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38年出版的《長征畫集》裡寫有這樣一句詩：“軍團長，董振堂，戰士雄姿人尊仰，隨身不離槍。和氣接待同志，耿耿忠於黨；虔誠做殿軍，有勇且知方。”這首詩描述的，就是被譽為“鐵流後衛”紅五軍團的軍團長—董振堂。
董振堂(1895-1937),字紹仲，河北省邢臺市新河縣人，自幼跟隨父親習武，1917年考入清河陸軍預備學校，1921年入保定陸軍軍官學校學習。軍校畢業後,董振堂加入馮玉祥的西北軍，官至旅長。中原大戰後，馮玉祥部隊被蔣介石改編，董振堂任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六路軍第25師73旅旅長。
1931年12月14日，國民革命第二十六路軍在趙博生、董振堂的指揮下，舉行了震驚中外的寧都起義，此次起義共有1.7萬餘人加入紅軍，攜帶兩萬多件武器，使得紅軍實力大為提高，對鞏固和提高蘇區實力起到了極為關鍵的作用。起義後，該部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第五軍團，董振堂任軍團副總指揮兼第十三軍軍長，後任軍團長。
1932年4月，經何長工同志介紹，董振堂加入中國共產黨。在率軍起義後，董振堂將自己在國民黨軍隊中積攢的3000多銀元交給了黨，毛主席知道了很驚訝，說：“不要全交嘛，寄些給家裡，留點給自己” 。董振堂卻堅持全交，說：“革命了，自己的一切都是黨的，還要錢幹什麼！”在董振堂親筆撰寫的《寧暴經過》裡面有這樣一段話：“看清楚了國民黨的欺騙、壓迫、剝削，認清楚了唯有共產黨終能為工農勞苦群眾謀解放到底。”看清了國民黨醜陋本質的董振堂，從此與中國革命緊緊的聯繫在了一起。
1932年7月至1934年9月，董振堂率領部隊先後參加了贛州戰役、龍巖戰役、南雄水口戰役，由於在中央蘇區第四、第五次反圍剿作戰中屢立戰功，董振堂被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授予紅旗勳章，這是我黨我軍歷史上的第一枚勳章，也是當時紅軍的最高軍功章。
1934年10月，由於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中央紅軍被迫進行長征，董振堂受命率領紅五軍團擔任後衛任務。在長征最為慘烈的湘江之戰中，紅一、三軍團在渡江通道兩側硬頂，紅五軍團在後衛硬堵。面對幾十倍敵人的銜尾追擊，擔任後衛任務的紅五軍團不顧一切地阻擊尾追之敵，與國民黨中央軍周混元部展開了激烈殘酷的血戰。在掩護紅軍主力與軍委縱隊渡過湘江後，紅五軍團34師被阻隔在河東，師長陳樹湘、師政委程翠琳以及5000餘名紅軍戰士全部犧牲。在長征中，董振堂率領的紅五軍團以大無畏的犧牲和頑強的阻擊贏得了赫赫威名，“鐵流後衛”成為了董振堂與紅五軍團的另一個稱呼。當時在紅軍中流傳著這麼一句話，“五軍團殿後，守無不固。”
1937年1月，董振堂率部西征，旨在打通國際交通線，由於寡不敵眾，董振堂率領的三千多名將士，被敵軍馬步芳部隊兩萬餘人包圍在甘肅高臺。歷經九個晝夜的殊死拼殺，高臺最終陷落，董振堂與3000多名紅軍將士全部壯烈犧牲，董振堂為中國革命流盡了最後一滴鮮血，時年42歲。
在董振堂烈士追悼會上，毛澤東深情地說，“路遙知馬力”，董振堂是“堅決革命的同志”。作為長征三大主力軍團軍團長之一、中革軍委23名執行委員之一的董振堂，無愧於紅軍卓越指揮員的稱號，他的犧牲，可謂是真正的將星隕落。從國民黨軍中高擎義旗投身革命，董振堂不僅是寧都起義的英雄，更是長征中的功臣，是中國革命當之無愧的英雄。
將軍已逝，在將軍犧牲的高臺縣，建起了肅穆莊重的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紀念館，董振堂將軍的漢白玉半身像被鮮花擁簇，董振堂同志紀念碑前的兩根紅色立柱上，書寫著“寧都豪氣千秋在，高臺雄風萬古傳”。在河北，石家莊華北軍區烈士陵園為董振堂修建了紀念碑。在董振堂的老家河北新河縣，不僅立起了“董振堂將軍紀念碑”，還在縣城以董振堂的名字命名了“振堂路”、“振堂中學”、“振堂公園”。在北京，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裡陳列著董振堂將軍的遺物與遺像。
革命先輩用信仰和信念澆鑄了中華民族的奮鬥壯景，用鮮血與犧牲繪就了今天我們的美好生活。在“解構英雄”、“小鮮肉”、“花樣美男”充斥於熒屏之上時，我們革命軍人更應該學習革命前輩、革命英雄，用革命英雄賡續承傳的紅色基因，滋養新一代革命軍人始終不渝用行動詮釋革命軍人真正的含義。
閱讀更多 達瓦里氏的海洋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