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龍拍《新宿事件》時曾經說：
『沒有李小牧就不可能拍成這部電影。』
爭議的人生。八面玲瓏為人處事。
『他本該家庭殷實，卻因時局動盪，隻身一人東渡日本。
他出身書香門第，卻因人世浮華，棲身於燈紅酒綠。
他自嘆不失才華，卻因英雄無用武之地，浪費了金色年華。』
在Tokyo只要從新宿站下車向北走，越過靖國通，你就能來到全亞洲直男夢開始的地方——東京歌舞伎町
寬敞的街道上鱗次櫛比地排列著劇場、電影院、遊戲場、俱樂部、夜總會、酒吧、咖啡店、賓館和各種飲食店。
這是他的“地盤”，他熟悉著這裡的一切，每個晚上他都帶著來自世界各地的人，看著他們，在這裡，燈紅酒綠，紙醉金迷。
這，是一個爭議的人生。
李小牧，被媒體稱為『東京首席華人皮條客』。
他並不反對別人這麼叫他，但他認為這並不是事實，“我不是皮條客，是紅燈區導遊。這兩者還是有區別的。”
李小牧是長沙人。1960年8月，他出生於興漢門彭家井，28歲時跟妻子一同到日本東京留學，畢業後留了下來，一直在亞洲最大的紅燈區——東京歌舞伎町做導遊工作。
但凡有外籍旅客尤其是中國人在他的“領地”第一番街和中央大街出現，李小牧都會上前，彬彬有禮地鞠躬，同時遞上他的彩色名片，上面印有“歌舞伎町案內人”幾個字。
“案內人”在日語中即帶路人、嚮導的意思。跟一般的導遊一樣，他帶客人進任何一家店，都可以從客人當晚消費中拿到分成。
絕大部分中國人、韓國人、泰國人，包括日本人，都只是把歌舞伎町當做一個跳板，掙夠了錢就離開，只有李小牧一直呆在這裡，一做就是二十幾年，到現在，他已經離不開這個地方了。
當然，他早就不用自己去站街了。
李小牧從十年前就開始給報刊雜誌寫專欄。2002年，他的日文自傳《歌舞伎町案內人》在日本出版，迅速登上暢銷書排行榜。迄今為止，他在日本已經出過十幾本書。其中兩本翻譯成了中文，在國內出版。
李小牧喜歡讓別人猜他的年齡，他如今已經快60歲了，但看起來也就四十多點的樣子，而且一副九十年代長沙舞廳裡混得很好的長沙滿哥派頭——頭髮梳得溜光，脖子上戴著一根金鍊子，老鷹形狀的亮閃閃的GA皮帶頭，用長沙話來形容，特別的“達摩”。
李小牧客串過幾次電影演員，他喜歡錶演。在採訪中，他經常會手足並用，比如他模仿在歌舞伎町碰到的國內官員時，會把手放在背後，挺起肚子，歪頭斜眼對我說：“我們是來考察的，不要你管！”
揀過客人的體毛，收拾過還保留著客人體溫的+++
李小牧之所以會到日本去留學，跟他的成長經歷有關。
李小牧的父親叫李正平，原長沙市十中的語文老師，文革時參加湖南最大的造反派組織“湘江風雷”，因文筆好，成為了政治部主任。
文革後，李正平又創辦了函授形式的“芙蓉文藝學院”，是為當時全國文學青年辦的一所“沒有圍牆的大學”。李小牧也從湘潭市歌舞團出來，擔任芙蓉文藝學院的辦公室主任。
正當前途一片光明的時候，學院被有關部門以學校教育存在嚴重的政治問題和經濟問題為由取締了。賺來的所有錢退還給學生，學校停辦。父母被戴上了“詐騙犯”的罪名，學校也被外界戲稱為“李氏學院”。
但僅僅過了幾個月，國家就明文規定，可以民間辦學。
母親在接受監察部門的調查的過程中，氣得突發腦溢血身亡。這件事對李小牧打擊非常大。他從此不願再呆在長沙這座城市。
1988年，28歲的李小牧和第二任妻子懷揣所有積蓄60萬日元來到東京闖蕩，沒想到三天就幾乎把錢全部花光了。
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歌舞伎町的“情侶酒店”做清潔工。每個客人剛離開的房間，都必須由兩個清潔工在五分鐘內清理完畢。心裡有時候很委屈，但沒別的辦法，他需要先生存下來。
之後，李小牧幹過很多事情，當過飲食店雜工，為人妖伴過舞，甚至還想過去做鴨，但由於他日語不過關，沒應聘上。
混跡於歌舞伎町的那些日子，李小牧觀察到那些在街邊拉客的日本人，他也如法炮製，拉起中國客人來。最開始是靠客人給小費賺錢，後來拉客能力強了，夜店會主動找他談分成的事情。
紅燈區向來是藏汙納垢的地方。李小牧在這裡混，最初幾年天天都有生命危險，他吃過不少虧，也長了不少心眼，在摸爬滾打中逐漸跟黑白兩道都建立了很好的個人關係。
李小牧說，在他心目中，黑白兩道並沒有明顯的界限，他只是知道他不能違法，“我每天站大街只有2萬日元收入，但其實我一天可以有20萬收入。
怎麼做呢，跟其他華人一樣，去幫搶東西、偷東西的開車送贓，但是我沒有這麼做，沒有選這條路，我想做事不能走捷徑，要細水長流，踏踏實實。”
我覺得我既不是中國人，也不是日本人，我就是我
李小牧現在的時間，一大半用來寫作，其他時間用來打理他開在歌舞伎町的湘菜館，或是折騰一些別的事情，比如拍電影，不過最終並沒有成功。
李小牧年少的時候，對文學並不感興趣，家裡給他買了很多書，但他從來不看。在歌舞伎町慢慢站穩腳跟後，李小牧卻開始往文化方面發展，他覺得，這有可能是因為父親的遺傳基因。
2001年，李小牧辦了一份中文報紙，叫《僑報》。他想通過這份報紙，把歌舞伎町的故事分享給本地的華人。父親當年搞芙蓉文藝學院的時候，《芙蓉文藝》報只發行了一期就被停刊了。他辦報紙“也是在延續父親未了的心願。”
911事件發生的那天，全世界的報紙頭版頭條都是這個新聞。但李小牧的《僑報》頭版頭條新聞是歌舞伎町某棟樓發生火災，死亡44人。911事件只是加印了一個彩頁，插在報紙裡一起發行。李小牧說，這次火災是有史以來歌舞伎町最大的一次火災，對他這份報紙來說，更加重要。
報紙沒辦多久就停刊了，因為拉不到廣告。辦報失敗後，李小牧利用業餘時間開始寫專欄，寫書。
2009年，爾冬升拍的電影《新宿事件》，李小牧是唯一劇本顧問。這部電影被稱為李小牧自傳《歌舞伎町案內人》的電影版。
《歌舞伎町案內人》一書講的是李小牧在歌舞伎町的奮鬥史，而第二本在國內出版的《日本有病》，是透過歌舞伎町這個地方，分析日本面臨的種種問題。
問題雖多，語言也很辛辣，但實際上，李小牧很佩服日本這個民族。
2011年日本大地震，李小牧為以後自己寫書積累素材，一個人穿著雨衣自費去災區調查採訪了幾天。他在採訪過程中看到一幕情景：一塊豐田車的巨型廣告牌砸了下來，旁邊的房子垮掉了，車也毀壞了。
他不由得發出感嘆：“財富沒了，沒有關係，可以再造，因為他們有永遠的品牌。”
在日本呆了十年後，李小牧拿到了日本的永住簽證，在他看來，這比擁有日本國籍還方便，所以一直保留著中國國籍，“萬一在日本出了什麼事，我畢竟是個中國人，可以去中國大使館。如果入了籍去找日本政府，在日本人眼裡你還是個中國人，他不會保護你，那不是你真正的家鄉。”
2014年3月8日，李小牧印象很深，那一天是馬航失聯的日子。深夜，他從香港回到日本，打開電腦，跳出一封時任日本民主黨代表海江田萬里的秘書給他發來的郵件。郵件是兩天前發的，內容是，海江田萬里要找他談一談。
“後來我到他的辦公室，和他談了約一個小時，他對我的一切都很熟悉，包括我寫的書，離幾次婚，結幾次婚都瞭解。過了兩個星期，他又到我的店裡來，我們談了3個多小時。在他的邀請下，我決定出馬競選東京都新宿區議員。”
後來，在之後的一年裡，李小牧為競選議員在新宿區街頭，每天早上7點到晚上11點，他騎著自行車，揹著擴音器，挨家挨戶發宣傳頁。有媒體拍到他褲子後面拉了一道長長的口子，攝像提醒他，他渾然不覺。
坦白說，在中國，李小牧的樣貌不算是標準的“官相”；但在日本，人氣高漲的李小牧常常在街頭被上了年紀的阿姨抓住雙手激動地讚歎：“從來沒有見過一個政治家像你這麼帥！”這句話使他有信心在日本投身政治，為在日本的華人做點什麼。
這次競選的最終結果是，李小牧斬獲1018票，以282票的微弱差距落選。
事實上，作為少數競選議員的華人，出版過日語書籍的李小牧在日本是有一定知名度的名人，日本媒體在選舉開始前就十分開始關注他的這次挑戰，做了不少相關報道。如果選舉成功的話，他將成為戰後首位獲得日本國籍並當選議員的中國人。
儘管李小牧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成了歌舞伎町的“主人”，但他始終覺得自己只是一個過客—— “我覺得我既不是中國人，也不是日本人，我就是我，可能我落葉歸根就在這裡，死也會死在這裡，我喜歡這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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