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是張居正丈量全國土地，推行一條鞭法，把大明王朝的改革發展到如火如荼的關鍵時期。
改革，革故鼎新，政見不同，勢力交錯，利益阡陌，勢必會碰觸到代表陳舊勢力一方的既得利益，因此這一年，朝廷中反對張居正大權獨攬的反對派勢力也把暗流湧動的“革命”推到了前臺和高潮
巧合的是，這一年，張居正喪父，面臨著回家為父親丁憂三年守喪，或者“奪情”，因公事特殊而破格留下來繼續執掌朝政的問題。
山雨欲來風滿樓，該來的終究還是來了。
從一開始，朝廷各方面就對這件事密切關注。萬曆五年，1577年9月25日，張居正一派的同僚率先上奏，援引先朝時期首輔大臣奪情的案例，各部也紛紛表態呼籲奪情。
萬曆皇帝在知道張居正喪夫後，立即下詔慰問，但僅僅只是慰問，而沒有表態有意留之。但到十月以後，十五歲的萬曆漸漸意識到，自己的勢力還不足以掌控朝局，為穩固自己的統治，他開始表態支持奪情，挽留張居正，並大力壓抑反對奪情的意見。
張居正幾次上奏，要求離職，這樣做的目的，一方面是為了試探萬曆的態度，一方面是為了堵塞反對派的眾口，以便為最終成功奪情。
宦海多年的張居正明白，在反對他大權獨攬的高潮時刻，回家守喪基本等於告別了權力的中樞機構，這一走，極有可能帶來不可想象的政治後果。於己有可能丟掉內閣首輔的位置，於公來說，如火如荼的改革也勢必會戛然而止。
在綱常倫理和政治權柄之間，張居正的內心是毫不猶豫的選擇了後者。但他的門客意識到，這是張居正功成名遂，可以身退的時刻了，他們認為，萬一回家後卸任首輔，雖然有可能發生不測的事件，但這屬於次要問題，可以用相當低的代價避免當代的輿情討伐和後世的譴責。包括前先將領戚繼光等都是這樣的看法。
在張居正決定奪情留在朝中後，果然一場討伐張居正大權獨攬的政治風暴如約而至，奪情如張居正所測，演變成了奪權。
全國各地要求張居正下臺回家的奏章紛至沓來……
從歷史和社會效果的角度看，張居正拒絕停職守制，不肯放棄奪情以保住權位，無疑是正確的。因為隆萬大改革中相當一部分重要成果，都是在萬曆五六年之後陸續取得的，諸如丈田、行一條鞭法、整頓驛遞、修治水利等，皆是犖犖大者。如果居正輕許卸脫職權，在當時情況下，勢難再有人能以鐵腕駕馭全局，勢難有效地抵禦住來自各方面反對改革的阻力，勢難依照部署，在前此取得初步成果的基礎上，再將改革推向縱深發展。這樣，一切將會前功盡廢，改革運動難免更早地受到夭折，這是昭然若揭的。
為什麼以反奪情為中心激發起的反張高潮會一浪高一浪，會具有如此巨大的聲勢和影響？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因傳統的綱常禮教當 時仍然是佔統治地位的思想，是仍然能夠對社會各階層起著支配作用的意識形態。身為元輔而不奔喪不守制，是公論難以接受的。有些反張者確實是從捍衛綱常的單純角度捲入其中的。既不能忽視存在於社會的某些墮力的頑強性，也不能輕估有人會藉此以煽動。
二因隨著改革的進展，必然要對人們的經濟、政治以至思想學術地位進行必要的調整，由此而有不習慣的，亦有因原有權益受到損害而憤懣不滿的，有些人則善於抓住反奪情這樣的大好題目，借別人的酒杯，澆自己的花，謀求一杯羹。
三因張居正自掌柄大權之後，確有任情驕踞之處，打壓異己過甚，有順昌逆亡的氣勢。萬曆二年以來對趙參魯、餘懋學等人的逆反言行與奪情事件出現後的反張高潮聯繫起來，能窺之一般。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特別是，自反奪情問題初起之時，居正的處理便過分操切，情緒化的味道極濃。權力如同一柄鋒利的雙刃劍，鋒刃的一面，可以雷厲風行，摧枯拉朽，開創出巨大的勳績；
另一面，則可以飛揚跋扈，恣意專行，傷害無辜，直到傷害自己。張居正上恃皇帝的支持，下則濫用刑獄貶革的權柄，未兩月即將反對派的聲浪壓了下去，取得了表面的勝利，但其實已付出了沉重的政治和道義代價，加深了潛在的危機。奪情事件是居正人生道路上帶關鍵性的環節和轉折之一。
萬曆一開始的猶豫不決就是一個很危險的政治信號，他已經成年了，對於權力自然也會日益感興趣。可是享有權力時間過久，張居正敏銳性就不知不覺的下降了，他還是認為，十五歲的萬曆還是個孩子。最後張居正死後被抄家，剝奪一切封號，可能從這一刻，張居正的命運就被決定了。
只不過聰明的萬曆知道，不管張居正回沒回家，只要他活著，他龐大的關係網就可能被召之即來。
從這一刻來說，一代首輔張居正，雖然人留在了朝堂，命運卻已經去世了。
可是話說回來，張居正明白急流勇退的道理，可是為了改革大業，所以他必須留下來，矛與盾，公與私，一旦和政治沾染，就是這麼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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