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晚钟
我先一年也就是一九七九年秋天，接替我哥哥赵谦亮担任蔺店公社刁刘大队农业科研站技术员。在此前，我哥哥被当做“分母”参加民办教师预选考试，一不小心数学考得太好而弄假成真。
一九八零年春天，我到公社科研所参加土壤营养分析培训，回村后立即展开工作。我们村有八个生产队，按照每个生产队采四份样品的计划，一共采集了三十二份土壤标本。接下来，我用公社配发的“速测仪器”，对这些标本进行了营养测定和分析。当我把监测结果和分析报告递给冯大队长的时候，他眼睛只在表格上扫了一眼后说：“你弄这些东西咋这样烦缠？你就直接对我说，咱们大队粮食亩产要过黄河，每亩地需要多少尿素？”
我老老实实回答：“咱们大队八个生产队，土壤营养不均匀。六队、七队好一些。其他六个生产队的土壤，严重缺乏氮肥。小麦如果达到亩产五百斤的产量，每亩地就要施用尿素超过八十斤。这还不包括应该施用的磷肥和钾肥。”
冯大队长没有接我的话茬，而是仰望着大队部院子上空的那片白云说：“好娃哩，你这是在说梦话，也是在叫我白天日头地做梦哩！我给你说，咱们大队每年的化肥指标，包括氨水在内，每亩地还不到十斤。哼！就是个这。”
大街上，“蛋球话”大王手里拎着酱油瓶子，正一路走一路大声朗诵他的新作：
“路冲断，壕灌满，浇地浇了个花花脸。北边湿了皮，中间冲成渠，南边能养鱼。”
大队决定培育几块“黄河地”，要求各生产队把全部的化肥集中施用在一块地里，要让“一部分土地先过黄河”。
外号“半拉地球”的郭叔，挎着竹笼一马当先，他麻利地把笼里的尿素不断撒在麦田里，将其他社员远远地抛在身后。队长定娃子诧异地问左右：“地球哥今个是咋了？”众人笑而不语。
郭叔走到一处坟头前面，把笼里剩下的尿素一股脑倒进坟头旁边浇地水打旋涡冲成的浅坑里，又三两脚踢土给盖上了。
黑黢黢的夜，郭叔不打灯笼不点蜡，黑灯瞎火到地里，把坟头坑里的尿素连带土铲进笼里，携到自留地里撒了。
队长定娃子的婆娘也如法炮制。所不同的是，婆娘胆小，娃娃又太小，连骂带催促让定娃子也趁着天黑，把婆娘白天倒进犁沟的尿素连土铲回来撒到自留地里。
不管是大队还是小队，一年多都没有开过批斗会了。也怪了，好像曾经层出不穷的反革命分子，一夜之间绝迹了。就是大队喇叭里也没有了对投机倒把、损公肥私、小偷小摸行为的义愤填膺了。
晌午上工的钟敲响了，社员们三三俩俩到大槐树地下集合等待队长分配任务。一天到晚抱着收音机不放的杨二哥神神秘秘地对子真叔说：“我也黑了听广播说，渭南塬上包产到户，也就是单干了。你说吓人不？”
子真叔忙掩住杨二哥的嘴说：“可不敢胡说，让人听见不得了哩。开你的批斗会，娃娃跟上你受罪哩。”
七月间，棉花遭受多年不见的蚜虫灾害，密密麻麻的蚜虫把棉花囚得蜷缩成一团。
冯大队长对我说：“好娃哩，你还是技术员。你咋就不想个办法把这些腻虫收拾干净？”
我不服气地说：“治虫的方子我早就给各个生产队下了，他们不好好弄，胡日鬼，农药都浪费了。”
冯大队长拉上我，并通知各生产队主管生产的副队长到六队棉花地里现场查看。
到了地头，我指着正在给棉花喷药的社员们说：“你看你看，我千叮咛万嘱咐，打药一定要喷头向上。因为大中午的，虫子都在叶子的背面。”
冯大队长说：“都是一帮子懒怂货。不过，好娃哩，咱这社员就是这个觉悟。你能不能想个法子，让这些懒怂货好好干活？”
冯大队长带着副队长们走了，我在棉花地里顶着日头晒半天，终于想出来个所谓的好办法。
按照我的建议，冯大队长指定人拿出样板来。把农药拌和在麦糠里，趁天热洒在棉花地面上。热气蒸腾，药性挥发，躲在叶子背面纳凉的蚜虫瞬间死光光。
冯大队长满意地说：“好娃哩，你给咱大队立了一功。没说的，今年报名参军，想办法让你走就是了。”
夜里，我到生产队磨面机房里磨面。磨面机轰轰隆隆作响，屋子墙跟靠着一排口袋。从外面能看出来，口袋里都装着苞谷。
小麦又是个歉收年，连带人口和工分，每人不过百八十斤小麦。这些小麦，要过年蒸白面馍走亲戚用，要给老人过生日，要给娃娃定亲看屋里，还要打墙盖房招待帮工的吃饭，紧缺得很。一般人家，自从接到早茬苞谷，就自觉断了细粮，一天三顿粗茶淡饭凑合度日。
识文断字的明叔正在忙着从口袋里往外倒粮食，一边愤愤不平地说：“我娃他姨家在双王，人家那里试火着分地单干，一年到头吃不完的白面。妈日的，这好事啥时候到咱这里？”
看磨面机的猫蛋听到外面一阵异样响动，忙交代我替他看机器说：“外面得是有贼娃子？我看看去。”
到了外面，黑乎乎看见两个人正在卸磨面机院子的大门。近前一看，是喜娃子哥俩。
看见人来，喜娃子不慌不忙继续卸大门说：“我们家的东西，当年被当做浮财拿走了。现在，我们应该被落实政策，卸走自家的东西。你放心，卸走门扇，我们回头给你装上栅栏门就成了。”
大门被卸下来抬走了，猫蛋目瞪口呆看着。黑影远去，他叹了口气，忙回屋子继续看机器。
天擦黑，我刚从科研站地里回到家，一向精明的老会计手里捏着一包“宝成”香烟来我家，见面先给我递烟说：“好娃娃哩，我早就看出来了，你是个能人。来来来，叔给你敬烟，有事情求你哩。听说你手里有个洋机器，地里头缺啥能看出来？你明个帮我看看，我家的自留地缺啥东西？给你说，我还想着让我家的自留地一亩地多打二三百斤粮食。”
父亲招呼老会计坐着喝茶，老会计快人快语对我父亲说：“大兄弟，我有个好消息给你说说，让你也高兴高兴。明年，最多后年，生产队要解散了。嘿嘿，以后各干各的了。你有个好儿子，懂得科学种地，这可不得了。咱俩家说好了，以后每年让你娃给我测地算产量，我每年给你二十斤麦子咋样？”
科研站有十五亩地，都在培育杂交苞谷种子。因为与周围苞谷花期错开的缘故，这些种子的成熟期比一般晚茬苞谷早二十多天。后晌下工前，科研站刘站长对我和三个科研站姑娘说：“你们这就回去，黑了天，都拿一个二号老笼来。妈日的，咱们辛辛苦苦培育的苞谷种子，全让大队干部送了人情。这一回，咱要先下手，每人掰一老笼种子回家，给自个自留地里种。”
这可是破天荒的事情。
刘站长世代贫农，阶级觉悟蛮高的。也就是去年，他还举报生产队私分棉花，开“黑市轧花机”，说是资本主义的苗不能要，资本主义的油也不能吃。
自己偷自己？我可管不了站长，只是反复提醒：“千万要注意父本和母本，把父本当种子可就绝收了。”
红苕丰收了。家家户户忙着打粉，以便用粉面子做粉条换钱。这可是唯一的来钱的门路。
无奈公社挖排碱沟任务很重，天天催促着各生产队上劳力。可是，各家各户的壮劳力都忙着打粉，根本就抽不出人来。
大队革委会张主任下令：“关掉打粉机，断了动力电，把人都给我往工地轰！”
孔副大队长说：“红苕挖出来，不赶紧打粉，糖化了就打不成粉了。”
大队还是果断停了动力电。
二队王队长对开手扶拖拉机的羊娃说：“今黑了，你把打粉机装到车上，开到野地里去。咱们用手扶柴油机带动打粉机。我算过账了，开一黑了打粉机，能挣三十多块钱。有钱不挣是傻熊。我盘算着，这样能给咱每个劳动日增加一分钱收入，达到两毛五分钱。大队停了电，嘿嘿，我还有这招。看谁能过谁？”
羊娃担心地说：“可是，这样一来，大队干部整你咋办？”
王队长说：“怕个球！大不了不当了。这个烂芝麻官儿，也不是先人号下的，丢了就丢了。”
上午，村子大街上走过一队迎亲的人。快嘴婶子在人群里看热闹说：“一口箱子，六床被子，标准牌缝纫机，飞鸽牌自行车。这是个当干部的人家娶媳妇哩。”
王大妈说：“也就是三床被子，折叠成了六道褶儿，图个好看！”
入秋以来，村里死了两个老汉。一个叫做“同人说话”。这老汉德高望重，亲戚邻里闹纠纷都喜欢找他评事论理。而这老汉惯用的手法就是找几个人一起“同人说话。”这老汉已经糊里糊涂了百十天，这天清晨忽然清醒过来，嘴里嚷嚷：“来呀！同人说话呀！叫大伙评评理呀！妈日的，一个个畜生，大逆不道……”
有人说老汉在说胡话，胡乱骂人。有的说老汉看似糊涂的背后，是令人心悸的清醒和冷静。
另一个老汉死得更离奇。他拉着一车子红苕上坡，架子车到半道拉不上去了，还往下滑。老汉舍不得一车红苕，结果连人带车子跌入壕沟当场就没命了。他的儿女哭诉说：“好糊涂的大呀，一车子红苕要了你的命……”邻里们评论说：“要了老汉命的，不是一车子红苕，而是那辆架子车。大半个家产哩!”
邻村淘机井，淘出来一具女尸，报了公安。公安勘查结果，是没有外力因素，可以判定是自杀身亡。验尸报告还说此女怀有身孕。
一户人家从死者遗物判定，此乃是失踪一年有余的女儿，已经许配人家，尚未成婚。
这年第一场霜降来临，我穿上崭新的绿军装，迎着初升的太阳，在革委会张主任陪同下和两个伙伴一起往村外走去。
前面就是三队的烤烟楼，正走路，猛听得“咚”地一声响动。再看不远处，尘土飞扬，烤烟楼轰然倒塌。革委会张主任说：“烤烟种得好好地，上头来令，又不让种了，还让赶紧拆了烤烟楼。真是的，这不是朝令夕改吗？”
到村头，张主任破天荒第一次握着我的手说：“好娃哩，你看咱农村，就是这个样子了。农业社，八成是要倒灶哩！你们到了队伍上好好干，都给我争取入党提干，让我脸上也有点光彩。就是个这，时候不早了，你们走些！”
赵军锋：陕西渭南人。1980年应征入伍，曾任团政治处干事、组织股股长等职。1997年从北京卫戍区转业退出现役，现在中国新兴建设开发总公司任职员。热爱文学笔耕不辍，曾在解放军报、战友文艺、天津歌声、北京日报等报刊发表小说、散文及诗歌。著有小说集《乡党》《过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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