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移民迅速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在失去美国殖民地后，政府旨在塑造强大的大英帝国形象，并培养对王室的忠诚。它把那些对生活不满的、一无所有的、正在遭遇“贸易大萧条”的人集结在一起。
这“贸易大萧条”是一个手艺人曾经说的，指的是继拿破仑战争之后的经济倒退。农村无业人口的数量被二十万遣散士兵和水手超过了，他们都在竞争少得可怜的工作。政府招募了四千个英国人移民到好望角，二千个苏格兰农民和劳力被派遣到英国的北美帝国仅剩的北部加拿大。
好望角计划吸引了许多年轻人，他们“一点都不希望在我们的国家，在这片绝望的角落，继续生活”。1819年10月，耶利米·高德斯万，一名来自白金汉郡大草地的十七岁锯木工人，赶上了这次计划。
那时，威廉从伦敦来到这里招揽合同工，他是一个酒商。耶利米·高德斯万走进了围在威廉·韦特身边的人群中。耶利米对于免费航行和六年后可以得到半英亩土地以及小麦种的回报感到心动，他的家人却很反对。他是他母亲唯一的儿子，她一定很害怕等她老了的时候没有人照顾。她说他是个“不孝子”，他会被野兽吃了的。但是他回答说，“离开家乡，去一个我可以干得更好的地方总比留在那儿（原文如此）没活干也没希望要好”。他不想在村里无所事事，等着商人来收货，最后不顾母亲激烈的反对，决定移民。他在圣诞节后的那一天离开了家乡，从来没有回来过。
和平给英国乡村带来了一个令人沮丧的经济环境，但是这的确让海上航行变得更加安全了。如今英国不仅打败了法国，还打败了荷兰和西班牙海军，这个世界的海洋上从此再没有海盗。这降低了保险费，相应地也降低了运费。世界贸易额极大地增加了。木材、羊毛、皮革和鲸鱼产品大量涌入英国，但是许多驶向海外去搜集这些货物的船只实际上空空如也。航海利润给政府带来了压力，政府取消了对商船可容纳的乘客人数的限制。
结果，去国外的乘客数量增加了许多倍。艾萨克·斯蒂芬森是一个具有爱尔兰血统的苏格兰人，家里往上五代都是种亚麻的，他是家里的第七个孩子。他加入了爱尔兰和苏格兰的移民大军，跨越了大西洋。他之前去过伦敦德里找工作，但被新世界的前景所吸引，给自己买了一张去往新不伦瑞克省的木材船的船票。他一下船就找到了工作，在奥罗莫克托河边为贵族监督木材加工。三十年后，他成立了一家独立的木材承包公司，为英国皇家海军供应桅杆。
到了19世纪30年代，有五万五千移民离开了英国岛屿，他们大部分来自南部和东南部萧条的农业县。1850年到1854年，又增加了另外二百万爱尔兰人。政府利用饥荒实施驱逐政策和土地清理计划。
自1847年以来，饥民唯一能获取救济金的方式是加入济贫院，但是加入济贫院的话，土地必须充公。政府会拆掉他们的小屋，把土地合并成一大片。据一个亲历者讲述，他假装自己在克莱尔县旅行，“跟在入侵的军队后面”，那些房屋紧接着被“夷成了平地”。到了1858年，大约十分之一的爱尔兰土地有了新的领主。当一无所有的人都逃往美国的时候，政府就这样解决了人口过剩的问题，爱尔兰的乡间仅剩下一些以土豆为食的小农。
19世纪40年代，英国工人构成了每年决定移民的二十五万人口中的大部分。19世纪60年代引进的蒸汽船使得船票价格降低，因此，越来越多社会底层的人们也支付得起移民的费用。城市里的真实工资比农村要高得多，就业的机会也在不断增加，生活水平很难用田园牧歌来形容。来到城市的移民比那些贫民窟里的人过得更好，后者住的地方潮湿不堪。
由于人数过多，所以厕所共享，甚至还漏水。虽然埃德温·博顿利在威斯康星的农场生活很辛苦，但他很开心自己逃离了劳累且乏味的英国工业生活。“谢天谢地，”他写道，“闹钟响了，我不用把孩子们从床上叫起来，拖着他们，迎着深冬清晨的寒风去工厂赚那几个钱。啊，谢天谢地，我们现在过的可不是这种生活。”
对于那些通过陶工移民社离开斯塔福德郡的陶工而言，殖民地保证没有现代制造业很常见的劳动分工。如果移民过来的农村劳力是希望重新获得圈地运动之前的传统的乡村世界的话，那么，手艺人则是想回到前工业社会，那时技巧娴熟的手艺人熟知每一个生产阶段。在斯塔福德郡制陶厂，陶工师傅被土坯工、投手、压坯工、上窑工、上色工和上釉工所取代——每个人在生产线上重复做同一个工种。这提高了效率，也减少了劳动成本，因为不熟练的工人和半熟练的工人的薪酬要低一些。
相反，在十九世纪中叶的美国，个人仍然可以成为独立的手艺人实现传统的理想，正如塞缪尔·沃克在尤蒂卡自己做陶罐品一样。英国手织机同样在新英格兰和费城免于工业化的侵袭。但是，美国在内战之后也工业化了，制陶业和纺织业越来越机械化，英国移民再也无法用传统方式立业。自那以后，吸引他们的不再是梦想的独立工作而是美国的高薪。
在新世界，英国移民能够实现全国农业工会承诺给其成员的那些合适的目标：舒适的房子、食物、尊重和土地股份。这些移民家里的配置通常都很基础：一张哈丁家的农庄的照片上，有一座牢固的带天花板的房子，还有游廊和烟囱。虽然不是很奢华，但绝对比他们在英国的那间相当破旧的圆面包式的农舍要好很多。
詹姆斯·兰德尔也在新西兰的铁道上工作，他知道“这里没有想象中的羽毛垫的床”。但是，他认为除了这一点，在这里只要他想吃猪肉，就可以随时出去在灌木丛里抓一头猪；还有，工人在这里的工资“比在英国时挣得更多，而且可以花在让生活变得更舒适的物品上”。
早些年的条件一般都十分艰苦。19世纪50年代，在新西兰南部岛屿的坎特伯雷附近，劳伦斯·肯纳韦帮忙建立了第一批养羊场中的一个。这让牧羊人回想起了曾经不得不吃的“满是颗粒”的布丁和面包，因为他们将小麦磨成粉的唯一工具是一个咖啡磨粉机。他感觉“增加的新鲜感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消弥掉因生活水平下降而带来的落差感”。这与“长生面包”有天壤之别，它让许多劳动者的伙食退回到了19世纪40年代，那时他们用从小麦粉中分离出来的残渣做面包。
他们用这些“食物”做成了一个个厚重黏糊的面包，吃的时候可以“从嘴里拉出丝”。但是一旦定居，移民很快就能改善过去在国内常吃的寒酸的饭食。用热水混合麸皮、盐、啤酒花、糖和土豆皮，代替酵母粉，他们可以做发酵面包。俄亥俄州有创新力的移民加了酵母粉、牛奶和许多黄油，还有面粉、猪油，水和盐，做团子，即有名的油炸面团，他们改成了甜甜圈。对于一个刚刚抵达爱丽丝岛的美国移民安置点的瑞典移民来说，她吃到的甜甜圈和咖啡这种美味、油腻的甜食混合物让她确定，她终于来到了富庶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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