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魯迅擔任北大講師，在北大學生的印象中，
這是一個身材不高，穿著小長衫，臉上刻有很深的認真和艱苦皺紋的先生。
而此時的胡適，風華正茂，乃北大教授。
同為北大老師，相形下，魯迅像個客卿。
胡適外表儒雅，談吐謙虛，同時也有顆炙熱的雄心，想做學霸，在人民思想上產生重大的影響。
留學美國七年，胡適深受美國民主議事程序薰陶。他就像個導師，還在北大還實行過西方民主實驗，對學生進行民主化的實踐。
魯迅作《導師》，一因也起源於批判胡適等一眾文人學士擔任青年導師的行為。
影響胡適最深的，一個是赫胥黎，教他懷疑，一個是杜威，教他思想。
然而，如錢理群說，“胡適有兩不懷疑，一是自己，一是美國”。或許還可以加一個，胡適還不曾懷疑中國。
同是五四運動參與者，胡適熱愛政治，喜歡談論中國社會制度的改良和建設，比如青年怎麼做，教育怎麼改等等。
欲要救濟教育的失敗，根本的方法只有全力擴大那個下層的基礎，就是要下決心在最短年限內做到初等義務教育的普及——《教育破產的救濟方法還是教育》
改造社會必須從改造這些造成社會，造成個人的種種勢力做起。......有人說:社會的種種勢力是互相牽掣的，互相影響的。這種零碎的改造，是不中用的。..我說不然，正因為社會的勢力是互相牽掣的，故一部分的改造自然會影響到別種勢力上去——《非個人主義的新生活》
而魯迅則重於批判國人劣根性的文章。
於是，紛紛有人質疑，魯迅既然敢說真話，為何就不出藥方呢？
五四以後，中國思想文化界進入頗為熱鬧的論戰，有“問題到主義”，“科學與玄學”，陷入了一個非此即彼的二元化對立模式。
而魯迅，他的思慮是多方面的，觀念更為複雜。對於科學派有關科學主義的一味鼓吹，他也很難認同。
魯迅在紀念劉半農的文章中曾說:適之先生的是緊緊的關著門，門上粘上一條小紙條“內無武器，請勿疑慮”，這自然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這樣的人——有時不免側著頭想一想，這裡的“側著頭想一想”，可以說也是魯迅對胡適不滿的伏筆了。
蔡元培受德國大學模式影響，主張學術自由，並儘量排除和減少國家對學生事務的影響。而胡適也不想讓學生干預政治。
蔡元培一方面希望學生搞好學術研究，另一方面又希望自己的學生能擔負起指導社會的責任。在這點上，他兩的思想都很矛盾。
北大學生的政治活動欲罷不能，學潮一直不斷，胡適保護學生，當他們返回課堂，又讓他們不干預政治，這樣一來，形成了一個循環。學生出事，胡適為他們說話。胡適有時還為政府說話，所以不少人又認為他太軟弱。
五四後的一段時間，胡適急於引導學生。而魯迅的雜文寫得少了，對社會的思想很少發表意見，這正是他對現狀冷峻思考、審視、總結的一段時光。
胡適講問題，強調製度建設。
在魯迅眼裡，中國人無感染性。
維新以後，中國富強了，用這學來的新，打出外來的新，關上大門，再來守舊———《熱風》
看得多了，失敗多了，失望多了，於是，魯迅認為，中國是個大染缸，任何好的制度到了中國都會變質
魯迅寫道:“西哲說:事實勝於雄辯，我當初很以為然，現在才知道在我們中國，是不適用的。”這說明了中國人多顛倒黑白的缺點。
昏亂的祖先，養出昏亂的子孫，正是遺傳的定理。民族劣根性造成之後，無論好壞，都是不容易的——《熱風·三十八》
魯迅還提出“偽士，說中國人是戲劇的看客，慣有瞞和騙。
對於假知識分子，魯迅無法相信。
魯迅瞭解俄國革命情況。
當時的俄國知識分子，現實主義作家幾乎都是下層勞動人民。
所以他們站老百姓這邊，為他們發聲。老百姓也擁戴他們。後來，作家名聲大了，貴族們經常邀他們到家裡做客，一來二回，作家的生活慢慢好轉，數十年苦讀，終迎來春風得意，哪裡還想為老百姓寫文章呢？由此可見，魯迅常提及項羽的“彼可取而代之”，是相當有意義和價值的。
魯迅深知中國人對他國思潮的輸入，在當時，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而在胡適看來，把美國的學理輸入過來就行了。胡適沒有摸透中國社會形態的嚴峻性，尚未清醒認識到中美區別之大，儘管他很自信，從不動搖，很堅定。從不失望，很樂觀。
胡適提倡的美國製度，須得建立在一個政治清明的國家。但是，能夠充分表達民意的現代民主制度始終從未在中國誕生。
五四時期，魯迅強調“人的靈魂的偉大的審問者”，要“穿鑿著靈魂的深處，使人受了精神的苦刑而得到創傷，又即從這得傷和養傷和癒合中，得到苦的滌除，而上了蘇生的路”。
魯迅說:我的素材，多采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
即使魯迅同情下層人民，但也會堅定地把他所看到、認為的最真實的東西寫出來。他是帶有責任感、有罪感去寫的，同時更希望大家覺醒,走出，開口。
魯迅在一邊走，一邊懷疑著，懷有一種悲觀和失望的探索，負有絕望的掙扎以及堅守。
當胡適高談“問題”時，魯迅認為那太高遠了，畢竟最基本的生存、溫飽還尚未解決。
魯迅提出立人思想，主張人道主義。但人道需要大家竭力爭取、培植、保養，因此他更關注人的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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