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由人组成，人会生病，城市也一样会生病。
近年来，社会各界围绕“城市病”的讨论不少，一个流行的观点是，当城市人口增加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高房价、污染和拥堵等“城市病”，因而在政策上常常会形成以控制人口数量来治病的思路。
但是，在空间均衡的状态下，发展与人口数量往往是不可分割对立的两方：一个城市的建设需要劳动力，为了留住劳动力，需要创造宜居环境；一个环境宜居、经济发达的城市必然对于劳动力有着莫大的吸引力，但人口一旦暴涨，超出了城市的承受范围，又会破坏城市的和谐氛围。对于此，许多城市采取的措施是加大制度成本，但这样一来，不仅社会和谐的目标难以实现，还牺牲了平等和公正。
大城市病要怎么治？这还要从城市病的根源开始说起。
“怪你太过美丽”
城市就好像是个巨大的“磁场”，在科技不发达的古代，自然资源是最重要的生存资源，靠近山川河流等优越自然资源的村镇容易吸引周边的人口聚集，发展为大城镇。如今，城市的吸引力包括了更多方面，从基础的城市建设，到中心城市的规模效益、市场效益、信息效益，人才效益、设施效益等。一个完善的城市城市会向外放射出强烈的磁力，吸引着周围众多的人力与资源。一旦被吸引到城市里来，便会被磁化，从而与城市原本拥有的人才与资源一起放射出更强烈的磁力。久而久之，城市规模会越来越大，这也是当今世界上最发达的城市都是超大规模的城市的原因。
然而，大城市病的产生正是因为城市过于“诱人”。对比人口的增长速度，城市建设、资源增长速度较慢，因此一旦有大量的人口涌入城市，城市原本的平衡格局被打破，就会出现大城市病，病征包括交通拥挤、住房困难、环境恶化、教育医疗资源紧张等，进而影响城市人的心理，“逃离北上广”正是这一负反馈的体现。
城市不发展不建设当然不行，建设得“太美好”又会有各种问题，如何解决大城市病呢？
距离产生的不是美，而是成本
说到底，城市的人口数量必须与规模、资源数相匹配。当人口数量增长过快时，就需要有一个新的聚集区来消化新增长的人口，进而发展为新的城市。这就是“反磁力城市”，也是近年来我国多个城市积极发展建设“飞地园区”、“新城”的原因。但为何这些园区和新城的发展多年来一直都不成规模，无法起到纾解中心城市压力的作用呢？一个重要而常常被忽视的因素是，市场经济机制下人的行为意愿。
以上海为例，上海是即为典型的单一中心结构城市，截止到2017年底，上海中心城区中，虹口、黄浦、静安三个区的人口密度值在3万人/平方公里上下，其中虹口区更是达到了3.6万人/平方公里。与此同时，郊区的人口密度大多在3000人/平方以下，其中崇明仅592人/平方公里。曾有机构对上海中心城区即外环线以内的区及宝山、闵行和浦东新区的外环线以内部分居民进行问卷调查。统计结果显示，68%的被调查者不愿去新城居住，这其中有75.7%的人认为新城与市中心的交通联系不便，其它的6个被提及的重要原因分别是新城购物不方便、远离亲友、子女教育设施不理想、文娱设施不足、医疗条件差和就业机会少。直白地说，空间距离增加了新城居民获取服务和信息的成本。
中邺观点：先“反磁力”才能是“城市”
回过头来看“飞地园区”和“新城”，大部分都在远离中心城市、配套未完善、资源较贫瘠的地方，由区政府开发、市级机关分头管理。行政上的不统一导致新城和主城之间缺乏政策合力：市民们常常会看到郊区的某个区域为定义为“新城”，但工业、大学、高等级医疗机构乃至经济适用房的郊迁，都没有很好地考虑向重点新城倾斜。
有的城市甚至选择了多个区域作为新城的发展地点，没有针对性地进行资源聚焦，导致资源过于分散，无法形成有效的规模放大效应。诸如此类的案例见得多了，“新城”在人们心中更多地变成了一个政策概念，而不是一个全新的宜居地。
“反磁力城市”的前提是“反磁力”，也就是新城必须具有抵抗中心城市磁力的能量。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必须让新城的各项功能齐全，并且具备相对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尤其在某些经济较发达、产业较密集的城市发展的新城，需要有为周边的经济体服务的能力。具体到行动上，就是针对性地对新区增加投入、推进体制创新和政策方面的支持，使其交通更便捷、设施更完善、环境更美好，吸引更多的人到新区就业和居住，吸纳各种要素向这里聚集，让“新城”成为真正的宜居宜产的城市，而不是只是政策导向下的摇摇欲坠的风向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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