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社會危機精英們集體反思,醞釀了一次對文化領域顛覆性地變革

面對著當時中國貧弱腐敗的現狀,面對著西方列強的殖民侵略,中國的有識之士們開始不斷反思國家落後的根本原因。經過數十年的中西方文化對比,以及國內不斷的暴亂,恐慌、復古等事件後,一些愛國之士得出這樣一種結論:

中國之所以落後腐敗是因為舊的傳統文化在作祟;而舊傳統文化之所以這樣頑固是因為漢字。因此要想拯救中國,就必須掃除舊文化;而要掃除舊文化,就必須先廢掉漢字。

面對社會危機精英們集體反思,醞釀了一次對文化領域顛覆性地變革

自鴉片戰爭以來,面對列強的巨大壓力,中國一直處於 ‘救亡圖存 ’的風暴中,民族自信心跌落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人民開始逐漸的全盤否認自己的一切傳統文化。覺得傳統文化是愚蠢的、罪惡的、是不能和西方文化相提並論的。而孔學、道教則被認為是妖言、邪教。

1917年2月,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研究生胡適在《新青年》雜誌上發表了《文學改良芻議》。提倡廢除文言文,使用白話文寫作。

辛亥革命後,溥儀退位,清朝滅亡。孫中山建立 了中華民國。與此同時,袁世凱建立了北洋軍閥的統治。而隨後不久,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凱宣告恢復帝制,建立了中華帝國。1917年,又發生了張勳擁戴溥儀復辟的鬧劇。這一系列事變使錢玄同大受刺激。中國的貧弱,顯然不是通過推翻某一個皇帝就能解決的。很可能一切問題的根源就在於中國幾千年的文化傳統。

在給胡適的一封信中,錢玄同談道:‘欲使中國不亡,欲使中國民族為二十世紀文明之民族,必須廢孔學、滅道教為根本之解決。而廢記載孔門學說,及道教妖言之漢 文,尤為根本解決之根本。

面對社會危機精英們集體反思,醞釀了一次對文化領域顛覆性地變革

既然要“廢滅漢字”,就要找一種文字來替代漢字,1920年代趙元任提出國語羅馬字,1930年代瞿秋白提出拉丁化新文字,還有錢玄同主張的直接借用世界語,其本質都是想用字母文字來取代象形會意的方塊漢字。

從人類的文明史來看,對一個民族而言,有兩種危機的爆發稱得上是“最危險的時候”:一是遭受侵略,是謂亡國之險;一是文化衰微,是謂亡種之虞。

面對社會危機精英們集體反思,醞釀了一次對文化領域顛覆性地變革

譚嗣同:盡改漢字為拼音文字

錢玄同:廢孔學,不可不先廢漢字;欲驅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蠻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廢漢字”,“漢字的罪惡,如難識、難寫、妨礙教育的普及、知識的傳播”。

陳獨秀:強烈地主張廢除漢字,中國文字,既難載新事新理,且為腐毒思想之巢窟,廢之誠不足惜。

吳玉章:漢字是古代與封建社會的產物,已經變成統治階級壓迫勞苦群眾的工具之一,實為廣大人民識字的障礙,已不適應現在的時代。

魯迅:漢字不滅,中國必亡!”,“漢字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漢字終將廢去,蓋人存則文必廢,文存則人當亡。在此時代,已無幸運之道。”,“漢字也是中國勞苦大眾身上的一個結核,病菌都潛在裡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結果只能自己死。

劉半農:漢字不滅則中國新文化無望。

瞿秋白:現代普通話的新中國文,必須羅馬化,就是改用羅馬字母,要根本廢除漢字。漢字是十分困難的符號,聰明的人都至少要十年八年的死功夫……要寫真正的白話文,就一定要廢除漢字,採用羅馬字母……,漢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齷齪最惡劣最混蛋的中世紀的茅坑!

蔡元培:漢字既然不能不改革,儘可直接的改用拉丁字母了。

面對社會危機精英們集體反思,醞釀了一次對文化領域顛覆性地變革

1949年新中國成立。就在人們還沉浸在對新中國的憧憬之中的時候,時任華北大學的校長吳玉章特意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再次提出了 ‘文字改革 ’的建議。十月十日,在毛澤東的大力支持下,中國文字改革協會在 北京成立。吳玉章任常務委員會主席。1951年,毛澤東指出:文字必須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

而在實行拼音化之前,先簡化漢字,以便於目前的應用。但在接下來幾十年的探索中,人們發現中國不適合用拼音文字,因為在漢語中有太多的同音字和同音詞,例如:‘攻擊’和 ‘公雞’ 因此這些同音詞只能用漢字來區分。而表音的拼音文字對於這兩個詞都只有一種拼音組合。這會讓人看不懂這到底是在表達 ‘攻擊’ 還是 ‘公雞’ 。

所以拉丁字母只能當漢字的輔助音標,不能取代漢字的書寫。目前已放棄拉丁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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