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文王形象的表現與《武王伐紂平話》不同，文王開始一心拯救天下黎民，這一點與史料和《武王伐紂平話》中的文王相差不大，但是之後姜子牙分析認為，無論從“道”還是“勢”都不可伐紂，於是文王對紂王變得忠心不二，韜光養晦，即使被囚麥裡也心甘情願。當獲釋回到西岐之後，大將辛甲建議文王自立天子，文王詫異，批評道：“商乃君也，孤乃臣也，君雖失道，臣子當盡其職，豈敢性病犯上？卿等無得再言伐商。”之後病逝，留給武王遺囑“商雖無道，吾之家世稱臣，必當盡守其職，見善勿怠，時至勿疑，去非勿處。”為了“清君側”、使天子“改惡從善，而效法堯舜之主”，周文王提議討伐餒臣崇侯虎，並親自掛帥。
雖然不無韜光養晦，靜待其時之嫌，與《史記》中“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的西伯形象相去不遠，但是這裡的文王叫人印象更深的是一個忠君愛國的懦弱臣子形象，完全沒有了創作“三分天下，周有其二”局面的氣魄。儘管如此，這樣的描寫卻向“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為臣綱”等儒家思想規範方向邁了一大步，《志傳》引用了先儒的話對文王進行了評價，“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己矣”、“文王德似堯舜是也”。《志傳》中的武王形象也變得投鼠忌器，雖然無法容忍紂王無道而主動興兵伐商，但是給人一副仁政愛民、臣不得伐君的虛假感覺。這都與歷史上的人物形象有了很大不同，不過周文王、武王的形象演進還沒有結束，在之後的發展過程中，他們不斷地接近至仁至聖、“內聖外王”的儒家道德標兵形象。
小說《封神演義》對文王和武王形象的描寫幾乎完全符合儒家理學規範，完全成了“君為臣綱”、“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聖人形象。這裡的周文王面對七年麥裡之囚，酶子之痛，並被迫吃了長子之肉做成的餅子，這一切在外人看了己經慘無人道、令人髮指，是罪不可恕的，但是文王能看成“此乃天數”，並做到“守分安居，全無怨主之心”，之後逃歸西岐，一路驚險，差點喪命面對臣子的報仇滅商建議，他都以君臣大義否決，“今日出此不忠之言，是先自處於不赦之地，而尚敢言抱怨滅仇之語？天子乃萬國之元首，縱有過，臣且不敢言，尚敢正君之過？
縱有失，子亦不敢語，況敢正父之失 為人臣子，先以忠孝為首，而敢直↑午君父哉！”①他認為牢獄之災是自己的“您尤”，不能怨別人，伯邑考的被殺是“自取其死”，在病危的時候仍不忘叮囑姜子牙“縱君惡貫盈，切不可昕諸侯之唆，以臣伐君”，並且對武王說：“商雖無道，吾乃臣子，必當恪守臣職，勿得悟越，遺譏後世。”
從以上簡短的記述就可以看出周文王的君臣觀念濃重，陷入了極端的封建論理綱常束縛，變成儒家“道”的化身。《封神演義》中的文王對使用民力和武力十分慎重，時刻都強調沒有戰爭“三軍身無披甲之苦，民不受驚慌之災”，興建土木則“恐勞傷民力”“勞民傷財”。小說中一共提到與周文王相關的戰爭有兩次，一次是討伐蘇護戰爭，文王以書信陳宗廟和軍民利害使蘇護屈服使得蘇護感慨姬伯“果真是真心為國為民，乃仁義君子也”氣另一次就是伐崇戰爭，此次戰爭與《志傳》的描述不同，由姜子牙倡議發起，而文王則對“擅自征伐”與自己同爵的侯虎猶豫不決，姜子牙用臣子責任加以說服，戰後見到崇侯虎父子首級的文王大受驚嚇，結果“神魂不定，身心不安，鬱鬱不樂”⑤得了大病。這一改變就使得文王的本分文弱的仁者形象更加鮮明。《封神演義》中武王“內聖外王”的儒家典範形象也有了新的突破。他從出場就一直恪守其父的遺訓｜：“商雖無道，吾之家世稱臣，必當盡守其職。”
在三十六路人馬討伐西岐的時候，武王也從沒有表現出怒髮衝冠、造反不臣的決心，整個過程都表現的忠厚老實、遇事無方又時刻表現出仁慈忠善，甚至任姜子牙等人擺佈，成了甩手掌櫃。這樣以來，整個與殷商的戰爭都成了姜子牙等人進行的，武王完全擺脫了“以臣伐君”的罪名。不僅如此，武王在全書中多次表現了對黎民的關心，對天子的尊敬，如在燃燈議破十絕陣時，武王被要求進入兇險的紅沙陣，武王認為諸位道長是為了給西岐人民消除禍亂，毫無推辭，再如姜子牙金臺拜將之前上書武王出兵伐商，武王說：“總紂王無道，君也。孤若伐之，謂之不忠。孤與相父共守臣節，以｛矣紂王改過遷善，不亦善乎？”最後攻破商都，武王見到炮焰、歪盆等物感到震驚，對紂王屍骨保留表示“你我為人之臣，此心何安”等等。總之，在小說《封神演義》中，文王和武王仁慈愛民、忠君禮賢，是儒家規範下明君聖人的典型。
從《史記》到《封神演義》，文王和武王經歷的歷史事件基本是一樣的，如伐蘇、發崇，被囚麥裡，伯邑考被殺，孟津觀兵，牧野之戰，戰後安排等等，但人物形象的演變體現了其所承載的儒家理學使命不斷強化並走向純粹化甚至極端化、絕對化。歷史上的周文王和周武王都是崇尚武力和王權意識的國君，《史記》的記載主要反應他們勤政愛民、懲治暴虐的特點，基本符合史實，《武王伐紂平話》作為下層文人說書的大綱，還沒有強烈的文人意識。比較忠於《史記》等史料記載，作者只是把一些史實細節進行了豐富，《志傳》則在《武王伐紂平話》的基礎上有意地把武王和文王向仁德賢明的方向改寫，《封神演義》的作者按照宋明理學的精髓把兩位國君改寫成了道德心性修養臻於完美的諸侯臣子，是儒家“內聖”極端化、絕對化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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