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念盤中餐，粒粒皆辛苦”這首《憫農》詩每個人從小都背誦過，這首詩可以說是家喻戶曉的一首詩，也是城裡的大人們教育孩子們要懂得糧食來之不易、珍惜糧食的最好的古詩。
對於城裡的孩子來說，只是通過書本上的詩句，才能知道農民伯伯用他們的艱辛勞動才換來了我們的盤中餐，才懂得珍惜每一粒糧食。而對於這些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來說，他們更知道這些糧食是他們起五更爬半夜，在風雨中耕種，在烈日下收割的結果，他們對糧食比別人更加珍惜，每一年的收穫季節是他們一年中最勞累也是最高興的季節。
但是，在1961年的夏收季節即將到來的時候，湖北荊州的農民們卻高興不起來，這一年風調雨順，是個豐收年，面對著即將豐收的小麥，讓他們想起這兩年餓肚子的情景，即使是豐年，國家的徵購，也讓他們的口糧也所剩無幾，想想家裡見底的糧缸，很多農民下了狠心，為了活下去，為了不捱餓，他們決定不等莊稼最後成熟，偷偷的割一部分，藏在家裡，以防患於未來。甚至有些大隊和生產隊組織本隊社員集體進行偷割莊稼的行動，因為，在莊稼成熟前的收穫不會計算到這一年的收成中的，不會影響到他們分配口糧，而且他們常常偷割的是其他隊的莊稼。他們的這種行為叫做“偷青割青”，偷青割青往往會造成“豐年不豐收”的情況。
1961年夏收前，荊州的偷青割青現象比較嚴重，使得荊州專署公安處不得不在這一年的5月8日發佈的《胡北省荊州專署公安處關於保衛夏收工作的情報通報》中進行通報：
最近以來，偷青割青的現象不斷髮生，四月下旬據八個縣（缺天門、監利、公安、沔陽）不完全的統計，發生偷青割青的事件352起，損失大麥、蠶豆842.8畝，少數地區偷青又開始成風，情況比較嚴重。潛江縣後湖農村三分場職工（多系河南人）及其家屬在4月23和24日，連續兩天將熊口區熊湖大隊四小隊大麥割去30畝；松滋縣南海區新福公社11個大隊，有10個大隊發生割青現象，僅4月20日至27日即發生85起，有的甚至幹部帶頭，如沔陽毛嘴咀區絡繹公社新河大隊支書潘新芳，4月26日指使會計鄧竹林帶領社員115人將潛江三江區新年大隊大麥26畝割掉。也有敵人的煽動，松滋王家橋區尖山大隊六小隊富農劉永芳，4月23日在社員中煽動說：“去年偷糧的吃飽飯，愛面子的餓肚子，弄點糧餬口，不算違法”，引起該隊27戶就有25戶兩個晚上偷割大麥8.7畝，摘蠶豆角5畝（劉已拘留）。有的基層幹部對制止偷青感到畏難棘手，有的怕得罪人，怕負責任，說：“除非增加口糧，否則偷青是制止不了的”，有的群眾說：“去年偷偷摸摸吃飽飯，阿彌陀佛餓死人，今年不能再吃虧了”。有的準備籃子、簍子、掛褲上釘荷包，準備大幹一場，搞一個偷摸“小夏收”。
筆者查詢了荊州地區小麥成熟可以收穫的時間，一般是在五月中下旬，而《通報》中所提到的時間基本上是在四月下旬，距離成熟期還有將近一個月，這個時候偷割實際上就是禍害莊稼，農民們不是不知道，但就如上面有的農民所說的“去年偷偷摸摸吃飽飯，今年不能再吃虧了”。對於這樣的情況，政府自然是不能不管，而有些基層組織為了剎住這種偷青割青現象，也採取了很多措施，這份《通告》中也提到了一些：
江陵灘橋規定：凡檢舉和捉一個偷青獎米一斤至三斤，獎工十分；凡偷青被捉住罰米三斤，扣工十分，知情不報與偷盜同罪；石首藕池規定凡偷青被捉住罰苦工三天，不給飯吃只吃付糧；松滋（？）市區高興大隊隊長譚大先為防止偷盜，把蠶豆田周圍打上“1605”農藥，並在牌上寫：此田打藥，不能入內，結果毒死22只雞子；江陵將臺區耀光大隊規定：隊與隊偷盜，除退還贓物外，罰糧1000斤；郝家區和平隊還規定偷一個豆角罰兩角，一個麥穗罰一角；熊河還規定偷一個豆角罰一元，有的社員已經罰了數十元還是無錢拿出。據說有的還採取了對偷者帶綠帽子、打鑼遊街的辦法，這些都是不對的，應該向這些基礎幹部講明：這種保衛夏收的積極性是好的，但應著重進行政治思想工作，規定一些必要的紀律制度以約束不良分子是對的，但不能採取強迫命令的辦法。
除了這些嚴厲措施外，有的地方也採取了一些“積極”有效的辦法，在《通報》中就提到基層的好的辦法：
（一） 黃糧收割前，採取幹部包片，社員包田，固定獎賠，負責到底。
（二） 收割時，生產隊把老頭、老婆婆、小孩組成揀糧組，揀糧交隊由幹部專門負責，評記工分。
（三） 收割上場到歸倉入庫確定專人看守禾場、倉庫，規定三淨（即打淨、揚淨、收淨），三防（防火、放盜、防黴爛），三對面（即糧食進倉過枰時，隊長、社員代表、保管或財經三對面）。
（四） 由幹部帶頭帶動群眾家家戶戶訂保證，再集中起來以生產隊為單位訂保衛夏收公約，向群眾公佈一致通過，大家遵守互相監督。
（五） 在毗鄰的區與區、社與社、隊與隊訂立“互不偷摸”的合同或叫聯防公約。
（六） 有的地方還訂了互相監督、發現小偷小摸的獎懲辦法。
雖然處罰嚴厲，也採取了一些“積極有效”的措施，也有一定的效果，但還是制止不了偷青割青事情的發生，就群眾來說，活命、不捱餓是最現實的問題，據荊州專署公安處於5月11日轉發的天門縣公安局4月25日發佈的《天門縣公安局在黃潭區候接社六生產大隊保衛夏收工作的做法》中提到群眾不聽勸阻的情況：
進村後，在幹群中特別是依靠三種人，深入發動瞭解情況，發現確有少數基層幹部和群眾準備在夏收期間大幹一場，來一個偷摸的小“夏收”。除了思想上已經有了準備外，在行動上都比較積極，三小隊鍾友二就準備偷點糧食，八小隊董世英還說：“去年別人偷了又吃湯圓巴子，我今年再不裝苕了的”。有的幹部還認為“今年準備組織社員偷一點機動糧，到了以後生產好搞些”，甚至個別的，還大肆進行煽動，說什麼“君子不操餓兵，王法盡知飢餓難忍，沒吃的，肚子餓了是要偷的”，有的扎籃子簍子，在褲上縫荷包，有的要求放耕牛，喂牲豬，有的不準小孩上學，留在家撿糧，有的招親接友準備動手行動，大幹一場。
六小隊婦女鄒佳珍說；“年年都是說得狠還是有人偷，今年還不是一樣”，八小隊羅蝦子說：“我保證自己不偷，小孩不可能保證”，鄒東保說：“偷的總是偷，不偷的總是不偷”，“人家不弄我不弄，人家弄我是要弄的”，五小隊胡木仁說：“我家人多，不準弄是要餓死人的。”
湖北省在那三年災害中，與甘肅、四川、山東、安徽這些省份相比較，災情並不是十分嚴重，餓死的人也不算多，但即使如此，在產糧區的荊州地區還是出現了饑荒的場面，出現了因捱餓而偷青割青的現象，放眼全國，估計這種情況會更嚴重。筆者暫時沒有其他地區的詳細資料，但筆者相信，割青偷青在當時的大饑荒中，不僅僅是1961年，1960和1959年，也是全國的一種普遍現象，會有地區比荊州更為嚴重。
偷青割青，在農村是最不道德的一件事，本身就是一個不尊重自己勞動的一件事，一般農民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是不會這樣做的，前面引文中所提到的“除非增加口糧，否則偷青是制止不了的”這句話道出了偷青割青的原因。
我相信，沒有一個農民會在正常情況下割青偷青的，他們會遵守祖祖輩輩傳下來的良好的“職業道德”，享受著豐收給他們帶來的喜悅，他們誰都不願意面臨著“豐年不豐收”的局面，但，一切的前提是有飯吃！
倉廩實而知禮節，一點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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