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一場光復漢族的民族革命

<strong>前言:

今天是十月十日,107年前的今天,武昌起義爆發,無數鐵血義士拋頭顱、灑熱血,用血肉之軀染紅了那面謀求民族獨立的鐵血十八星旗,這場起義是辛亥革命的開端。更是自甲申國難,漢人淪為亡國奴二百餘年以來的成功的光復!漢人自此擺脫了滿清的奴役與壓迫,終於在華夏淪亡的二百餘年後驅除韃虜、恢復中華,成功取得了民族的獨立、自由與尊嚴。這場革命是一場具有進步意義的民主革命,但更是一場光復漢族的民族革命!

<strong>但願朝陽常照我土,勿忘烈士鮮血滿地!華夏兒女自當銘記這場偉大的變革。


辛亥革命——一場光復漢族的民族革命



辛亥革命——一場光復漢族的民族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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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一談到辛亥革命,人們自然想到的是這是一場<strong>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最大的功績是結束了<strong>君主專制制度,這是對辛亥革命的相當片面的理解,通過對辛亥革命的認真分析,應該清楚的認識到,<strong>辛亥革命更大程度上應該是中國人的光復運動,是一場民族革命。

辛亥革命——一場光復漢族的民族革命


而這場民族革命與歷史上<strong>朱元璋“驅逐胡虜,恢復中華” 又有顯著的區別,朱元璋只是驅逐了蒙古人,在政治上沒有根本性的變革,而辛亥革命則具有民主革命的色彩,結束了君主專制制度是中國政治制度的根本變革。<strong>但是不論辛亥革命在民主革命上有多大的成就,但是<strong>在革命黨人的初衷、革命黨人在革命中的表現來看,把辛亥革命定義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 是很牽強的,辛亥革命的<strong>民族革命<strong>色彩遠大於民主革命色彩。


辛亥革命時期,各個革命團體的綱領幾乎無一例外的都是以“排滿”為宗旨的,如孫中山先生1894年在檀香山創立的興中會,綱領本為<strong>“驅除韃虜,恢復華夏”,後來才加上“創立合眾政府”的綱領;1903年黃興、宋教仁、陳天華等人在長沙創立的華興會,也以<strong>“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為綱領,並以<strong>“同心撲滿,當面算清”

為口號;1904年蔡元培、陶成章、龔寶銓等人在上海創立的光復會則更為明顯,以<strong>“光復漢族,還我河山,以身許國,功成身退”為綱領,<strong>完全是民族革命的團體。

1905年,在孫中山的建議下,組建了一個統一的革命團體——中國同盟會,以<strong>“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為綱領。孫中山還為中國同盟會制定了秘密聯絡的口號:<strong>“問何處人,答為漢人;問何物,答為中國物;問何事,答為天下事。”我們可以聯繫起來理解為:<strong>漢人奪回中國物,平天下不平事。(王春霞,《“排滿”與民族主義》,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137——138頁)在中國同盟會成立後,<strong>孫中山起草了<strong>《民國軍政府檄文》,說道:

“今者國民軍起,立軍政府,<strong>滌二百六十年之羶腥,復四千年之祖國,謀四萬萬人之福祉,此不獨軍政府責無旁貸,凡我國民,皆當引為己責者也!……

(一)驅除韃虜……

(二)恢復中華……

(三)建立民國……

(四)平均地權……

以上四綱,其措施之次序,則分三期,

第一期為軍法之治。<strong>義師既起,各地反正,土地人民,新脫滿洲之羈絆,其臨敵者宜同仇敵愾,內輯族人,外禦寇仇,軍隊與人民,同受治於軍法之下:……

第二期為約法之治……

第三期為憲法之治……

以上為綱有四,其序有三,軍政府為國戮力,矢信矢忠,終始不渝;尤深信我國民必能踔厲堅忍,共成大業。<strong>漢族神靈,久焜耀於四海,比遭邦家多難,困苦百折,今際光復時代,其人人各發揚其精神!我漢人同為軒轅之子孫,國人相視,皆伯叔兄弟諸姑姊妹,一切平等,無有貴賤之差、貧富之別,休慼與共,患難相救,同心同德。以衛國保種自任。戰士不愛其命,閭閻不惜其力,即革命可成,民政可立。願我四萬萬人共勉之!”(《孫中山選集》上卷,中華書局,1956年,頁68—70。)

《十月圍城》中革命烈士宣讀令人熱血沸騰的同盟會誓詞

“今之滿洲,本塞外東胡。昔在明朝,屢為邊患。後乘中國多事,長驅入關,滅我中國,據我政府,迫我漢人為其奴隸,有不從者,殺戮一方。我漢人為亡國之民者二百六十年於斯。滿政府窮兇極惡,今已灌盈。義師所指,覆彼政府,還我主權。其滿洲漢軍人等,如悔悟來降者,免其罪;敢有抵抗,殺無赦;漢人有為滿奴以作漢奸者,亦如之。……驅除韃虜之後,光復我民族的國家。”

在1911年10月9日,原定的武昌起義總指揮蔣翊武在危機時刻發佈了作戰命令:<strong>“本軍於今夜十二時舉義,興復漢族,驅除滿奴” 熊秉坤在武昌起義時,於10月10日發於楚望臺軍械庫的口號是<strong>“興漢”。(《“排滿”與民族主義》,224頁)。《湖北革命實錄長編》載:“是日(10月11日),革軍遇*人,不論老少皆殺”(轉載自《辛亥武昌首義史》,212頁)。(不過在10月12日軍政府謀略處開會,有“嚴禁濫殺*人”的決策,以避免濫殺無辜)

辛亥革命——一場光復漢族的民族革命


武昌起義成功之後,成立了軍政府,廢除宣統紀年,改為<strong>黃帝紀年;以鐵血十八星旗(共進會的旗幟為九角十八星旗,紅地黑星,且間聯以虛線,意為聯合十八行省,以鐵血主義實行革命)為旗幟;並以黎元洪的名義發佈了佈告<strong>“……須知今滿政府,並非我漢家兒……共圖光復大業,建立民國……”(當時在武昌街頭巷尾,這張佈告貼到哪裡,哪裡就擠滿了觀眾,群情激奮,許多人流下熱淚,感到揚眉吐氣),賞罰令中更明確地說<strong>“本都督驅逐滿奴,恢復漢族……”

(《辛亥武昌首義史》,226頁)並於10月17日<strong>在閱馬場舉行了盛大的“祭天大典”,昭示光復大業,特告慰華夏始祖軒轅黃帝的在天之靈 (武昌起義成功後,之所以推舉黎元洪為大都督,很大程度上是由於革命黨人以“排滿”為宗旨,<strong>漢官一概被視作可爭取者) 。

辛亥革命——一場光復漢族的民族革命


軍政府成立後及開始革除滿清舊俗,最重要的就是<strong>剪辮子

(滿清入關曾提出<strong>“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並進行血腥大屠殺,<strong>辛亥革命後剪辮子也就成了革命的象徵),軍政府層多次下令剪辮,當時軍政府主辦的《民國公報》曾有評論“<strong>險矣哉豚尾奴之心也,鄙也哉豚尾奴之志也,謬矣哉豚尾奴之識也,其理由為大局未定,姑試諸異日。所謂異日者,即干戈偃息。總統已定之際或滿政府覆亡之日也。此中立派也,此觀望輩也,<strong>此漢奸也!<strong>”(《辛亥武昌首義史》,253頁)。

在軍政府成立後與列強的交涉中,美國領事也說“貴國此次革命,關係種族問題,自不待言,惟不知將來採取何種政體?”(《辛亥武昌首義史》,263頁)。武昌起義***政府不得不讓袁世凱出山以鎮壓革命,袁世凱上臺後,即派大軍進攻武漢,雖然北洋軍是袁世凱的“私家軍”,<strong>但是在前線袁世凱也不得不反覆向士兵們宣傳,此役非漢滿種族戰爭,乃是政治集團戰爭(《辛亥武昌首義史》,334頁)。

甚至連被“脅迫”參加革命的黎元洪,在其致薩鎮冰(武昌起義***廷廷派海軍來武漢鎮壓革命,薩鎮冰是海軍提督,也是黎元洪的老師)的信中也有<strong>“吾師素知洪最為謹慎……恐致不可收拾,不能為漢族雪恥,轉為危害……誰無肝膽,誰無熱忱,誰非黃帝子孫,豈肯甘為滿族做奴隸而殘害同胞耶!洪有鑑於此,識事機之大有可為,乃誓師宣言,矢志恢復漢土,改革專制政體……方今漢滿興亡之機……刻下局勢,只要吾師肯出,拯救四萬萬同胞,則義旗所指,山色改觀,以四萬萬同胞與數千滿族競爭……”

(《辛亥武昌首義史》,319-320頁)

<strong> 在響應武昌起義的各地也紛紛打出<strong>“興漢”、“排滿”的口號。如陽夏響應武昌起義時革命黨人將旗兵“禁之間所”,並對他們說:“我們今日為種族爭生存,為國家爭獨立,顧不得不先革爾滿人之命,念爾等尚屬好人,爾等回荊州(滿人駐防之地)可也。”,於是各給七元遣回原籍,“後聞彼等在途中為百姓所創”。(《“排滿”與民族主義》,225頁)詹大悲、蔡濟民在武昌起義後準備派兵過江佔領漢口。<strong>漢口的市民聽說武昌來了軍隊,不約而同的大放鞭炮,夾道歡迎,無數群眾高呼“殺盡胡兒”、“興漢滅*”的口號。1911年10月22日西安響應起義時起義軍自稱<strong>“秦隴復漢軍”。1911年10月29日太原光復後,《山西民報》曾發表討滿檄文,措辭嚴厲。1911年11月27日,蒲殿俊在成都宣佈四川獨立,成立了<strong>“大漢四川軍政府”。在上海、福州、重慶、長沙等地響應武昌起義的也基本上打出的是<strong>“興漢”、“排滿”的主張。

在武漢三鎮革命如火如荼開展的時候,軍政府發佈了一篇<strong>《辛亥革命軍奉天討滿檄文》,裡面言辭激烈

,<strong>“中華開國四千六百零九年八月日,民國軍政府檄曰:惟我皇漢遺裔,弈葉久昌,祖德宗功,光被四海。降及有明,遭家不造,蕞爾東胡,曾不介意。遂因緣禍亂,盜我神器,奴我種人者,二百六十有八年……”

不過,<strong>在辛亥革命過程中,很多立憲派、舊官僚混進了革命陣營,鼓吹<strong>“五族共和”的思想,<strong>孫中山迫於壓力,同時也是為了維護國家領土的統一,在1912年1月1日民國臨時政府成立後發佈的《民國臨時大總統宣言書》中說到<strong>“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即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是曰民族之統一。”(後來在1921年3月6日《在中國國民黨本部特設駐粵辦事處的演說》中,孫中山說道<strong>“自光復之後,就有世襲底官僚,頑固的舊黨,復辟的宗社黨,湊合一起,叫做“五族共和”豈知根本錯誤就在這個地方……由此可知,本黨尚須在民族主義上做功夫,務使滿、蒙、回、藏同化於我漢族,成一大民族主義的國家”(《孫中山全集》第5 卷, 中華書局,1985年,第473 頁))

在革命迅猛發展的時候,袁世凱掌握了滿清廷廷實權,<strong>在相當多革命黨人看來,袁世凱身為漢人,是可以爭取的對象,所以才有很多革命黨人檄文袁世凱能夠投入革命陣營,推翻滿清統治,孫中山本人也表示

:<strong>如果袁世凱完成推翻滿清廷廷的“大業”,願意將大總統讓予袁(後來的“二次革命”則是袁世凱要加強專制獨裁,壓迫國民黨,國民黨基於“民主是民族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良藥”而革命)。

在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佈退位三天後的2月15日,<strong>孫中山親自率領臨時政府文武官員赴明孝陵,祭奠明太祖朱元璋。今中國全境光復,特來告慰544年前“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的先驅、民族英雄——明太祖的在天之靈。

辛亥革命——一場光復漢族的民族革命


不僅是辛亥革命當時,<strong>而且現在我們在說道革命黨人在某處革命成功或者某地和平過渡時,用的都是<strong>“光復”<strong>一詞,如<strong>“武昌光復”“南京光復”等,<strong>光復”一詞的含義,就是自己的董事喪失之後又奪回來,這裡很顯然意指各地在被滿洲人佔據兩百多年之後中國人收復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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