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16年5月9日權威人士在《開局首季問大勢》中提出“中國經濟運行是L型的走勢”算起，“L型”的提法至今已有近3年，但長期來看中國經濟增速似乎既不在L的一豎，也不在L的一橫——從GDP增速上一個高點2010年1季度的12.2%開始計算，中國經濟增速下臺階已有9年，2018年4季度GDP增速6.4%是2009年1季度以來的新低。
當前的經濟下行既有短期的週期性因素，也有長期的結構性、制度性因素，在這些因素未出現顯著變化之前，雖然目前市場對今年下半年經濟企穩有一致預期，但對企穩後的經濟走勢依然模糊：GDP增速是反彈、反轉、走平、還是緩慢向下？L的一豎要多久，什麼時間到達下一個中樞？L會橫在哪兒，下一個增速中樞在什麼位置？中國經濟的長期增速最終會收斂到多少？這些是我們希望探究的問題。
預測經濟體的中長期GDP增速，學界一般有兩種思路：第一種思路以生產函數為基礎，通過測算和預判全要素生產率（TFP）、資本（K）和勞動（L）的增長情況來預測經濟增速，優勢在於具備一定的微觀基礎，可以考慮人口結構、制度等異質性因素，難點在於需要準確辨識生產函數的具體形式，且TFP、K、L等增長路徑不易預判，基本上是用歷史推未來、用已知推未知。第二種思路利用類比法強調跨國經濟增長的“收斂性”，認為各經濟體在相似的發展階段具備相似的發展潛力，優勢在於可以繞開對生產函數和相關要素投入的討論，問題則在於忽視了不同經濟體在人口結構和制度等方面的異質性。
因此，我們將兩種思路結合，把GDP分解為“人均GDP*人口”，得到“GDP增長率≈人均GDP增長率+人口增長率”，對於人均GDP增長率可以利用“收斂假說”進行推算，對於人口增長率則有較多成熟的預測模型，由此可以對GDP的長期增長中樞進行靜態估計。
1.第一步：中國的長期人均GDP增長率
1.1.經濟增長的“收斂俱樂部”
以Solow（1956）和Swan（1956）為代表的新古典增長理論認為，由於資本投入的邊際產出率遞減，一個經濟體的增長率會隨著人均收入水平的上升而逐漸下滑，最終趨近於某個穩態。根據以上理論，我們分析了55個經濟正常發展國家從1950年到2015年的經濟增長數據後，發現了兩個現象：
第一，長期來看，多數國家相對美國人均GDP的百分比與該國未來的人均GDP增速負相關，即人均GDP向美國收斂的同時增速下滑，但是不同國家最終收斂的程度並不相同，從相對美國人均GDP的30%到100%都有可能。
第二，初始稟賦、地理位置、文化制度等相近的國家/地區具有相似程度的經濟收斂結果，這一現象被Baumol（1986）稱為“收斂俱樂部”（convergence club）。例如，西歐國家一般可收斂至美國人均GDP的80%-100%，東亞國家可收斂至70%-90%，東歐國家一般收斂至40%-60%，拉美國家則一般收斂至30%-45%。
因此，從現實情況看，對於人均GDP初始水平極低但經濟正常發展的國家，其增速會在一段時期內持續高增長，因此人均GDP相對美國的差距迅速縮小；在突破某一水平後（一般為美國的10%左右），增速開始隨著對美差距的縮小而趨於下滑；直到增速降至與美國相仿，對美差距也趨於穩定。但由於初始稟賦、地理位置、文化制度等因素的差異，各個國家最終並非收斂至同一水平，而是具備相似因素的國家形成了“收斂俱樂部”。這一現象是我們預測中國人均GDP長期增長水平的基礎。
1.2.中國的情況
根據Maddison（2018），2016年中國人均GDP為12569美元，是美國53015美元的23.7%，與日本1953年、韓國1984年、中國臺灣1978年時的對美人均GDP差距相似。
第一，考察日本、韓國、中國臺灣在達到中國2014年對美人均GDP水平（23%）之前的增長路徑，可以看到，雖然相比之下中國初始階段的人均GDP水平更低，但在達到美國10%左右的水平之後，中國與可比國家/地區的增長路徑相似。因此，綜合考慮地理區位、文化制度等因素的相似性，中國最有可能與日本、韓國、中國臺灣等東亞國家/地區處於同一“收斂俱樂部”。
第二，考察日本、韓國、中國臺灣在突破中國2016年對美人均GDP水平（23%）之後的增長路徑，可以看到，以上國家/地區都呈現了相似的增長路徑，即人均GDP增速中樞隨著對美差距的縮小而下移，最終人均GDP水平收斂至美國的70%-80%，增速中樞則回落至2%附近，OLS迴歸線的斜率在-0.15--0.09，截距在0.096-0.131。
因此，合理假設中國也存在類似的增長收斂路徑，利用歷史數據和迴歸分析對這一路徑的可能範圍進行擬合，可以估算中國人均GDP增速的中長期中樞。在研究中國經濟問題時，不少文獻選擇從1979年開始，主要原因在於改革開放始於1978年12月。但是對於預測長期經濟增長，需要考慮樣本期間的社會經濟平穩性。因此，我們選擇樣本的起點為市場經濟體制正式確立的1992年。
下圖中橙色點是中國從1992-2015年的增長路徑，OLS迴歸線的斜率為-0.1641，截距為0.0865；灰色點是可比東亞國家/地區在人均GDP達到美國的23%之後的增長路徑，OLS迴歸線的斜率為-0.1239，截距為0.1129。相比於可比東亞國家/地區，中國1992-2015年的數據點對應的OLS曲線斜率較陡、截距較低，主要原因在於2008年後中國人均GDP增速下滑較可比國家/地區相似時期更快，尤其是2015和2016年分別只有2.5%和2.7%；映射到現實情況，一方面傳統經濟模式提供的勞動生產率增速快速下滑，另一方面2014年以後人民幣匯率出現了階段性貶值，因此以美元計價的人均GDP增速下滑更快。
考慮到中國的樣本數據點較少（只有14個），代表性不足，且中國與東亞可比國家/地區可能處於同一收斂俱樂部，我們對中國1992-2015年增長路徑和可比東亞國家/地區後續發展路徑的斜率和截距取平均數，作為預測中國後續增長路徑的斜率和截距。以2016年中國人均GDP為美國的23.7%為起點，假設未來美國人均GDP增速為1.3%（2010年以來的均值），下圖中紅色點代表了中國2016-2050年人均GDP增速的預測值和對應的人均GDP相對美國水平。
根據我們的預測結果，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隨著人均GDP水平向美國靠近，人均GDP增速也逐漸下滑，當增速回落至與美國相仿時，收斂也趨於停滯。
第二，預計2016-2020年，中國人均GDP增速中樞大約在6.2%，2021-2025年回落至5.3%，2026-2030年進一步下移至4.4%，2031-2035年為3.6%，2036-2040年為2.9%，2041-2045年為2.4%，2046-2050年為2.1%。
第三，按照預測的收斂路徑，相對美國的人均GDP水平從2016年的23.7%提升至2050年的55.8%。中國人均GDP水平最終將收斂至美國的60%，略低於可比東亞國家/地區的收斂水平（67%-84%）。
2. 第二步：中國的人口增長率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中國的人口紅利拐點出現在2011年前後：15-64歲人口數佔比開始下滑，少年兒童撫養低位企穩，老年人口撫養比持續上升，總撫養比開始上升。
上述現象帶來兩個問題：一是如果勞動參與率基本不變，人口老齡化後的勞動人口比例開始下降，可能進一步降低人均GDP增速；二是如果目前的生育率水平保持不變，總人口增速也將下滑。根據聯合國人口署的預測，在高/中/低生育率的假設下，中國人口增速都將持續下滑，並且在2045/2030/2022 年開始負增長。
相比之下，當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處於中國相似發展階段時（人均GDP對美=23%）仍處於人口紅利期——日本/韓國/中國臺灣在1953/1984/1978年之後的30年間，人口增速都高於未來30年中國的人口增速1個百分點左右（中生育率假設）。
3. 第三步：中國長期GDP增速的靜態預測
根據GDP增長率≈人均GDP增長率+人口增長率，可以大致預測中國經濟增長率的長期中樞水平，最終結果如下：
預計從2016年到2050年，GDP增速（美元計價）由7.0%下滑到1.5%，下滑幅度約為5.5%，其中因人均GDP增速收斂而帶來的下滑約為4.6%，因人口增速下降帶來的下滑約為0.9%，人均GDP水平從美國的23.7%上升至55.8%，長期可能收斂到美國的60%。
4.GDP增長的動態路徑
上述算法屬於靜態測算，即假設歷史規律線性發展而估算出的經濟增速長期中樞水平。然而在現實中，由於存在外部衝擊、政策變化、產業變遷等因素，經濟增速往往在中短期圍繞長期增長中樞上下波動，形成“下臺階式”的動態收斂路徑。
以日本為例，在兩個時間段里人均GDP增速顯著高於長期中樞水平。第一個時間段是1960-1970年，歷經10餘年的戰後重建，日本在美國資本和技術的大力援助下迅速恢復了生產力，60年代工業部門尤其是重工業突飛猛進，對外貿易也大幅增長。
70年代的石油危機重創了日本經濟，高度依賴石油能源的重工業陷入困境，出口也受制於全球經濟蕭條，經濟增速又回落到長期中樞下方。這一時期，由於日本在家電、半導體等重要領域緊追美國，引發了後者對相關行業的貿易保護和技術封鎖。1969年日本國內半導體制造設備的國產化率只有20%，美國的反制措施促使日本全力支持自主研發，到80年代初期半導體制造裝置國產化率已經超過70%，日本半導體產業迎來黃金時代。同一時期，日本的汽車、電器產業也高度繁榮，疊加一部分經濟泡沫化因素，1984-1991年人均GDP增速再次升至長期中樞之上。
韓國的人均GDP增速基本隨著向美國收斂而持續下臺階。70年代，韓國在強勢政府的主導下經歷了經濟高速增長期，這一階段的主導產業是重化工業等資源和資本密集型產業，發展模式是出口導向型。80-90年代，韓國也經歷了產能過剩、低效率、高負債等問題，這一階段的產業政策逐漸轉向中性，同時民主政治、市場化改革等開始推進，主導產業也逐漸轉向半導體、電子、汽車、精細化工等高新技術產業。直到今天，韓國仍然是出口型經濟體，因此在1997-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期間，其受全球經濟波動和產業鏈轉移的衝擊非常明顯。
相比之下，中國與日本韓國的歷史情況都有類似之處。1993-1999年，市場經濟剛剛起步，適逢亞洲金融危機和國企改革下崗潮，這一階段人均GDP增速在長期中樞之下。2000-2010年，伴隨全球化紅利，2001年加入WTO後對外貿易蓬勃發展，2003年明確了房地產的經濟支柱地位，外貿地產雙輪驅動下工業部門大幅擴張，經濟增速來到長期中樞之上。2008年的金融危機影響深遠，就國內而言，催生了2011年後的產能過剩問題，也加劇了對地產、基建等傳統刺激政策的依賴，經濟中的結構性問題逐漸凸顯。這一階段國內GDP增速平穩回落，但人民幣匯率在2015年後出現貶值，因此美元計價的人均GDP增速回落到長期中樞以下。
類比來看，中國在經歷瞭如日本60年代和韓國70年代的10年高增長後，正在經歷類似日本70年代和韓國80年代的增速下臺階，同時也面臨貿易摩擦的外部壓力和全球性的技術蕭條（70年代石油危機）。具體來看，中國的2013-2023年可能類似日本1973-1980年的下臺階，然後在2023-2025年前後進入類似日本80年代的平臺期，主導產業以新一代信息技術（5G、大數據、人工智能）的商業化應用為主，人均GDP增速（美元計價）回落至4%上下。
未來20-30年中國GDP增速將逐漸下滑，一方面是勞動生產率增速的下滑，另一方面是人口老齡化後勞動力增速的下滑。人口問題可以通過調整生育政策來調節，但見效緩慢，且老齡化趨勢中短期不可逆轉，因此提高勞動生產率是中期內的必須選擇。
但是在大規模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模式運行了10餘年後，現階段資本要素的邊際產出率已經相當低，疊加全球化紅利的日漸消退、宏觀槓桿率的快速上升，要保持勞動生產率增速不快速下滑，只能尋求提升全要素生產率增速，實質上是對技術進步速度的迫切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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