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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路口的全球化
作者：戈登·布朗，作者是英國前首相和前財政大臣。他是聯合國全球教育特使和全球教育機會融資國際委員會主席。溫克堅編譯自Project Syndicate
不管人們是否意識到，2018年可能是一個歷史性的轉折點。缺乏有效治理的全球化導致了民族主義驅動的“奪回控制權”運動，以及一波日益高漲的保護主義浪潮，這種浪潮正在破壞美國主導了70年的國際秩序。中國已經為建立自己的平行國際機構做好了準備，這預示著世界被兩種相互競爭的全球治理體系所分割的時代即將到來。
無論未來幾年發生什麼，已經很清楚的是，2008年至2018年的十年標誌著經濟實力平衡的劃時代轉變。當我在全球金融危機最嚴重的時候主持20國集團(G20)倫敦峰會時，北美和歐洲約佔世界人口的15%，但佔全球經濟活動的57%，投資的61%，製造業的約50%，以及消費支出的61%。
但自那以後，世界經濟重心發生了轉移。2008年，約有40%的生產、製造、貿易和投資位於西方以外，而今天則超過60%。一些分析人士預測，到2050年，亞洲將佔全球經濟產出的50%。誠然，到2050年，中國的人均收入可能仍不到美國的一半，但中國經濟的規模之大，仍將引發有關全球治理和地緣政治的新問題。
自上世紀70年代成立以來的幾十年裡，七國集團(G7)——加拿大、法國、德國、意大利、日本、英國和美國——基本上主導著整個世界經濟。但到了2008年，我和其他一些人已經開始覺察到變化。在幕後，北美和歐洲領導人正在討論，現在是否應該建立一個新的主要經濟合作論壇，其中將包括新興經濟體。
這些爭論經常很激烈。一方是希望保持G7規模較小的國家(美國早期的一項提議設想G7+5);另一方則是那些希望這個群體儘可能的包容。直到今天，這些早期談判的結果也沒被人們所充分理解。
當2009年4月，20國集團在倫敦召開會議時，實際上包括了23個國家以及歐盟，其中埃塞俄比亞代表非洲，泰國代表東南亞，荷蘭和西班牙加入了最初的歐洲名單。然而，即便是事實上的G24，也沒有充分反映出世界變化的速度有多快。
今天，尼日利亞、泰國、伊朗和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的經濟規模都超過了20國集團中最小的經濟體(南非)，但這些國家都不是G20成員國。
同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基礎也在發生變化。1944年，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就最初的協議條款進行談判時，對於新機構的總部應該設在歐洲還是美國，各方存在一些分歧。最終，委員會決定將總部設在擁有最大投票權的國家的首都(追蹤一個國家在全球經濟中所佔的份額)。同樣的邏輯意味著，在10年或20年內，中國可能會要求IMF總部設在北京。
當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很可能不會從華盛頓遷往別處(美國將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離開美國之前離開該組織)。但關鍵是，世界正在經歷一場劃時代的再平衡，不僅是經濟上的，而且是地緣政治上的。除非西方能夠在日益多極化的世界中找到維護多邊主義的途徑，否則中國將繼續發展替代性的金融和治理機構，就像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和上海合作組織(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那樣。
當前美中之間的貿易衝突，是全球金融實力更大轉變的一個徵兆。從表面上看，特朗普政府與中國的對抗是有關貿易的，此外還有匯率操縱方面的爭議。但從特朗普的演講中，我們可以看出，真正的戰鬥著眼更大:未來的技術優勢和全球經濟實力。
儘管特朗普至少察覺到了美國霸權地位面臨的日益增長的威脅，但他忽視了應對這種威脅的最明顯策略:與美國在世界各地的盟友和夥伴結成統一戰線。相反，特朗普宣稱自己擁有單邊行動的特權，彷彿美國仍在統治一個單極世界。結果，一條地緣政治的毀滅軌跡已經留在他身後。
特朗普已經退出了伊朗核協議和巴黎氣候協議，並宣佈美國將退出與俄羅斯簽署了31年的《中程核力量條約》(middle - range nuclear Forces Treaty)。此外，他的政府還阻止任命世界貿易組織爭端解決機構的法官，使G7和G20幾乎無足輕重，特朗普政府拋棄了《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簡稱TPP)，為中國在亞太地區確立其經濟主導地位打開了大門。
這是一個深刻的諷刺。當美國真正領導一個單極世界時，它通常更願意通過多邊機構採取行動。但現在，世界正變得越來越多極化，特朗普政府卻選擇單打獨鬥。問題是，恢復19世紀那種基於純粹主權的努力能否奏效嗎？
在貿易方面，特朗普政府的“美國優先”政策最初似乎會減少進口。但它們也在影響美國出口行業的進口投入，美國出口將無法避免更高貿易壁壘的破壞性影響。更糟糕的是，當前的保護主義浪潮可能正在製造新的財政壓力，因為美國製造業工人和處境艱難的農民要求通過補貼或減稅獲得補償。
要更清楚地說明保護主義和擴張性美國財政政策帶來的危險，請考慮一下如果全球經濟再次陷入低迷，將會發生什麼。2008年，世界各國政府能夠降息，推出非常規貨幣政策，並實施財政刺激。此外，這些努力在全球進行了協調以最大發揮其作用，各國央行密切合作，2009年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期間，各國元首和財政部開展了前所未有的合作。
現在，展望21世紀20年代，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迴旋餘地將大大減少。幾乎可以肯定，利率水平過低，貨幣政策制定者無法提供有效的刺激;上次危機遺留下來的鉅額資產負債表，將使各國央行官員對進一步的量化寬鬆保持警惕。
財政政策也將受到類似的限制。截至2018年，歐盟政府債務與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平均比率超過80%;美國聯邦赤字有望超過GDP的5%;此外，中國正在應對不斷增加的公共和私人債務。在這種情況下，提供財政刺激將比上次危機後的幾年更加困難，跨境協調將更加必要。可悲的是，目前的趨勢表明，各國政府更有可能相互指責，而不是合作來解決問題。
因此，我們面臨著一個悖論。對全球化的不滿帶來了新一波的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但解決這種不滿的根源只能通過多邊合作來實現。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單獨解決不平等加劇、工資停滯、金融不穩定、避稅和逃稅、氣候變化以及難民和移民危機等問題。退回到19世紀的大國政治可能會決定性地阻礙我們在21世紀所取得的繁榮。
然而，“美國優先”遠不能代表對未來的清晰戰略觀點，它更像是一個仍固守過去的霸權國家的自我傷害動作。回到《凡爾賽條約》所表達的民族主義路線，就是漠視強化政府間合作行動所能帶來的不可或缺的差異後果。
隨著美國逐漸遠離多邊主義，中國正通過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新開發銀行(New Development Bank)、“一帶一路”(Belt and Road Initiative)等方式，獨自重塑全球地緣政治格局。但是，儘管中國目前的政策將對亞太地區和世界產生長期影響，我們大多數人還沒有適當地考慮這些後果。
然而，當今的新秩序不一定是大國對抗。去年10月，一枚搭載一名美國宇航員和一名俄羅斯宇航員前往國際空間站(ISS)的火箭發射失敗，恰如其分地隱喻了當今地緣政治關係的狀況。
儘管如此，它也提醒人們多邊合作的悠久歷史及其取得的成就。總共有18個國家參與了前往國際空間站的旅程，目前國際空間站是美國、俄羅斯和德國宇航員共同工作的地方。
儘管在冷戰最激烈的時候，太空競賽曾是一場零和競賽，但它已成為一個持續國際合作的領域。如今，俄羅斯和美國的太空計劃是如此相互依賴，以至於美國宇航員如果沒有俄羅斯的火箭發射器就無法飛往國際空間站，而俄羅斯宇航員如果沒有美國的技術也無法在空間站上生存。
當然，這種長期的夥伴關係很可能會結束。2011年美國的一項法律已經禁止中國進入國際空間站，也禁止中國與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合作。不過，如果美國和俄羅斯等敵對國家能夠找到在太空合作的方式，那麼在地球上肯定也能實現類似的事情。
我們必須抱有希望。冷戰令人痛苦的持續了40年，其中原因之一是因為蘇聯拒絕承認市場和私人財產的價值，並避免與西方接觸。但對中國來說就不是這樣了，中國每年有60多萬名學生出國留學，其中45萬名在美國和歐洲留學，在那裡他們形成了持久的社會和專業網絡。
在我們為未來幾年的全球衝突做準備的同時，我們必須為通過合作塑造未來而努力。無論問題是金融穩定、氣候變化，還是避稅天堂，都有充分的理由表明，通過國際合作，國家利益最能得到滿足。然而，隨著供應鏈的重組，雙邊和區域貿易協定的談判，以及地區政府在全球層面尋求自己的協議，我們將不得不擴大這種合作的範圍。
全球化正處於十字路口。無論如何，國際組織和多邊框架都需要適應正在出現的地緣政治力量的“新極”。我們今天正在考慮的決定將對我們星球的未來產生重大和深遠的影響。唯一的問題是，它們將是單方面的還是合作的。我們必須喚起當年戰後那些前輩的意志，以便我們也能夠在創造一種符合我們所處的歷史時刻的秩序時“在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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