情愿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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