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出版《戴旭講甲午戰爭》
【以史為鑑— 中國復興征程上永遠高懸著兩面覆亡明鏡： 晚清與蘇聯】
有一個疑問始終困惑著我：為什麼中國歷史上總是出現王朝更替？有什麼辦法可以避免這種血流成河的重複？
沒有什麼問題比這個更重大了。
1945 年 7 月 4 日下午，毛澤東邀請黃炎培等人到他住的窯洞裡做客。毛澤東問黃來延安考察有何感想，黃炎培坦然答道：我生六十餘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週期率的支配力。
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既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歷時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並且無法補救。也有為了區域一步步擴大了，它的擴大，有的出於自然發展，有的為功業欲所驅使，強於發展，到幹部人才漸見竭蹶、艱於應付的時候，環境倒越加複雜起來了，控制力不免趨於薄弱了。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週期率。
對黃炎培的坦誠直言，毛澤東當即非常自信地回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週期律。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黃炎培接著說，這話是對的，只有大政方針決之於公眾，個人功業欲才不會發生；只有把地方的事，公之於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來打破這週期律，怕是有效的。
這“週期律”其實就是中國曆代政治的不治之症。本書從最新的一樁病例—晚清甲午戰爭失敗及解體—開始解剖。
甲午病，即“老”病，或年老或心老，老則弱、則朽、則受辱、則死滅。如秦，雖只二世，尚屬年輕王朝，但由於已失進取之志，故心志已老，腐朽敗亡之氣於是瀰漫，朝內宵小橫行，朝外陳勝吳廣、項羽劉邦拔劍相向，結果真是“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其他如李自成、洪秀全、蔣介石等均是如此。至於漢唐等一代盛世，在步入老年之後已不復青春光景，最後也不出內朽外亂的套路。
在每一箇中國王朝的結尾，都能看到似曾相識的症狀。久而久之，一看內政腐敗蔓延，內部危機加劇，外患迫近，就知道王朝的末日不遠。
晚清大學問家陳澹然在《寤言·遷都建藩議》中說：“自古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 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講的是一種基本的戰略思維方法，就是要從長遠和全局出發，思考謀劃當前的事情。拿破崙說：“戰略是時間和空間的藝術。”異曲同工。
可惜的是，晚清當政者中，幾無一人有這種思維和眼界，無法看清世界全局，根本不知道當時的世界格局什麼樣、世界潮流什麼樣，當然也就無法謀清朝發展和安全之一域，不知道中國已經在社會技術和政治、經濟形態及思維方式上落後西方到什麼程度。內政、外交、軍事、改革開放，幾乎各方面都出現根本錯誤。空間錯位，時間沒有不變形的，國祚遑論萬世，王朝僅得殘喘而已。
在中國改革開放、實現中國夢的歷史征程中，應始終高懸兩面歷史明鏡——
一是晚清從閉關鎖國到開放無度，未被軍事消滅，卻被西方政治理念顛覆。先是基督教文化入侵引發太平天國運動，後是西方憲政思潮引發革命黨起義（這兩次運動在推翻帝制方面有其歷史進步意義，但從另一個角度看，也導致國家解體和外敵入侵），致使主要以發展經濟、壯大國力，進而夢想抵禦外侮的改革開放進程徹底歸於失敗。從軍事方面看，晚清投入大量資金購買外國裝備，引進生產線製造軍品，編練新軍，最後還是沒有能夠捍衛政權和國家。問題出在哪裡？
二是蘇聯在經濟停滯和政治迷茫中消亡，龐大的軍隊和軍備形同虛設。因為採取社會主義制度，使工業化進程大大加快、取得衛國戰爭勝利等巨大軍事成就的同時，也成為政治上的超級大國。但是，此後蘇聯在發展理論上陷入不知何去何從的困境，黨失去了繼續進取的意志，官僚貪於享樂，腐敗盛行，民心悄然離散，軍隊不知跟誰作戰。最後在內因外因的共同作用下，轟然解體。核彈世界第一、技術裝備先進的龐大軍隊，完全沒有發揮保衛黨和國家的基本職能。問題出在哪裡？
1947 年，美國冷戰教父之一的喬治·凱南，在那篇著名的八千字長電報《蘇聯行為探源》中，分析蘇聯內部有哪些縫隙可以讓美國利用。凱南說，蘇聯高層的政治權力移交併不穩固：“一種巨大的不確定因素給蘇聯的政治生活蒙上了陰影。那就是把權力從某個人或一批人轉移到另一個或另一批人手中時的難以預測的局面。”
毫無疑問，這是蘇聯共產黨kua臺和蘇聯解體的根本內因。迄今為止， 我一直在思考如何破解蘇聯共產黨的這一致命死因。
沒有一個偉大的國家和偉大的時代是一帆風順的，正如沒有一個健壯的人不經過艱苦的鍛鍊可以成就。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無論是從克服週期律還是抵禦外患的角度，警惕甲午病、治療甲午病都是最根本的加強點。而若要如此，分析甲午病、診斷甲午病又是第一步。
中國歷史最輝煌的時期，無一不是由武將或以軍事手段開創。第一個中國王朝，就是由本名趙政的軍人，即後來的秦始皇和平民（布衣）戰略家尉繚共同籌劃，由一批軍人子民開創的。漢朝亦然。軍人劉邦自不必說。其重孫劉徹，年輕氣盛，勇武強悍，用了兩個年輕軍人，一個十八歲，一個二十四歲，成就了漢武大業。唐朝，軍人李世民接續輝煌。另一個軍人成吉思汗，是少數民族中的佼佼者。
中國弱，多由文氣。南唐後主，詩詞絕佳，但被軍人趙匡胤像抓小雞一樣抓來，其妃小周後，被趙皇帝當眾“強幸”。但宋朝最後在另一個尚武王朝金國的進攻下，也重演了這一幕。根本原因，一在於文，二在於“錢”。有文化又有經濟，兩大繁榮，偏偏軍事蕭條，結果被四鄰欺負，最後亡國。
其實，宋朝出過很多優秀的軍人，就是到了南宋，依然有岳飛、王堅這樣的軍事天才。如果皇帝有點軍人氣概，豈有亡國之理？但偏偏這位文皇帝厭惡軍人—可能還害怕軍人，於是殺岳飛所謂以儆效尤。國家士氣全墮，不亡何待？軍人，就是雄性、年輕的代名詞。清朝一批軍人建立王朝，幾代之後懦弱不堪，被世界列強凌辱個遍。
王安石說：霸祖孤身取二江，子孫多以百城降。為什麼？後世子孫沒有先祖那股軍人勁了。
發生在晚清的甲午戰爭讓中國痛到今天，反思這場戰爭的文章多如牛毛，但很少有人說到點子上，倒是一個日本學者一語中的，他說：中國是文人統治，而日本是軍人統治；文人對國家安全很遲鈍，而軍人則很敏感。所以，雙方變法的動力不一樣，對國際形勢的看法不一樣，導致雙方的政策不一樣。最後，兩個國家的命運不一樣。
甲午戰爭就是一個老人和一個青年打架，結果不問可知。這老人家的一切都被徹底蹂躪掠奪。後來，日本小個子被另兩個大個子青年打倒，一個是蘇聯，一個是M國。這世界永遠是強者的世界。你是牛，再大的體積和重量，都不會讓狼畏懼；你是老虎，百獸敬畏，不怒而威。梁啟超有少年中國說，我願中國人人皆青年。（此文為戴旭新書《戴旭講甲午戰爭》前言內容。新書已在各大售書網站開售，敬請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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