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五十四封書信昭示的心路歷程
置身宏大敘事書寫歷史群像，比田野行走、實地踏勘更為艱難和重要的，是走進湮沒歲月塵埃的人物內心。要使讀者真正體察到你所描摹人物的溫度和生命質感，從你構築的精神世界強烈感受到鮮活如初生命的律動，固然需要形似，但更要力求神似。
吳恩灼，中國銀行鉅子吳晉航的大小姐，1935年受進步思想影響併為寄居家中從事秘密工作的共產黨人何克希吸引，毅然開啟了叛逆之旅，追隨何克希買舟東下加入了“江抗”的行列。
吳晉航發現獨生女投身革命後，立即在英國一所名校為其辦理了入學手續並繳納學費，希冀通過出洋留學吸引女兒重回他預設的生活軌道。父親的良苦用心並未換來女兒回心轉意。吳晉航哪裡甘心掌上明珠遠走高飛，去過生死未卜的日子，翌年又早早為女兒繳納了出國深造的學費。但杳如黃鶴的吳恩灼，最終還是令父親深深地失望了——她義無反顧投入了革命的懷抱，再也沒有回頭。
1946年，吳恩灼的直接上級賦予她一項特殊任務，要她立即潛回四川重點做其父的統戰工作，行前不得告訴任何人。那是一個黨讓你赴湯蹈火眼睛都可以不眨一眨的年代。
虔誠而執著的吳恩灼守紀如鐵，接命後立即消失在親朋好友的視野中，包括對自己相依為命的丈夫，也未給他留下隻言片語。經過數年多方打聽和令人身心交瘁的等待，時任華野一縱副司令員的何克希終於失望了。經陳毅、粟裕等華野首長批准，何克希另外組建了家庭。
而那個不辭而別、從蘇南敵後神秘消失的吳恩灼，在一唱雄雞天下白的日子裡，終於在重慶現身。人們注意到，1949年，不肯隨蔣介石逃臺的吳晉航在京參加了開國大典，吳晉航密友劉文輝，也在江山易主前起義於川康。而此時，完成了特殊使命的吳恩灼卻猛然發現，自己已無法回到何克希身邊了。
噩運接踵而至。生性耿直的川妹子吳恩灼，1952年被誣阻撓“三反”而撤銷重慶市婦聯保育部長職務，1957年又被打成“右派”下放工廠拉板車。在吳恩灼最無助、最脆弱的時候，有個比她小8歲的基層幹部走進了她的世界。他們相互扶助著，度過了那段艱苦而又洋溢著些許幸福的時光。十年浩劫後，吳恩灼得以平反並恢復了紅軍待遇。
但她發現，在淪落至社會最底層的年月，那種支持自己苦苦前行的卑微甚至堪稱可憐的幸福，在物質生活不再成為問題之後，居然慢慢消失了。站在灑滿夕照餘暉的人生驛站，吳恩灼回首自己毅然同給過她優渥生活的家庭決裂而投身革命的叛逆之旅，禁不住心潮起伏，但想到自己為革命所付出的常人難以承受的巨大犧牲，又免不了憂思悱惻，傷心感懷。她不斷給“江抗”老戰友張鏖寫信，敘說自己的人生際遇，排遣鬱積心中的塊壘。
這一無可複製的人生跌宕，無疑是個值得深入挖掘的看點！
怎樣才能窺知吳恩灼的真實內心世界？斯人已逝，隱情成謎。山重水複之際，張鏖女兒張小濱在上海發現了父親留存的吳恩灼1979年至1993年的來信，共有154封之多，計155800餘字！一道思想的靈光閃現心頭：如此宏大的鴻雁傳書工程，該儲存著多少吳恩灼內心世界的精神密碼！
品嚐苦難時光釀造的精神之酒，雖然苦澀但卻回味綿長。展箋細讀吳恩灼的信，在絮絮不休和家長裡短的訴說中，不乏驟失愛情的痛苦，敵後統戰的誤解，無端蒙垢的屈辱，奔走伸冤的艱辛……步入充滿淚水、嘆息和怨懣的心靈深處，筆者的心被震撼著，又時時被緊揪著。革命與愛情的衝突，竟然演繹出如此令人扼腕痛惜的人生悲劇！一幅幅含悲抑苦的畫面，像一條跌宕起伏、清濁相間的河流，痛苦呻吟著從眼前淌過，留下了紅軍女戰士負重蹀躞的獨特軌跡。
驀然，信中兩句頗為雋永的話令筆者怦然心動：貴為小姐易，投身革命難。這是吳恩灼投身革命之初何克希對她的忠告。吳恩灼以戰爭年代犧牲自己的愛情和家庭，新中國成立後又墜入社會底層30年的高昂代價，在晚年終於讀懂了何克希給她的箴言。1993年，吳恩灼在重慶江北紅軍院寫下了《回憶我的帶路人何克希同志》的文章，為自己多舛而無悔的一生作結。
書中擷取了何克希與吳恩灼最後一次晤面的場景：20世紀80年代初，何克希在杭州時，吳恩灼曾專程去看過他一次。據人們描述，何克希一看見走進家門的吳恩灼，恍如隔世，情不自禁倒退兩步，雙手連連作揖：“對不住，真是對不住啊！”吳恩灼看著英雄暮年的何克希，千言萬語竟一時不知從哪兒說起……
讀懂那些叱吒風雲但已與今天隔膜的抗日英雄，必須找到走進他們內心世界的路徑。那些存於“家庭出版社”“家庭檔案館”的帶有私密性的父輩口述實錄和書信資料，往往蘊藏著正史和出版物難得一見的吉光片羽。懂得了人物的內心和精神世界，掌握了專屬那一代人的細節，歷史真實就由朦朧變得清晰了。
聽媽媽講那過去的故事
茅山，新四軍紀念館，中共蘇南特委書記吳仲超的墓碑赫然在目。歲月迢遞，滄桑鉅變，英靈憩息地浩氣不容稍減。
吳仲超當年轉戰江南，戎馬倥傯中就頗喜愛文物。1946年，吳仲超在淮安任中共中央華中分局秘書長，常到舊物市場覓寶。一次，譚震林在處理敵產時發現一批文物，即委派吳仲超組建一個班子負責保管。
民政部頒發的楊瑞年（獄中改名楊瑞蓮）、楊華年、楊青年烈士證書。
1954年，經張鼎丞向中央推薦，吳仲超出任故宮博物院院長兼黨委第一書記。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吳仲超因接受審查正“靠邊站”。周恩來指定吳仲超出面接待，並專門對尼克松介紹說：“這位是吳仲超，故宮博物院院長。”
2015年，張鏖女兒張小濱給筆者講述了父母生前講過的一則軼事。當年，譚震林曾當著新“江抗”領導人的面開吳仲超的玩笑：“吳仲超啊，吳仲超，你到了江南以後，左看有紅花，右看有綠草……”逗得新“江抗”領導人捧腹大笑。譚震林開的這個玩笑，是源於他無意中看到了吳仲超寫給新四軍戰地服務團楊瑞年的一首情詩。
楊瑞年是公認的新四軍戰地服務團最早出現的優秀女演員。在1938年的巖寺和雲嶺，無論在軍部禮堂還是廣場，看過楊瑞年演的戲的人，都知道她的表演有多麼好。楊瑞年和張茜等出演的《送郎上戰場》《劉桂英是一朵大紅花》《張德寶歸隊》《紅鼻子》《雷雨》《欽差大臣》等劇目，還有一些京劇、地方戲和舞蹈，都令新四軍首長機關和部隊官兵沒齒難忘。當年看過這些戲的存世者，至今還對楊瑞年惟妙惟肖的表演讚不絕口。
吳仲超曾任新四軍戰地服務團副團長，對臺柱子楊瑞年自然十分熟悉。早在大革命前，吳仲超曾按舊俗娶了一房夫人，參加革命後與妻子失去聯繫。據說，當年吳仲超寄給楊瑞年那首詩後，沒有得到她的回應。新中國成立後，周恩來十分關心年近五十的吳仲超的婚事，想幫他再組織一個家庭，但吳仲超婉言謝絕了。
吳仲超終身未再續妻室。
1984年10月7日，吳仲超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2歲。
1985年9月，吳仲超骨灰安放在茅山新四軍紀念館南側，成為首個埋骨不尋桑梓地、願將忠魂留茅山的“江抗”領導人。
重大革命歷史題材創作，生動翔實的細節猶如鳳毛麟角，尋覓和發掘殊為不易。在“江抗”領導人和歷史見證者幾近全部謝世的今天，那些與父輩朝夕相處幾十年的第二代，往往成為珍貴信息的富集者。
這些在浩瀚深邃的歷史天穹以自己獨特方式熠熠閃光的微星辰，或熱情奔放，或內斂自矜，以特有的歷史責任感，向社會釋放著關於“江抗”的原生態信息，從而匯成了蔚為壯觀、璀璨奪目的精神銀河。再現當年東路地區波瀾壯闊的鬥爭歷史，除了有限書刊回憶錄和館藏資料外，從小到大，“江抗”兒女在耳濡目染中獲取的信息，往往成為獨家發佈的珍聞秘籍，成為塑造“江抗”領導人血肉豐滿、生動感人形象的寶貴細節。
當年在陽澄湖養傷的職務最高的傷病員、“江抗”政治部主任劉飛的女兒劉凱軍，告訴筆者一則爸爸媽媽講的趣聞：
1940年4月初，新四軍三支隊副司令員譚震林，受命從皖南千里跋涉奔赴常熟，主持領導蘇南東路地區黨政軍全面工作。一天，化裝成綢布店老闆的譚震林，帶著劉飛、戴克林等人，身著新購置的長袍禮帽和皮鞋，剛剛走出蘇州城西閶門外東來旅館，戴克林的肩膀忽然被人拍了一下，回頭看時，只見一個扮相妖冶、眼餳頰紅的年輕女子，正站在路邊搔首弄姿，望著他哧哧地笑。
戴克林知道遇到了妓女，慌忙擺擺手，情急之下竟脫口說道：“同志，這不行哎……”話未說完，就感到語中有失。譚震林瞪了戴克林一眼，帶著幾個人迅速擺脫了妓女的糾纏，走遠後對大家說：“大庭廣眾之下，絕不能隨便叫同志，那不等於告訴別人你的身份了嗎？”眾人連連點頭，深感從根據地到敵佔區，還真有些不適應。因蘇州日軍每晚10點查房，譚震林一行便早早吃了晚飯躲進電影院，連看兩三場電影，午夜查房過後再回住處。
歷史本是無數重大事件和陸離斑駁細節的集合體。隨著這些由“江抗”第二代接續傳播的饒有興味細節的本色呈現，新四軍和“江抗”恢弘壯麗的歷史，開始變得伸手可觸、真切動人。
用好“數字人文”的時代利器
在創作中，當筆者頻頻引頸向70餘年前的歷史縱深眺望時，面對林林總總的事件和人物，難免會感到疑惑。好在趕上了擁有海量網上信息的“數字人文”學術新世紀。今天，隨著“數字倉儲”和“數字圖書館”的湧現，無遠弗屆的文獻資料可以全文檢索和方便查詢，皓首窮經和懸樑刺股式的研究考證，在很大程度上開始成為歷史。
憑藉這一科學高效的時代利器，作家可以精準快捷地考證核查重要歷史事件的時間、地點等要素，從而為最大限度逼近歷史真實，開拓了新的更大空間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
原濟南軍區政委陳仁洪，1941年初皖南事變時任新四軍五團二營營長，20世紀80年代，老將軍在《皖南突圍遇項英》的回憶錄中寫道，1941年春節（辛巳年）過後即2月中旬的一天，他帶人下山，恰與從石井坑突圍後隱蔽在附近的項英派出的人相遇，陳仁洪立即與項英取得聯繫並多次給他送食品。陳仁洪所述時間是否準確？通過網上萬年曆軟件進行查詢，弄清1941年春節過後已是2月末，於是糾正了一個記憶有誤的時間節點。
有一篇新四軍老戰士的回憶錄寫道，1939年3月6日，周恩來在皖南新四軍軍部作報告後，當晚與新四軍官兵一起聯歡，並指揮大家引吭高唱《新四軍軍歌》。經上網檢索並與權威史料比對，《新四軍軍歌》是此後半年才創作出來的。這就避免了在寫周恩來皖南擘畫新四軍發展大計內容時，出現不應有的差錯。
考證撲朔迷離的歷史事件，時間常喜歡跟人捉迷藏。關於葉飛率新四軍老六團東進敵後作戰的出征時間，當事人回憶錄和有關資料有5月1日和5日兩種說法。權衡取捨中，筆者注意到，新四軍一支隊司令員陳毅在部隊開進前專門給“良團”（即老六團）寫信，信的落款時間為5月，部隊根據這封著名來信對官兵廣泛進行教育動員。陳毅來信時間和部隊收信後認真進行教育的史實證明，老六團出發時間是5月5日。
但頗具權威的《“江抗”戰史》記載，老六團於5月6日到達武進（今常州市武進區）戴溪橋，與在當地活動的梅光迪所率“江抗”第三路會合，併成立了“江抗”總指揮部。老六團5月5日凌晨從茅山根據地溧陽縣水西村出發，6日能否到達武進戴溪橋？經上網查詢谷歌地圖並測算兩地距離，老六團一天多時間走完這段路程，當綽綽有餘。
不可否認，信息技術給作家有效逼近歷史真實，帶來了革命性變革。當嚴謹求實的分析求證插上“數字人文”的翅膀，傳統學術研究和紀實創作需經年累月比對、考訂、校勘、輯佚尚難於弄清的問題，霎時就可得到翔實精確的答案而變得唾手可得。
當然，數字時代，網上信息魚龍混雜，陷阱無處不在。網上有文章說，當年蘇常太抗日民主根據地的太倉縣縣長郭曦晨，在反“清鄉”鬥爭中被捕入獄，英勇犧牲，被追認為烈士。詢問江蘇太倉有關部門，結果不能確認郭曦晨是烈士，也說不清他在抗戰中的命運遭際和去向。
兩難之際，筆者向有“江抗”活化石之稱的施光華求教。這位1937年跟隨何克希從上海“特科”到東路參加“江抗”、1957年在南京軍區司令部辦公室主任任上接受過崔左夫採訪，為他按劉飛囑託寫出《血染著的姓名》提供珍貴素材的老“江抗”，認真審讀作品初稿後告訴筆者，郭曦晨沒有犧牲，新中國成立後，他在上海見到過他。後來弄清，郭曦晨當年被捕後，經黨組織營救出獄到廣州工作，從而解開了一樁懸疑。（高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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