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陳怡
法國微生物學家、化學家、微生物學奠基人之一路易·巴斯德（1822年12月27日－1895年9月28日）以否定自然發生說、倡導疾病細菌學說和發明預防接種方法而聞名，也是第一個研製出狂犬病和炭疽疫苗的科學家，被世人稱頌為“進入科學王國的最完美無缺的人”。然而，1995年，在巴斯德逝世百年紀念之際，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科學史教授拉爾德·蓋森出版了《巴斯德的隱秘科學》一書。書中聲稱，巴斯德這位“最完美無缺的科學家”有欺騙行為，巴斯德的實驗記錄有的不符合他公開的說法，而且他還從事了違反醫學倫理的試驗。《紐約時報》當即報道了該書的出版，而1962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佩魯茨則在《紐約書評》上發表《為先驅辯護》，對拉爾德·蓋森的說法進行了詳細的反駁。此後，相關爭論一直不斷。
在由法國駐滬總領事館和中科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聯合在上海舉辦的“法國，科學的形象”紀錄片展映中，紀錄片《巴斯德》面向中國公眾，回顧了巴斯德這位對後世影響深遠的科學巨人的生平，特別是科學史上那段頗具爭議的往事。其中固然不乏名利的爭奪、科學的欺騙、庸眾的誤解——所有在今天的科學界依然摻雜的不純粹因素，然而，真正的科學家身上依然讓人看到動人的人道關懷和對於科學自身原則柔韌而頑強的堅持。片中傳達的許多關於科學如何走向公眾的理念在今日也依然值得引起科學界的思考和討論。
什麼是科學精神？
早先，巴斯德只是個化學家，還不是個醫生，但他已經開始在狗身上做實驗了。1865年在巴黎，彼德醫生在公開場合反對他說：“微生物的發現對醫學沒有多大意義。”巴斯德則反駁：“不承認微生物的重要性，意味著殺死病人的不是無知而是愚蠢。”當時，相信他研究的人少之又少，只有一個醫生——米爾·胡跟隨他。巴斯德對他的同伴說：“醫學絕對是個重要領域，不能只留給醫生。”但即使是米爾·胡，也忐忑地勸阻他說：“今天就嘗試在人身上接種疫苗，意味著冒害死他的風險。”對此，巴斯德的反應是：“我不是醫生，請別叫我醫生。我只是接受自己所做研究的引領。”
一天，有個兩天前被狂犬咬傷的鄉村孩子約瑟芬·美斯特由母親帶著來找正在研製狂犬疫苗的巴斯德求助。巴斯德對孩子的母親說：“14個咬破處，14個可供病毒進入的通道。病毒可能已經向孩子的大腦擴散了！我不能保證這個方法對您的孩子一定有效。”但約瑟芬的母親堅持：“還是請您試一下吧，您不試他也會被狂犬病奪走生命的。”
由此，在一個極為隱秘之處，人類開始了第一個疫苗接種方案。巴斯德給小約瑟芬注射的產品發揮作用的速度超過了病毒擴散的速度，防止了病毒擴散到大腦。約瑟芬的母親這時才問：“巴斯德先生，這是個什麼產品？”但巴斯德怎敢告訴她：這是狂犬病病毒，他嘗試了以毒攻毒？他將這次的成功歸於偶然。
又有一天，米爾·胡醫生給母雞注射劇毒性菌株，母雞安然無恙。他把這事告訴巴斯德，巴斯德問他：“你確定菌株是有效嗎？”醫生想了想，說：“可能是休假時忘了，我去把它扔掉。” 巴斯德卻說：“等等，給母雞再注射一劑劇毒性菌株，以確定你是不是碰到了世界上抵抗力最強的母雞。”
在治療約瑟芬的過程中，米爾·胡數次提出：“把孩子當試驗品是不道德的，我們不知道應該用在人身上的劑量。”巴斯德的回答則是：“我確定我是在救一個孩子的命，而不是在試驗我的疫苗。”但他的內心也困惑了：1865年9月11日，他兩歲的女兒卡米爾因肝腫瘤夭折，上帝無能為力。他其餘的4個孩子最後也只活下來兩個。當時他自責：“如果我是醫生，不是化學家，我就能救他們了。”自那以後，他把自己當作追捕隱形生物的獵人，顯微鏡就是他的獵槍。但對於一個別人的孩子，他有權力用一套自己還不是百分之百有把握的方法去拯救嗎？他為小約瑟芬徹夜難眠，怕自己害了他，甚至在回家鄉阿爾布瓦休息前，還叮囑小約瑟芬每天寫信告訴他發生的事。15天假期裡，醫生的家裡連續不斷地收到病人彙報情況的信件。
巴斯德在陋室的葡萄酒裡發現了微生物，破解了發酵的謎團，又在變質的黃油裡發現細菌。這些發現把巴斯德引上了治療傳染病的道路。他死後，人們困惑他如何用那個年代裡的顯微鏡看到了那些“小東西”。事實是：他在觀察，也在推理，想象力總能把他帶往正確的方向。比如狂犬病毒，巴斯德徒勞找了幾個月，沒法找到它——只有電子顯微鏡才能看到它，但那要在一個世紀後才被髮明。可巴斯德高於普通人的執著，使他轉向他認為病毒毒性比狗小的兔子，試圖從兔子的脊髓裡找到病毒。
這裡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當小約瑟芬對打針充滿恐懼的時候，巴斯德帶他去實驗室，用顯微鏡比較各種細菌。1878年，炭疽病肆虐時，羊群相繼死去，農人以為土地受了詛咒，但相鄰田地上的羊群卻活得好好的。當時有研究人員試過用感染病毒的乾草餵羊，可是沒用，病毒看起來不是被吃進羊肚子裡的。巴斯德又帶著小約瑟芬重回現場，發現是薊割破了羊的嘴，病毒由傷口進入血液傳染給羊。經過觀察，他們又發現，是蚯蚓將細菌從地下帶到地上，並使之附著到新的有機體上。這些都使小約瑟芬懂得了治療的意義，並從中學到了“觀察—對比—假設—證明”的科學方法。長大後，約瑟芬·美斯特成為了巴斯德研究所的警衛，並在各種輿論的熱議中，成為巴斯德堅定的精神支持者和巴斯德研究項目的捐款人之一。而即使是其他一些生命垂危的病人，也在臨終前用無聲的語言向醫生的治療努力表達謝意，支持醫生“為了更多的病人”。
今天，當醫生和病人互不信任，互相抱怨指責時，巴斯德、約瑟芬以及約瑟芬的母親，他們對於彼此的理解、尊重、責任意識和對於未知事物的科學態度，也許已給出了一條舒緩醫患矛盾的人文幽徑。
科學需要怎樣的傳播者？
作為一個有遠見的人，巴斯德註定要與絕大多數人作戰。在研究所內部，他關於微生物和疫苗的觀點屢次受到眾人的質疑。很長時間裡，除了太太瑪麗（法國斯特拉斯堡大學校長洛朗的女兒）的信任和鼓勵，巴斯德幾乎孤單一人且一無所有，終日在閣樓裡與老鼠相伴著做實驗。長年待在實驗室裡的巴斯德沒有注意到，當時的法蘭西共和國已形成一股新的力量——新聞媒體。在狂犬疫苗治療約瑟芬成功後，瑪麗建議巴斯德：“現在不要公開約瑟芬的事，這樣他們會嫉恨你。你要找合適的時機，結合熱點新聞，簡潔地向人民而不是向研究所宣佈。人民會影響醫生。但報告太長太細緻了，讀者會煩的。快講朱比爾的事。（那些天，報上正宣傳年輕的英雄朱比爾勇救5個孩子於狂犬之口的故事。）”即使從今天的標準來看，瑪麗也是一位出色的科技傳播者。她有一句幽默的口頭禪：“你得承認，按照女人的邏輯總能達到目的。”
一個成功接種的小男孩、一個少年英雄，正當巴斯德團隊勝券在握的時候，一直與巴斯德並肩作戰的米爾·胡醫生卻不願為實驗報告簽字，認為報告數字造假。這時，巴斯德對米爾·胡醫生說了一段發人深省的話：“有一天你會相信某些事。唯一需要誠實的地方，是在這個實驗室裡。而在外面，需要遵循其他原則。在科學界，如果不被人接受，再偉大的發現都一文不值。”為此，巴斯德違背了一次原則。他繪聲繪色地向公眾描述了朱比爾救幾個孩子於瘋狗之口的過程，以此說服了醫生們。報紙則擴大了狂犬疫苗的影響力，人們爭相帶被狗咬傷的病人來接種。4個月裡，共有350人接種，證實了巴斯德的方法。事後，米爾·胡醫生對巴斯德說：“其實我一直相信的，可是倫理道德上，我無法選擇。”
狂犬疫苗推廣後，有一個小男孩的父親聲稱他的孩子被巴斯德的疫苗殺死。真相就藏在那個孩子的延髓裡。米爾·胡醫生給兩隻兔子注射了死去孩子延髓的提取物，以求證孩子不是死於狂犬病。紀錄片在此處略過了驗證的結果，鏡頭直接切換到另一天，使用試驗性狂犬疫苗的兩個孩子中有一個死了，巴斯德受到巨大責難。米爾·胡醫生和另一位醫生為巴斯德作證說，孩子死於腎功能衰竭而不是狂犬病。眾人指責他們為巴斯德掩飾。
之後，米爾·胡醫生與巴斯德之間又發生了一段耐人尋味的對話。醫生說：“如果疫苗受到質疑，醫學將退後20年，我們的研究也會。我們離治白喉的藥只差一點點了。今天，兩個孩子中有一個死了，二分之一。”巴斯德問：“我們要為科學的進步撒謊嗎？如果孩子死於狂犬病你會怎麼做？”米爾·胡醫生說：“我絕不會做我沒有百分之百把握的事。”——在疫苗和孩子的死因之間，米爾·胡醫生把信心押給了疫苗。
可以說，在與疾病和環境艱難而堅定地抗爭的一生中，巴斯德幸運地遇上了能夠真切地理解他的愛人和朋友。正如索邦大學在慶祝他70歲生日時所獻上的賀詞：“不要被無聊的流言阻撓了腳步，請享受圖書館和實驗室裡安靜的時光。無論自己的努力是否被生活眷顧，你都應該能夠在臨終的時候說：我盡力了。”是的，他盡力了，並且在每一個關鍵的時刻，作出了符合自己道德良心的抉擇。
在維基百科關於巴斯德的詞條裡，有一段他的外孫路易斯·巴斯德·瓦萊裡-拉多對他的評價：“巴斯德僅僅相信天主教中的靈性，但沒有參加過日常的宗教活動。儘管巴斯德信仰上帝，但一般說來，他的觀點更接近自由思想家而不是天主教，他的表現更多是靈性的而不是宗教的。巴斯德也反對將科學和宗教混為一談。”將這段話與紀錄片《巴斯德》相結合，我們似乎得以理解：一個人何以在頑強的執著中保留適當變通的靈性。這在專注於專業研究的科學界是並不多見的一種能力，某種程度上，我將之視為一個戰略科學家所需要的重要能力。
附：
施特勞斯的弟子朗佩特說：哲人必須說謊，當然是指高貴的、必要的謊言。因為哲人知道致命的真相：變易和生成主導一切，所有的概念、類型、種類都是變動不居的。柏拉圖是第一個發現這個真相的人，但他沒有把這個真相告訴民眾。“社會能不能建立在哲人所知道的真理基礎上？”柏拉圖是第一個敢於這樣質疑的哲人，尼采的柏拉圖斷定：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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