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叔叔是南京大學的畢業生，而我，現在就讀於吉林大學，攻讀碩士。當我提到匡亞明時，他對我講述了他對
匡亞明老校長的記憶。以下是叔叔的自述。讓我真心感受到一個學者的偉大。2011年，恰逢辛亥革命100週年，梁由之先生主編了一套《夢想與路徑》的叢書。這是一部百年文萃，按照時間順序，每年收錄了數篇文章，忠實記錄了100年來中國思想文化的演變歷程。叢書共三卷，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我從噹噹網購得這部叢書已經多年，一直放在枕頭邊，經常晚上入睡前拿起書來翻翻，每一次就讀其中某一年的文章。不求甚解的個性，決定了我讀書不是為了解惑，主要還是消遣，一目十行，並不掩卷沉思，讀完也就完了。最近讀了1942年的幾篇文章，可謂篇篇經典，其中有丁玲女士的《風雨中憶蕭紅》和豐子愷先生的《懷李叔同先生》。丁玲是小說家，刻畫人物形象細緻；豐子愷是人們熟知的漫畫家，散文寫得也很好。他寫弘一法師，寫其“認真”：由舊家翩翩公子一變為留學生，二變為音樂教師，再變為道人，最後變為和尚，每做一種人都做得很像，這緣於他做人的“認真”。弘一法師是豐先生的老師，匡亞明是我們的校長，我就以“寬厚”為特點，模仿豐先生寫下《懷念匡亞明先生》一文。
我是1978年9月下旬進入南京大學化學系讀書的，是文革後恢復高考第二屆新生。那時文革剛結束，對學生開展政治思想教育還很受重視，讓學生參加體力勞動便是首選方式。國慶節後，系政治輔導員組織新生參加位於北京西路北側教師宿舍樓建設工地勞動。我們這一組負責搬磚頭，即把磚從堆場一塊一塊地搬到腳手架上。為了表現積極，大家爭先恐後，前面同學碼好磚，蹲下身子，雙手兜住最底層那塊磚站起來剛走，後面的人便接著碼磚了。工地上一派忙碌景象，身穿深藍色滌卡中山裝的同學胸前粘上紅色的磚灰特別醒目。這時有兩輛汽車在工地圍擋入口處停了下來，前面的是一輛軍用吉普，後面的是一輛豆綠色上海牌轎車。從轎車裡走出一位身著灰色中山裝的長者，頭髮稀疏，但仍然頑強地向腦後梳去，在秋天的陽光下，映襯光禿的頭皮，很容易讓人想起四川的“川”字，濃密的眉毛幾乎都被褐色粗框眼鏡全部遮住了，透過眼鏡讓人接觸的目光似有一份慈祥。他拄著柺杖，走路比較慢，每停一處，都努力挺直微微佝僂的身軀。隨從不停地向他彙報工程進展，只見他一會兒點點頭，一會兒又不放心地詢問建築材料供應情況。我們的輔導員連忙上前面去：“匡校長好！您來視察工地啦！”“哇！”他就是匡校長、文革中第一個被打倒的大學校長！大家的驚奇都寫在了臉上。匡校長對輔導員微笑地點點頭。輔導員指著灰頭土臉的我們彙報說：“他們是78級新生，由化學系組織來參加勞動鍛鍊的。”“噢？”匡校長皺了皺眉頭，清了清嗓子，似乎要把聲音蓋過附近捲揚機的馬達聲，大聲道：“鍛鍊是需要的，但不能耽誤功課。”“時間不長，就一週。”“瞎搞！怎麼能這樣呢？”匡校長立即板起了臉，微微下垂的腮幫上幾粒老人斑因為生氣而凸起：“結束了文革動亂，大家都為實現四個現代化爭分奪秒，埋頭苦幹。老師的天職是教學，學生的任務是學習科學文化知識，怎麼能讓他們把寶貴的時間花在建築工地上呢？他們的陣地應該在課堂！”“這個……”不等輔導員分辨，匡校長揮了揮手說：“到此為止，飯前結束。以後不能這麼幹了。”見輔導員臉紅了，他又換了口氣，和藹道：“文革十年，耽誤了許多，現在是百廢待興。我們要摒棄文革的錯誤做法，探索更有效的思想教育方法。”大家頓時一陣歡呼：“勞動結束囉！”這是我第一次見到匡校長。
我第二次見到匡校長是在大禮堂歡迎全體新生的大會上。大禮堂光線很暗，我拿著入場卷摸索找到座位，剛坐下來，主席臺上燈光就亮了。整個主席臺佈置得很簡易，只由兩張課桌拼接而成，上面鋪著紫羅蘭色的絨布，放著兩隻麥克風。主席臺背景是一張巨幅藍色佈景，上面掛著白色的華國鋒的手跡：“努力提高整個中華民族的科學文化水平！”在運動進行曲中，匡校長走上了講臺，這次他並沒有拄柺杖。在他身後是學校黨委第二書記、副校長章德。他們一落座，整個大禮堂便鴉雀無聲。會議由章德主持。他在作了簡短的歡迎詞後就熱情地說：“下面就請我們學校黨委第一書記、校長匡亞明同志講話！”大家立即跟著章德熱烈地鼓起掌來，有的同學甚至激動得站了起來。那一天匡校長身穿黑色的中山裝，在白熾燈光下努力表現得很莊重，但油光發亮的禿頂使這種莊重大打折扣，會場氣氛則平添了幾分隨和。當時匡校長剛被解放不久，他就從蹲“牛棚”說起。說起文革浩劫，對祖國文化摧殘，痛心疾首；談及西方科技發達、我國落後狀況，分外焦急；講到未來提高整個中華民族科學文化水平，一臉莊重。他時而揮揮手，時而擦擦腦門上的汗，最後乾脆解開中山裝上的風紀釦子，大聲地說：“同學們：當我們傳統的農耕文明在1840年迎頭撞上了武裝到牙齒、正在無限擴張中的西方工業文明時，便不可避免地爆發鴉片戰爭，也開始了中華民族百年屈辱史。戰敗後，國人掀起蓬蓬勃勃的洋務運動，後又發起風起雲湧的變法維新，一直到辛亥革命，大清帝國成了民國，獨裁帝制變成了民主共和，制度發生了變化，可還是強盛不起來。於是國人進一步認為是我們思想文化有問題，以為傳統文化阻礙了中國實現工業現代化，所以就要砸爛孔家店，所以要革命。持續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就是這種革命的極端形式。這場動亂幾乎耽誤了一代人。你們能有今天的學習環境完全得益於黨中央撥亂反正，必須珍惜這種來之不易的學習機會。我國有些大學，由於被“四人幫”插手過多，成了文革的重災區，以致聲譽每況愈下。我們要吸取教訓，再不能自亂了，要把所有精力放在教學上，為國家培養更多的人才。在這裡我給大家表個態，本校任何人，不管是教授、講師，還是你們其中的任何一位同學，有什麼訴求，對什麼不滿，都可以到辦公室來找我，甚至可以到我家裡來談，但千萬不要走上街頭遊行，也不要罷課。作為校長，我保證盡一切可能滿足大家正當要求。謝謝大家！”說著，匡校長站立起來，前傾50度，給大家鞠了一個躬，會場上頓時爆發出雷鳴般的掌聲。
在上二年級的那個冬天，有一天上午十點左右，我正在教學樓前面的草地上做廣播操，只見五個身披白大褂、頭上扎著白頭巾的食堂女工每人推著一輛售貨車，在教學樓前一字排開，掀開車上的棉被，頓時騰起一團白霧。大家好奇地上前一看，原來是賣包子的。據其中一位師傅介紹，這是匡校長提議的，即在上午四節課的中間時段，給同學們準備包子，讓大家增加能量，免得上第四節課時因為飢餓而降低學習效果。這對還處在身體發育階段的我，可謂雪裡送炭。菜包子三分錢一隻，肉包子五分錢一個。如果你要蘸著辣醬吃，還免費提供醬料與托盤。我幾乎每天都在做完廣播操後買一隻包子，吃了一隻還想吃，但微薄的助學金不能供我多買一個。元旦過後的一天，匡校長陪同外賓路過此地，停下來問大家：“包子味道怎像？你們喜歡不喜歡？”“好吃，好吃，太香了！我們喜歡吃，只是買不起。”“不是有助學金嗎？怎麼會買不起呀？”他一臉不解。我連忙擠上前去，給他詳細列出了伙食費、書費、業餘時間看電影，逛公園購門票、買郵票寄家信等等開支，解釋了助學金不夠用的因由。匡校長聽完沒發一言便默默離開了。第二年春季一開學，我們的助學金就增加了三塊五。據說這是由匡校長向教育部蔣南翔部長反映的。蔣部長再向鄧小平同志請示。不久全國所有在讀大學生都增加了助學金。別小看這區區三塊五角錢，那時可以買一百隻包子，分到每天就可以吃上三隻了。匡校長不僅是一位引導我們追求真理、積極向上的好校長，還是關心我們生活、愛護我們的好長輩。
到了大學三年級，基礎課已基本學完，開始學習專業課，學習相對自由了。那時南京大學是全國少有的實行學分制的高校。這是由匡校長倡議的，在南京大學首批試點。學分制規定，任何一位同學只要積累必修課、指定選修課的學分，都可以選修其它自己感興趣，甚至與所學專業無關的學科，比如美術鑑賞、古詞欣賞、戲劇創作等等。我有一個同學選修了人體解剖學，考試還獲得了高分。我就是從他那裡知道女人的骨頭比男人少一根的。這位同學畢業後被分配到中國人民解放軍武裝警察學院，後來成了國內知名的法醫專家。我選修了美術鑑賞和古詞欣賞兩門課。美術鑑賞課是學校從南京師範大學美術系請來的老師講的。這位老師對西洋美術史頗有研究，從中世紀教堂畫，到文藝復興三傑，再到法國宮廷畫派，一直到近代抽象派和現代野獸派畫家的代表作，一一講解，從創作背景，到畫家身世，從構圖技巧，到色彩使用，娓娓道來，不僅讓我們鑑賞到美術作品，更領略了西方文明的漸進過程。古詞欣賞則是由中文系程千帆先生教授的。程先生曾擔任中國唐代文學學會會長、江蘇省文史館館長和南京市文聯主席，在校讎學、歷史學、古代文學、古代文學批評等方面都取得了卓著成就。程先生授課很認真，上課鈴還沒響他就把古詞寫在黑板上了。他的板書都是豎排，簡直就是粉筆書法作品。講到動情處，他還會吟詠起來。所謂吟詠就是按照古代音律唱詞。記得講柳永《雨霖鈴》那堂課，程先生格外動情，當場含著熱淚把整篇詞高聲吟詠一遍。一句“多情自古傷離別，更那堪，冷落清秋節！”道出了自古以來所有痴男怨女的心聲。下課時，我們奇蹟般地看到匡校長從後排走了過來，原來他也來聽課的！大家呼啦一下就把匡校長圍住了。只見他用力撥開人群，走到程先生面前，身體微微前傾，真誠地致謝道：“程先生，您辛苦了！”程先生笑而不語，靜靜地收拾教案走出了教室。同學們很快就把匡校長圍得水洩不通。有抱怨伙食不好的，有請求晚上延長熄燈時間的，有提議開闢通宵自習室的，還有人要求給每個班級配一臺電視機，方便大家看體育比賽的。匡校長對每一個建議都認真聽，並承諾儘快給大家一個說法。臨走時還再三勸告我們，要從中華傳統文化中吸取精華，德智體美全面發展，不斷豐富自己，做一個有思想、有道德、有情趣的社會主義新人。
匡校長恢復職務後曾一度遍覓英才，當時有的人政治上還沒有得到平反就被他請到南京大學來了。程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有趣的是，恢復高考制度是武漢大學教授查全興在1977年全國科教座談會上提出來，後經鄧小平同志批准很快實行的，匡校長卻從武漢大學挖來了程先生。一起過來的還有張月超教授，是一位外國文學專家，文革前曾出版過《歐洲文學史》。程、張二位老教授到了南京大學，匡校長親自確定他們的工資待遇，全部享受專家待遇。據說他曾親自吩咐過學校財務處長：“你每個月要專門派人把工資送到兩位專家的家裡去。”財務處長問道：“這錢從哪裡開支呢？”他則回答道：“我要你每個月把錢送到他們家，至於錢從哪裡出？這要請你想辦法呢。”這就是匡校長的風格。這種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作風，立刻震撼了當時的中國高校，同時給武漢大學造成了巨大壓力。不久，匡校長請程、張二位教授在專家樓吃飯，邊吃邊聊，談笑風生。情到濃時，他拿出武漢大學校長的一封信給二位教授看。武大校長在信裡說，他們承受了巨大的壓力，希望南京大學能夠從他們兩人中返回一名。匡校長看著兩位面面相覷的教授說：“你們兩位是我請過來的，雖然時間不長，已經取得一些教學科研成果。如果現在想回去，我沒意見，歡送你們。如果你們回去一位，我也同意。一切由你們自己定。”好馬不吃回頭草，兩位教授當然選擇留下來。由於程先生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分子，一直到1979年底全面糾正錯劃右派後才得以將組織關係轉到南京大學來。不久，程先生就成了中文系的臺柱子，不僅深研古代文化與文化批評，還積極響應匡校長的號召，親自給一年級新生教授語文。過去我們批判司馬遷“士為知己者死”的落後思想，認為革命原則第一，人當為革命而死，重如泰山；為知己者死，則輕於鴻毛。匡校長如此重視程先生，程先生是知恩圖報的。遇到匡校長是程先生的幸運，是匡校長讓他得以充分發揮自己的才華和智慧，實現了人生價值。我們相信，程先生對匡校長是有“士為知己者死”的情結的。即便如此，我們堅信程先生當作匡校長的面，他不會說任何感謝話，更不必有一句恭維語言。1980年代是最好的年代，也是20世紀唯一一個美好的年代。那段時光留在每個過來人心底裡，是久禁復甦的浪漫人性和絕美的純情。我們那時在初初開禁的陽光下，去學著真誠善良地相愛，去激情燃燒地爭奪我們渴望的生活…… 匡校長就是那個美好時代給過我們陽光的人，就是那個時代教會我們真誠善良地學會愛的人。
不久就到了大學四年級第一個學期，又是一個冬日的夜晚，我們在看完1982年世界盃亞洲預選賽中國對沙特阿拉伯客場比賽後都很興奮。那場球賽，中國隊上半場0:2落後，下半場接連攻入對方四球，最終以4:2反敗為勝。一起看球的幾位同學相邀出去找一家飯店搓一頓，好好慶祝一下。其時，夜已深，街上的飯店都打烊了。後來我們一行輾轉到了南園的留學生俱樂部，服務生卻不讓我們進，說是這裡只對外國教師和留學生開放。班長很氣憤：“舊中國有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地方，那還是在租界，難道新中國還有中國人不讓進的地方？豈有此理！這是我們自己的國家，誰也阻擋不了。”一方堅持要進，一方堅決不讓進。眼看矛盾就要激化，這時有位同學說：“找匡校長！他說過有問題找他的，看看他有什麼說法。”我立即表示疑問：“人家一個七十多歲的老人了，天這麼冷，這麼晚了為這等小事驚動他，是不是太不夠意思了？”但沒有人接受我的意見，大家還真的跑到校園保衛處給匡校長家打電話，責問他留學生俱樂部為什麼歧視中國人。匡校長在電話裡很客氣：“現在已經很晚了，大家先回去休息。明天上午我有一個會，估計九點半就結束，到時候你們到我辦公室來談。先消消氣，不要影響明天的學習。”我們憤憤地回到宿舍，睡了一個囫圇覺。第二天早上九點不到，我和班長還有團支部書記三人就到了校長辦公室門口，敲門，沒人應。隔壁會議室傳來了匡校長的聲音：“這一批新房必須先分給教學科研骨幹！你們看看許多中年教師，孩子都上初中了，還住在筒子樓裡。不少科學院學部委員連一間書房都沒有，太說不過去了。我不是反對給處長們、科長們分配房子，事情得一步一步來，先解決教授、講師們的住房問題，然後再考慮行政人員的困難。學校應該為教師服務，為學生服務。”這是一次學校黨委會，主題是研究教職工住房分配。會議本該上午九點就要結束的，一直開到十點還在進行。由於不少委員不同意匡校長的分配方案，會議就不能形成決議。10：20匡校長宣佈散會，鐵青著臉走了出來。看到我們在他的門前轉悠，便問我們有什麼事情。我們剛說明來意，他就拍了拍光禿的腦門抱歉道：“對不起，開會把這事忘了。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舉國上下都在改革開放。留學生俱樂部的做法與中央要求不一致，是錯誤的。開放了俱樂部只會有利於對外交流，我馬上責成後勤部處理這件事，最遲下週六就可以解決。”但這次匡校長食言了，留學生俱樂部一直到我們畢業時都沒有對本國學生開放，因為匡校長不久就辭職了。坊間流傳由於匡校長在分房問題上不肯妥協，以致於後來召開黨委會不是這位請假，就是那位生病，還有的藉故出差，怎麼也湊不齊法定人數，只得被迫辭職。
很快就到做畢業論文時間了，我的下鋪李同學的指導老師名叫徐建華，是一位單身中年教師，在光化學方面很有成就。有一天我們兩人路過新甲樓，看到徐老師捧著一隻西瓜往宿舍走，便笑嘻嘻地上前說：“徐老師，我們來幫你搬西瓜。”徐老師笑笑，便把西瓜往李同學懷裡一放，邊掏房門鑰匙邊客氣地說：“走，到我那裡去吃西瓜。”這是由原國民政府大員居住的舊別墅隔出的一間房，又被一分為二，外間是書桌兼餐桌，裡間是臥室。房間裡很凌亂，到處擺放書籍，有英文的，有德文的，還有日文的，化學雜誌居多。我們要給徐老師整理房間，他堅決不讓，害怕把書籍弄亂了。談起匡校長辭職，徐老師眼睛裡泛起了淚光。他是1965年南大本校的畢業生，一個很有才華的人，畢業就被留在了學校。文革動亂後，他參加了學校造反派，雖然不是骨幹，但也算是積極分子。有一次在批鬥匡校長的群眾大會上，受到蠱惑的他，一時情緒失控，當眾扇了匡校長一記耳光。後來他越想越覺得自己太莽撞了，多次想找匡校長懺悔，哪裡找得到老校長？匡校長在“牛棚”裡一呆就是十年！等到匡校長恢復了職務，他多次想去道歉，卻又不敢、不好意思去。匡校長多次託化學系領導帶信給他，請他去校長辦公室談談，他還是不敢去。1978年5月的一天，徐老師正在實驗室做試驗，隱約感覺後面有人跟著，便回頭一看，原來是匡校長。徐老師立刻期期艾艾：“匡，匡，匡校長，您，您，您怎麼在這裡？”“你做試驗真投入呀，背後有人站著都不知道。”匡校長笑著道，還輕輕拍了拍徐老師的肩膀。這個親暱的動作，讓徐老師輕鬆了不少，馬上報以校長抱歉的一笑。匡校長似乎看出了徐老師的心思，倒為他開脫起來：“文革嘛，完全是顛倒黑白，把人慫恿成了鬼。你那時還是個娃娃，做錯了事，認識就好。聽其他老師說，你的思想負擔很重，沒必要嘛。小平同志說得好，團結一致向前看。你要放下包袱，努力工作，把耽誤的時光奪回來。你的科研成果就是對我最好的道歉！”徐老師說此處，不禁感慨道：“匡校長，真君子！我再不賣力地幹，怎麼對得起他老人家啊。”
臨近畢業時，雖然匡先生已不再擔任南大校長，但同學們還是想請他在我們紀念冊上題詞，再一次接受他的教誨。請求匡校長題詞的任務就落在了班長和我的肩上。有班長去，算是走組織程序；要我跟著，希望以我的口才打動他老人家。我們兩人步行到山西路軍人俱樂部附近匡校長的家。按了按門鈴，走出一位保姆一樣的女孩子，問我們有什麼事。我們把來意一說，她就要關門了，讓我們去省人大常委會的匡校長辦公室去找他。我們正要失望地離開，身穿背心短褲的匡校長走了出來，問明瞭原委便把我們帶到書房坐下。看到我們滿頭是汗，他親自切了一隻西瓜，用托盤放在我倆面前，然後坐在藤椅上，抱歉地笑道：“最近中央要求不準對領導幹部搞個人崇拜。耀邦同志、紫陽同志都不題詞了。我要相應黨的號召，所以不能給你們題詞。”我一看形勢不妙，馬上接道：“匡校長，你現在已經不是南大的校長，所以不算是我們的領導，但可以算作南大的一位師長。老師給學生題詞也不違背中央指示精神嘛。”匡校長擠了擠眼睛，一副老頑童的樣子，呵呵笑道：“你這個小鬼很會變通，很嚴肅的事情到你這裡就輕鬆了。好吧！我這個老教師就破這次例。”說完，他就讓保姆拿來硯臺、毛筆和宣紙鋪在書桌上。我在一旁研墨，班長按著宣紙的上角。匡校長沉吟了一會兒，寫了一段馬克思的話：“在科學的道路上，是沒有平坦的大路可走的，只有在那崎嶇小路上勇於攀登的不畏勞苦的人們，才有希望到達光輝的頂點。”這一題詞複印在我們班畢業紀念冊的首頁，原手跡一直被我保存至今。時代不同了，社會在變化，匡校長囑咐猶在耳邊，時常鼓勵我們認真工作，不斷進取，努力為國家富強而奮鬥。
匡校長是老革命，在革命生涯裡始終不忘學習，後來還擔任過中國孔子研究會會長。在他的領導下，該研究會出版了數百萬字《孔子評傳》、《中國思想家評傳》等著作，為研究、普及國學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文革前匡校長就是國家六級幹部，但我們從不見他有官派作風。匡校長，亞明先生是一位好校長，一位好長輩，還是一個可愛的老頭兒。我懷念他，所有為中國大學教育現狀擔憂的人們都應該懷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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