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目：晚鐘
我先一年也就是一九七九年秋天，接替我哥哥趙謙亮擔任藺店公社刁劉大隊農業科研站技術員。在此前，我哥哥被當做“分母”參加民辦教師預選考試，一不小心數學考得太好而弄假成真。
一九八零年春天，我到公社科研所參加土壤營養分析培訓，回村後立即展開工作。我們村有八個生產隊，按照每個生產隊採四份樣品的計劃，一共採集了三十二份土壤標本。接下來，我用公社配發的“速測儀器”，對這些標本進行了營養測定和分析。當我把監測結果和分析報告遞給馮大隊長的時候，他眼睛只在表格上掃了一眼後說：“你弄這些東西咋這樣煩纏？你就直接對我說，咱們大隊糧食畝產要過黃河，每畝地需要多少尿素？”
我老老實實回答：“咱們大隊八個生產隊，土壤營養不均勻。六隊、七隊好一些。其他六個生產隊的土壤，嚴重缺乏氮肥。小麥如果達到畝產五百斤的產量，每畝地就要施用尿素超過八十斤。這還不包括應該施用的磷肥和鉀肥。”
馮大隊長沒有接我的話茬，而是仰望著大隊部院子上空的那片白雲說：“好娃哩，你這是在說夢話，也是在叫我白天日頭地做夢哩！我給你說，咱們大隊每年的化肥指標，包括氨水在內，每畝地還不到十斤。哼！就是個這。”
大街上，“蛋球話”大王手裡拎著醬油瓶子，正一路走一路大聲朗誦他的新作：
“路沖斷，壕灌滿，澆地澆了個花花臉。北邊溼了皮，中間衝成渠，南邊能養魚。”
大隊決定培育幾塊“黃河地”，要求各生產隊把全部的化肥集中施用在一塊地裡，要讓“一部分土地先過黃河”。
外號“半拉地球”的郭叔，挎著竹籠一馬當先，他麻利地把籠裡的尿素不斷撒在麥田裡，將其他社員遠遠地拋在身後。隊長定娃子詫異地問左右：“地球哥今個是咋了？”眾人笑而不語。
郭叔走到一處墳頭前面，把籠裡剩下的尿素一股腦倒進墳頭旁邊澆地水打旋渦衝成的淺坑裡，又三兩腳踢土給蓋上了。
黑黢黢的夜，郭叔不打燈籠不點蠟，黑燈瞎火到地裡，把墳頭坑裡的尿素連帶土鏟進籠裡，攜到自留地裡撒了。
隊長定娃子的婆娘也如法炮製。所不同的是，婆娘膽小，娃娃又太小，連罵帶催促讓定娃子也趁著天黑，把婆娘白天倒進犁溝的尿素連土鏟回來撒到自留地裡。
不管是大隊還是小隊，一年多都沒有開過批鬥會了。也怪了，好像曾經層出不窮的反革命分子，一夜之間絕跡了。就是大隊喇叭裡也沒有了對投機倒把、損公肥私、小偷小摸行為的義憤填膺了。
晌午上工的鐘敲響了，社員們三三倆倆到大槐樹地下集合等待隊長分配任務。一天到晚抱著收音機不放的楊二哥神神秘秘地對子真叔說：“我也黑了聽廣播說，渭南塬上包產到戶，也就是單幹了。你說嚇人不？”
子真叔忙掩住楊二哥的嘴說：“可不敢胡說，讓人聽見不得了哩。開你的批鬥會，娃娃跟上你受罪哩。”
七月間，棉花遭受多年不見的蚜蟲災害，密密麻麻的蚜蟲把棉花囚得蜷縮成一團。
馮大隊長對我說：“好娃哩，你還是技術員。你咋就不想個辦法把這些膩蟲收拾乾淨？”
我不服氣地說：“治蟲的方子我早就給各個生產隊下了，他們不好好弄，胡日鬼，農藥都浪費了。”
馮大隊長拉上我，並通知各生產隊主管生產的副隊長到六隊棉花地裡現場查看。
到了地頭，我指著正在給棉花噴藥的社員們說：“你看你看，我千叮嚀萬囑咐，打藥一定要噴頭向上。因為大中午的，蟲子都在葉子的背面。”
馮大隊長說：“都是一幫子懶慫貨。不過，好娃哩，咱這社員就是這個覺悟。你能不能想個法子，讓這些懶慫貨好好幹活？”
馮大隊長帶著副隊長們走了，我在棉花地裡頂著日頭曬半天，終於想出來個所謂的好辦法。
按照我的建議，馮大隊長指定人拿出樣板來。把農藥拌和在麥糠裡，趁天熱灑在棉花地面上。熱氣蒸騰，藥性揮發，躲在葉子背面納涼的蚜蟲瞬間死光光。
馮大隊長滿意地說：“好娃哩，你給咱大隊立了一功。沒說的，今年報名參軍，想辦法讓你走就是了。”
夜裡，我到生產隊磨面機房裡磨面。磨面機轟轟隆隆作響，屋子牆跟靠著一排口袋。從外面能看出來，口袋裡都裝著苞谷。
小麥又是個歉收年，連帶人口和工分，每人不過百八十斤小麥。這些小麥，要過年蒸白麵饃走親戚用，要給老人過生日，要給娃娃定親看屋裡，還要打牆蓋房招待幫工的吃飯，緊缺得很。一般人家，自從接到早茬苞谷，就自覺斷了細糧，一天三頓粗茶淡飯湊合度日。
識文斷字的明叔正在忙著從口袋裡往外倒糧食，一邊憤憤不平地說：“我娃他姨家在雙王，人家那裡試火著分地單幹，一年到頭吃不完的白麵。媽日的，這好事啥時候到咱這裡？”
看磨面機的貓蛋聽到外面一陣異樣響動，忙交代我替他看機器說：“外面得是有賊娃子？我看看去。”
到了外面，黑乎乎看見兩個人正在卸磨面機院子的大門。近前一看，是喜娃子哥倆。
看見人來，喜娃子不慌不忙繼續卸大門說：“我們家的東西，當年被當做浮財拿走了。現在，我們應該被落實政策，卸走自家的東西。你放心，卸走門扇，我們回頭給你裝上柵欄門就成了。”
大門被卸下來抬走了，貓蛋目瞪口呆看著。黑影遠去，他嘆了口氣，忙回屋子繼續看機器。
天擦黑，我剛從科研站地裡回到家，一向精明的老會計手裡捏著一包“寶成”香菸來我家，見面先給我遞煙說：“好娃娃哩，我早就看出來了，你是個能人。來來來，叔給你敬菸，有事情求你哩。聽說你手裡有個洋機器，地裡頭缺啥能看出來？你明個幫我看看，我家的自留地缺啥東西？給你說，我還想著讓我家的自留地一畝地多打二三百斤糧食。”
父親招呼老會計坐著喝茶，老會計快人快語對我父親說：“大兄弟，我有個好消息給你說說，讓你也高興高興。明年，最多後年，生產隊要解散了。嘿嘿，以後各幹各的了。你有個好兒子，懂得科學種地，這可不得了。咱倆家說好了，以後每年讓你娃給我測地算產量，我每年給你二十斤麥子咋樣？”
科研站有十五畝地，都在培育雜交苞谷種子。因為與周圍苞谷花期錯開的緣故，這些種子的成熟期比一般晚茬苞谷早二十多天。後晌下工前，科研站劉站長對我和三個科研站姑娘說：“你們這就回去，黑了天，都拿一個二號老籠來。媽日的，咱們辛辛苦苦培育的苞谷種子，全讓大隊幹部送了人情。這一回，咱要先下手，每人掰一老籠種子回家，給自個自留地裡種。”
這可是破天荒的事情。
劉站長世代貧農，階級覺悟蠻高的。也就是去年，他還舉報生產隊私分棉花，開“黑市軋花機”，說是資本主義的苗不能要，資本主義的油也不能吃。
自己偷自己？我可管不了站長，只是反覆提醒：“千萬要注意父本和母本，把父本當種子可就絕收了。”
紅苕豐收了。家家戶戶忙著打粉，以便用粉面子做粉條換錢。這可是唯一的來錢的門路。
無奈公社挖排鹼溝任務很重，天天催促著各生產隊上勞力。可是，各家各戶的壯勞力都忙著打粉，根本就抽不出人來。
大隊革委會張主任下令：“關掉打粉機，斷了動力電，把人都給我往工地轟！”
孔副大隊長說：“紅苕挖出來，不趕緊打粉，糖化了就打不成粉了。”
大隊還是果斷停了動力電。
二隊王隊長對開手扶拖拉機的羊娃說：“今黑了，你把打粉機裝到車上，開到野地裡去。咱們用手扶柴油機帶動打粉機。我算過賬了，開一黑了打粉機，能掙三十多塊錢。有錢不掙是傻熊。我盤算著，這樣能給咱每個勞動日增加一分錢收入，達到兩毛五分錢。大隊停了電，嘿嘿，我還有這招。看誰能過誰？”
羊娃擔心地說：“可是，這樣一來，大隊幹部整你咋辦？”
王隊長說：“怕個球！大不了不當了。這個爛芝麻官兒，也不是先人號下的，丟了就丟了。”
上午，村子大街上走過一隊迎親的人。快嘴嬸子在人群裡看熱鬧說：“一口箱子，六床被子，標準牌縫紉機，飛鴿牌自行車。這是個當幹部的人家娶媳婦哩。”
王大媽說：“也就是三床被子，摺疊成了六道褶兒，圖個好看！”
入秋以來，村裡死了兩個老漢。一個叫做“同人說話”。這老漢德高望重，親戚鄰里鬧糾紛都喜歡找他評事論理。而這老漢慣用的手法就是找幾個人一起“同人說話。”這老漢已經糊里糊塗了百十天，這天清晨忽然清醒過來，嘴裡嚷嚷：“來呀！同人說話呀！叫大夥評評理呀！媽日的，一個個畜生，大逆不道……”
有人說老漢在說胡話，胡亂罵人。有的說老漢看似糊塗的背後，是令人心悸的清醒和冷靜。
另一個老漢死得更離奇。他拉著一車子紅苕上坡，架子車到半道拉不上去了，還往下滑。老漢捨不得一車紅苕，結果連人帶車子跌入壕溝當場就沒命了。他的兒女哭訴說：“好糊塗的大呀，一車子紅苕要了你的命……”鄰里們評論說：“要了老漢命的，不是一車子紅苕，而是那輛架子車。大半個家產哩!”
鄰村淘機井，淘出來一具女屍，報了公安。公安勘查結果，是沒有外力因素，可以判定是自殺身亡。驗屍報告還說此女懷有身孕。
一戶人家從死者遺物判定，此乃是失蹤一年有餘的女兒，已經許配人家，尚未成婚。
這年第一場霜降來臨，我穿上嶄新的綠軍裝，迎著初升的太陽，在革委會張主任陪同下和兩個夥伴一起往村外走去。
前面就是三隊的烤煙樓，正走路，猛聽得“咚”地一聲響動。再看不遠處，塵土飛揚，烤煙樓轟然倒塌。革委會張主任說：“烤煙種得好好地，上頭來令，又不讓種了，還讓趕緊拆了烤煙樓。真是的，這不是朝令夕改嗎？”
到村頭，張主任破天荒第一次握著我的手說：“好娃哩，你看咱農村，就是這個樣子了。農業社，八成是要倒灶哩！你們到了隊伍上好好幹，都給我爭取入黨提幹，讓我臉上也有點光彩。就是個這，時候不早了，你們走些！”
趙軍鋒：陝西渭南人。1980年應徵入伍，曾任團政治處幹事、組織股股長等職。1997年從北京衛戍區轉業退出現役，現在中國新興建設開發總公司任職員。熱愛文學筆耕不輟，曾在解放軍報、戰友文藝、天津歌聲、北京日報等報刊發表小說、散文及詩歌。著有小說集《鄉黨》《過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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