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不覺春曉
今年夏天，王龍在香港一線參與了境內外城投債波瀾四起的市場。
西南和環渤海某地區的部分城投平臺的信託貸款在7月出現技術性違約。傳言說某區域甚至無法正常支付教師工資。市場開始擔心一些債務率較高的區域及縣級城投平臺會出現公開違約，並出現恐慌性拋售。
王龍在香港某中資投行參與全球固定收益投資，他關注到江蘇、天津、雲南、廣西等區域的美元債價格出現幾十塊錢的下跌。
“6月底到7月初，市場情緒非常差。有些很好的投資級的城投企業也出現超跌，更別說那些有瑕疵的高收益美元債。”王龍判斷這是市場的過度反應。
專業投資者往往能在市場最悲觀的時候找到機會，但判斷市場底部並不容易。
“要看市場是否已經達到最悲觀的時刻，市場空頭籌碼是否發生了較為充分的轉移，市場外圍客觀因素是否發生了一些邊際變化，市場主觀情緒是否因為客觀因素的變化而轉變。”他說。
7月中旬之後，央行注意到“流動性堰塞湖”效應，並且開始增加MLF的質押券種到AA級別債券。王龍發現資管新規細則較之前有所放鬆，監管政策從“寬貨幣，緊信用”明確過渡到“寬貨幣，寬信用”。
他和幾位境內外基金經理、賣方研究員討論，認為這極有可能成為城投債市場情緒修復的一個拐點，並判斷低評級的城投債應該是政策的最大受益者。
事實的確如此。境內債券市場迅速反應，他觀察到在一些不發達地區，前期跌幅較大的低評級城投債情緒快速修復，市場整體買盤力量強大，低評級城投債的收益率也快速下行2個點以上。
境外市場看起來似乎反應要慢半拍。王龍嘗試著去抄底一些前期超跌城投美元債，一開始試探性地買，隨著市場大幅反彈，他逐步大幅加倉。
當市場出現了該“恐懼”或者“貪婪”的信號時，王龍會用少量的籌碼去試探市場的深度、多與空的籌碼。一旦確定了“基本面、資金面和技術面三方共振”時，他才下“重手”。
王龍說投資是對人性和內心的修煉。比起估值模型，信用分析模型，關鍵時刻還要善於利用自己的資源和消息源，進行整合研究，判斷勝率和賠率。基於此分析，再決定下多少注。
比如另外某隻9月到期的城投債，價格來回波動數十塊錢。市場對於該發行人是否會違約意見嚴重分歧。
王龍第一時間聯繫上自己能找到的五大行、股份制銀行，全方位蒐集意見。銀行的人說自己領導很支持，他們不僅沒有抽貸，還有新增貸款。
做完盡調，他做出了跟市場主流意見相反的決定：買入。
在市場最悲觀的時候，有人問他是不是要放棄了。王龍回答說：越是恐慌的時候，越是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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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秋天，趁著王龍來上海出差，我約他喝咖啡。他本人比照片更消瘦。頭髮是流行的奶奶灰的顏色，精神地豎起來，穿戴休閒整齊。雖然現在在香港生活，他說上海還是自己的“家”，也是他是事業起步的地方。
王龍今年秋天在北京參加瑞穗銀行峰會並分享
王龍從復旦大學計算機系取得碩士後，進入某證券監管機構工作。那是他的第一份工作。體制內單位待遇不錯，他到手的工資比同業者高，還有各種補貼。但待了一年半他就坐臥不安。他告訴領導，比起紙上談兵，他更希望去真正的市場摸爬滾打。
他加入了某城商行的資產管理部。前面的同事剛離職，王龍需要在短時間內迅速上手新業務，掌握銀行各個資產類別的投資屬性和邏輯，包括非標投資、債券、和IPO市場等。
“一開始很痛苦”。連Excel表格都不敢填的王龍，形容開始摸索業務時“心驚膽戰”。
他記得第一筆獨立交易是兩個億的逆回購（Repo）。“那個數字我看了十遍，就怕多看一個零或者少看一個零。”
每筆業務都要嚴格把握時間，這對資歷尚淺的王龍也是挑戰。比如同業借款的大額系統五點鐘關閉，王龍曾經在四點五十九三十秒，把一筆二十億的借款放出去。
“那真是一個激動人心的時刻。”他一整天高強度運轉，協調領導、同事和後臺放款人員，提醒他們趕緊放，來不及了。“直到最後一秒把錢放了出去，心都提到嗓子眼上了。”
王龍每天從早上七八點忙到下午六七點。有一天他一邊在南京出差，一邊打電話指導上海的新同事，做了上百億的資產投放。他責任不斷增加，後來還負責組建銀行海外投資平臺，管理約幾十億美元的投資。還要處理各種突發狀況。
2015年初，王龍給一家券商放了10億的逆回購。對方違約，清算所扣押了本來應該返回的數百億逆回購資金。當時他承受極大的心理壓力。後來他通過收取延期支付罰金解決了問題，也學習了管理交易對手風險的寶貴的一課。
還有一次，他需要在短時間內，把一筆20億的類非標投資兜售出去。這筆交易的難度在於市場缺乏流動性。他聯絡了國內所有能夠投資這種類非標資產的投資者，分析市場未來走勢，動之以情，曉之以理，終於成功說服對方購買。
他開始理解那句“拿著賣白菜的錢，操著賣白粉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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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龍來自四川，他爸爸媽媽是中國推行市場經濟以來，最早開始做生意的人。也許是因為從小耳濡目染，王龍生意嗅覺靈敏。
讀大二時，連續熬夜創業的王龍，不小心就熬白了頭髮。
王龍在廣州大上學。大學城有十幾所大學，數十萬學生。王龍注意到沒有一家公司壟斷新生的日用品購買。他從廠商進貨，拿到最低價，成立銷售俱樂部，把日用品賣給新生。薄利多銷的模式很靈。開學那一兩個月，王龍賺出了接下來幾年的生活費和學費。
還有一次，王龍在校園裡看到建設銀行向大學生推銷信用卡，辦卡還送一個杯子。他好奇：“為什麼辦卡還送杯子？難道這裡面有什麼利潤？”
他和小夥伴跑到大學城的建行支行前臺，找信用卡主管聊天，瞭解到一張信用卡可返給銷售60、70元。王龍判斷，這個生意可以做，但不能散兵作戰。他成立了一家公司。與合夥人一起，找到學生會負責人和各班班長。承諾如果學生團體和全班都辦卡，他就返給班級上千元的班費。
這對很多班級來說是一筆可觀的活動經費。很快得到學生幹部支持。王龍趁下課前的時間去課堂上“路演”。他告訴同學們，辦了卡可以給集體做貢獻，不想要了可以隨時取消。同學們積極性很高。很快，王龍就辦了上千張卡，還在校園裡招了不少二級代理。
“我喜歡思考生意的本質，我在食物鏈哪個環節，有多大的利潤空間，我能向上遊或者下游延伸或者整合到什麼程度。找到賺錢的模式，並複製下去。”他告訴我。
王龍本科期間還開過淘寶店，讀研時跟一個瑞典朋友開了一家外貿出口公司，把金華製造的電動自行車出口到歐洲各國。
聊起學生時代的創業，王龍說只有經歷過了，才知道自己真正喜歡什麼。
空暇時王龍也很喜歡自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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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王龍從陸家嘴移師中環，加入某中資投行資產管理部，參與全球固收投資。
中國市場自從股災以來，監管收緊，王龍感受到金融市場日趨保守，做業務縛手縛腳。
銀行“三三四”自查（“三違反”45號文、“三套利”46號文、“四不當”53號文），表外非標迴歸表內，他看到很多上海的地方性銀行被趕回老家，基金、券商等委託資金到期贖回，加上經濟下滑，他感覺金融市場整體很難做。
在香港這個更加活躍、更加國際化的市場。王龍接觸到中資、外資、日資和臺資等不同機構。
香港中環，攝影：johnlsl
“大陸的圈子更多的是‘大資金’的想法，主要資金方還是銀行和保險，策略也主要是買入持有的保守策略。但在香港，市場參與主體更加豐富，市場深度和廣度都更大，市場的活躍度也更強。”他說。
在香港某中資券商工作的劉總監告訴交易門，這幾年越來越多的內地金融人才加入港漂大軍。
他說，香港金融監管適度，市場比較自由，很多客戶有比較強的海外配置慾望，但外匯管制加緊後，跨境業務開展很受影響。
這些年內地金融機構爭先佈局香港。一年前，交易門曾在香港採訪雲鋒金融投資總監蔡華。曾經在中投工作的他，離開北京，加入這家全新的Fintech企業。目標是做面向中國普通投資者的智能投顧平臺。
在香港美資投行工作了10年的小捷，則做出了和王龍相反的決定。去年，小捷結束了10年港漂征途，從香港搬回上海，加入國內某互聯網巨頭的戰略投資部。
小捷告訴交易門，自己剛入行時，中資行由於缺乏做國際化業務的經驗，搶人、搶生意都搶不過外資，外資行的Offer炙手可熱。但隨著中國經濟的迅猛發展，如今中國企業實力越來越強大，中資行吸引到更多有國際背景的人才。有人情、語言和文化的優勢，能贏得中國客戶天然的信任。外資行難免陷入被動。
小捷在投行的主要業務對象是中國客戶。銀行上層不重視也不擅長和中國客戶的長期關係。涉及國計民生的行業和交易，尤其是跟國企打交道時，他們無法得到中國客戶的信任，業務爭奪越來越拼不過中資行。小捷已經做到了D-Level，但她還是越來越強烈地感覺自己像是“生活在夾縫中”。這是小捷離開香港、回到上海的重要原因之一。
處於中資強勢的大潮中，面臨職業抉擇的個人，只能順勢而為，做出對自己最優的選擇。
初到香港的王龍心情很忐忑，幾乎每天晚上都要去參加各種酒會，認識朋友、交流市場觀點。他還會主動組織一些德州撲克的牌局。週末基本上在看書和寫文章，“沒有時間談戀愛。”
王龍在上海最敬重的老闆告訴他：“你想的東西不如你說的東西明白，說的東西不如寫的東西明白。”
這句話對他影響很大。從那時起，他就利用業餘時間，把自己對市場的思考寫成出來。其中一些在業界期刊上發表。他在公眾號（王龍全球宏觀）上一年寫了十萬字。
工作擠走了很多娛樂時間。他的生活工作除了社交，兩點一線。香港這座城市精英如雲，更讓他充滿危機感。王龍相信天道酬勤，作為一名年輕的中環港漂，他說自己只有努力努力更努力。
今年8月的一天，王龍意外發現自己排上了彭博終端的MVP榜。排在他前面的有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排在他後面的有特斯拉的創始人馬斯克。“雖然這並不算什麼業績和成績，但其實當時心裡有一點小小的高興。”他說。
群裡小夥伴催“龍哥”發紅包。還有不少人在問：王龍到底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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