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生我“喪”必有用?科學家談大腦消極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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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生我“喪”必有用?科學家談大腦消極偏見

悲傷放大器


01

好消息和壞消息,你先聽哪一個?


有個好消息和一個壞消息,你想先聽哪一個?如果你想聽壞消息,那你和大部分人的選擇一致。這是為什麼?

壞事對我們的影響比好事更大。我們對壞事的記憶更鮮活,而它們相對來講也更能形塑我們的生活。

離別、事故、父母照料不當、財務上的損失乃至於一句不經意的負面評論,都會霸佔我們的精神空間,壓抑那些令人欣喜的正面體驗,使我們難以笑對漫漫人生路中的種種挑戰。

與之對應的是——人類的適應能力極強,漲工資帶來的喜悅持續不到一個月,便會催生更高的薪酬期望。我們就此感受到了痛苦,它似乎從來不曾離開過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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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大腦的選擇:消極偏見


全球範圍內有大量科學研究證實了我們的消極性偏見(negativity bias):好日子不會持續到第二天,壞日子一來就沒個完。相較正面信息而言,我們處理負面信息的能力要快速而徹底得多,這些信息對我們的影響也更加持久。

在社會生活中,相較建構正面評價而言,我們會花費更大的周折來避免負面評價。在情感方面,相較於品味美好一刻,我們也會消耗更多的時間來化解負面情緒。

悲觀者對自己健康狀況的瞭解,或許比樂觀主義者更準確。哪怕一個只有六個月大的嬰兒——不費吹灰之力就能在人群中辨識出一張憤怒的臉孔,但要他們找出一張高興的臉孔則要困難許多。事實上,哪怕人群中有再多笑臉,我們也會在第一時間把自己的目光聚焦在怒容之上。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至善科學中心”(Greater Good Science Center)高級研究員、神經心理學家裡克·漢森(Rick Hanson)指出,協助我們辨識面部表情的器官位於大腦區域中的杏仁核(amygdala)部分,我們的本性在此表露無遺:

杏仁核中三分之二的神經元都是專為負面消息而配備的,以便令我們及時對其作出回應,並將之存放於長時段記憶中。

點擊圖片,瞭解裡克·漢森的《伯克利幸福大腦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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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機制正是我們的“戰鬥還是逃跑”(fight or flight)

這一應激反應的根據所在——它是一種快速運用記憶來分析威脅的求生本能。比較之下,好消息則要整整12秒鐘才能從臨時記憶轉換為長時段記憶。

我們的先祖只要看到一條類似於蛇的棍狀物體便會迅速逃離,斷然不會仔細察看一番再作決定,在這一點上,他們比我們要敏銳得多。

03

話語當中的負能量癖好

我們的“負能量癖”也反映在口頭語言中。英文中含有負面意涵的詞彙約佔三分之二,具體到用以描述人的詞彙時,這一比例更是飆升到了驚人的74%。這種現象並非英語的專利。除荷蘭語之外,其它語言基本都有負面傾向。

我們是如此地“適應”負面性,以至於做夢都會想到它。美國心理學家加爾文·霍爾(Calvin Hall)四十餘年來研究了各種各樣的夢境,發現其中最常見的情緒是不安,負面感受(如尷尬場面、錯過航班或是面臨暴力威脅)也比正面感受要頻繁得多。

1988年的一項研究表明:在發達國家居民中,美國男性的夢最有侵略性,佔比50%,比例最低的是荷蘭男性(32%)——這是一個多麼有趣的正能量民族啊。

04

“壞比好有力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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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研究人類負面傾向的先驅是來自普林斯頓大學的著名心理學家、2002年諾獎得主丹尼爾·卡尼曼(Daniel Kahneman),他在開闢行為經濟學這一領域方面作出了重大貢獻。1983年,卡尼曼提出了“損失厭惡”(loss aversion)這一術語來描述其研究發現:我們痛惜損失多於享受利好。

丟了一百塊錢的失落感總是要大於額外撿到一百塊錢的幸福感。

心理學家羅伊·包麥斯特(Roy Baumeister)現執教於佛羅里達州立大學,他進一步發展了卡尼曼提出的概念。

“自古以來的文學作品與宗教思想,大都訴諸於善惡兩股力量相鬥的相關詞彙來刻畫人類生活,”

他在2001年寫道,“在形而上學的層面上,代表著惡的神靈或惡魔乃是創造與和諧的神聖力量的對立面。在個人層面,誘惑與毀滅性的衝動則與美德、利他傾向以及追求成就的努力交戰不休。‘好’和‘壞’差不多是小孩子學到的第一個字詞和概念(甚至家養的寵物也受此影響)。”

在研究了海量的文獻資料後,包麥斯特及其研究團隊得出結論:卡尼曼的發現幾乎可以擴展到日常生活的每一個領域——愛情、工作、家庭、學習、社交等等。

“壞比好要有力得多。”他們在那篇影響深遠、曾使其一舉成名的論文中如此宣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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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拖後腿的消極偏見

緊跟包麥斯特的研究,來自賓州大學的心理學家保羅·盧辛(Paul Rozin)愛德華·魯伊茲曼(Edward Royzman)在2001年發表的論文中隨即又提出了“負面性偏見”這個概念,他們認為負面事件是極具傳染力的。

比如:目擊一隻蟑螂通常會使我們對美食棄之不顧,而將一小撮蟑螂混入你最愛吃的食物裡,則根本沒人注意得到。

用個不那麼噁心的例子講,請聯想一些你不怎麼愛吃的食物:胡蘿蔔、芹菜或別的什麼。你會通過摻點什麼來讓它更合胃口嗎?或者說,有什麼東西能用來抵消你的厭惡感嗎?答案是沒有!兩位學者就此指出,一丁點兒負面因素就能讓人們完全不去關心整個事物的本質是好是壞了。

在各種認知性偏見中,負面性偏見對我們日常生活的影響可能最為顯著。不過時代已經變了。我們已經不再是這樣的人:遊蕩於茫茫草原上,直面大自然的風吹雨打,安於一種顛沛流離的生活。在人類進化歷程中保護了我們多年的本能,如今反倒容易拖後腿——它威脅著我們的親密關係,使團隊合作變得不再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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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積極與消極的黃金比例

華盛頓大學的心理學家約翰·戈特曼(John Gottman)專攻婚姻穩定性問題,他的研究表明了人性黑暗面的極端破壞性

1992年,戈特曼提出了一個號稱準確率達到90%以上的離婚率預測公式,新婚夫婦只需花15分鐘做個問卷即可得知結果。

他花費大量時間統計了夫婦間交換意見時正面及負面表達各自所佔的比例,動作與肢體語言也一併列入計算範圍。戈特曼最後得出的結論是:一對夫婦維持關係所需要的“黃金比例”是五比一,這意味著我們需要五次正面表達來平衡一次負面表達。

因此,如果你剛剛因家務瑣事對配偶嘮叨了一陣子,請趕緊再表揚人家五次。關係極為和諧的夫婦在這個比例上能夠達到二十比一——這對親密關係而言無疑是個福音,但對於在外面打拼時亟需誠懇協助的夥伴而言,一味表揚也未必會有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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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一些學者將這些發現應用到了商業活動中。譬如,智利心理學家瑪西亞爾·洛薩達(Marcial Losada)研究了某家信息處理公司的六十支管理團隊。在最高效的團隊中,成員被表揚及批評的比例為六比一。在特別低效的團隊中,這個比例則降為了一比三。

洛薩達這個不乏爭議的“

批判的積極性比例”(critical positivity ratio)概念,是與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的心理學家芭芭拉·弗裡德里克森(Barbara Fredrickson)合作提出的,更運用了複雜的數學分析,藉此發展出一個完美的公式:三比一至六比一之間最好

換言之,一次批評後最好以三到六次表揚來平衡,便能增加僱員的滿意度,提升愛情質量,或是在其它某些方面促進日常生活繁榮而幸福。

然而,所謂的黃金比例也遭到了一些反駁,東倫敦大學的心理學碩士生尼古拉斯·布朗(Nicholas Brown)就認為,這方面的數學論證完全是一派胡言。他找到了紐約大學與倫敦大學的數學教授阿蘭·蘇卡爾(Alan Sokal),兩人合作推翻了一篇2013年的論文《正面思考的複雜動力學:再論批判的積極性比例》(The Complex Dynamics of Wishful Thinking: The Critical Positivity Ratio)當中所提出的公式。自那以後,弗裡德里克森和洛薩達合作的論文被部分撤回——而前者更完全拒絕對此承擔文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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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如何應對“消極偏見”?


歸根結底,能夠根除我們心靈中的負面偏見的有效措施可能根本不存在

。既然讚賞、肯定或是各類神奇的“公式”等等都沒法令我們從負面性偏見中自拔,那麼我們似乎應該轉而去擁抱它的積極一面——更具體地講,即是洞察現實、調整行動方案並尋求生存的能力。

事實上,有研究表明,情緒低落的人們雖然更加沮喪,但他們也更明智,正如薩繆爾·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的名言:

“低落的現實主義(depressive realism)令陷入絕望的人們能夠更準確地感知現實,尤其能夠恰當地估計自身在世界上的位置及對於各種事態的影響能力。”


睿心說

與傳統心理學偏向於矯正精神失常等負面心理狀態的做法相比,積極心理學更側重於培養諸如幸福及恢復力(resilience)等積極心態。
而在文章中提到的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裡克·漢森(Rick Hanson)博士,致力於研究“如何獲得持續的幸福”30餘年,如今終於探索出一套系統有效的科學方法,在《伯克利幸福大腦課》中一一呈現。
裡克·漢森(Rick Hanson)博士將運用神經科學、心理學和正念冥想,幫助你克服消極偏見,養成積極思維模式,幫助人們獲得持續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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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生我“喪”必有用?科學家談大腦消極偏見

《積極效應與人類繁榮的複雜動力學》(Positive Affect and the Complex Dynamics of Human Flourishing)2005年《美國心理學家》(American Psychologist)

來源 | Aeon

作者 | Jacob Burak

翻譯 | 林達

配圖 | moonas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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