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辰生，1922年出生於北京，祖籍江蘇武進，著名文物學家。秉承家學，自幼便對歷史學產生濃厚興趣，受教於兄長謝國楨。20世紀40年代起任鄭振鐸業務秘書，開始從事文物保護工作，在上海參與了戰時文物的清理工作，參與編纂《甲午以後留存日本文物目錄》《中國歷史參考圖譜》《蘊輝齋名畫集》《域外所藏中國名畫集》等。新中國成立後，一直就職於國家文物局負責政策法規的制定和起草工作，是新中國文物事業的全程見證者和重要參與者。
謝老不老
謝老不老，他從不拒絕新生事物，時常會主動向年輕人打聽網絡微信上的熱點，哪怕小區裡新開一家店鋪，他都會親自去“考察”，做到知己知彼，永不落伍。兩年前，在參與討論正在起草的《國務院關於進一步加強文物工作的指導意見》的座談會上，九十多歲的老人居然提出要通過科技的引領加強對文物資源的深入研究和廣泛應用，運用大數據服務文物保護，加強文物執法建設。
永不停歇的工作是謝老唯一的長壽秘籍。90歲以後，他才開始整理自己的著作，書札、文集、口述史、訪談錄、自選集一部接著一部，現在還擔任著《新中國捐獻文物精品全集》這一大工程的主編。
“我就是痴迷於文物保護的老兵！”在謝辰生眼裡，文物安危是現實主義，自身的一切困難完全可以革命樂觀主義處理。平日裡依舊保持著反應快、吃飯快、走路快的生活習慣，隨時準備著為文物保護繼續出發。
“我保衛什麼？保衛家鄉，保衛家鄉門前的老松樹，叫它千年綠來萬年青。”謝辰生時常回憶起自己在抗美援朝戰場，聽到祖國慰問團唱的這句歌詞。在他心目中，文物就是這棵老松樹，就是他守護的鄉愁！
在今年全國政協的記者會上，當被問及我國古代書畫保存的狀況時，全國政協常委、中國書法家協會主席蘇士澍首先回顧了30年前7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為此作出的突出貢獻。
時間追溯到1983年4月，“全國古代書畫巡迴鑑定專家座談會”在京召開，會議決定自下半年起在全國啟動鑑定工作，由謝稚柳、啟功、徐邦達、楊仁愷、劉九庵、傅熹年、謝辰生七位先生負責。由此，這個當時平均年齡已超70歲的鑑定組，八年間踏遍全國，共過目古代書畫作品61596件，基本摸清了家底。
從左至右分別為：謝辰生、劉九庵、楊仁愷、謝稚柳、啟功、徐邦達、傅熹年
負責組織協調這項大工程的正是謝辰生。然而，這項被王世襄先生感嘆為“規模最大，卷帙最繁，工作最艱鉅”“過去不但不敢做甚至不敢想”的工作，成果出版卻因經費短缺而舉步維艱。為此，謝辰生多方奔走，直到促成《中國古代書畫圖目》24卷全部出齊。殊不知，此間他做了兩次癌症電切手術，身體飽受病痛煎熬。
謝稚柳先生在一封信中用“深為感慕，又深佩毅力”來評價老友謝辰生的這份堅持，同時又再三勸勉：“尊體想已康復，然以後不能過勞體力，更不能過勞心力。”
回首過往，謝辰生在《圖目》後記中深情地說道——
“在鑑定工作進行期間，老專家們本著對文物、對後人負責的原則，兢兢業業，一絲不苟，只講奉獻，不講報酬。特別是謝老和啟老，不僅是古代書畫鑑定家，而且還是當代著名的書畫家。所到之處，都有一串長長的名單，向他們求書求畫。兩位老人在緊張鑑定工作之餘，還不辭辛苦，為賓館服務員、司機和其他人員寫字作畫。在此期間，他們在各地留下的書畫，簡直是不計其數。兩位老人的書畫都是一幅千金的，他們搞鑑定不但沒有任何報酬，反而還要無償地為人寫字作畫，這種精神是現在一些人很難理解的。”
諸此種種，到底是何種力量支撐他們完成這項歷史大業？謝辰生一句“我們這代人一生追求的就是報國恩！”來詮釋。說者風輕雲淡，聞者肅然起敬。
“我痴迷於文物保護，是因為我愛我的國家，愛我的民族”
雖已95歲高齡，但謝辰生的日曆上仍密密麻麻標註著很多要去參加的重要會議和活動，有時接待來訪者只能安排到晚上。只要涉及文物，哪怕是幾十年前的往事，細節依舊清晰，他不僅能說出背景及與今天的關係，甚至能精確到具體文件的文號和簽發者。
2016年，由謝辰生完成的新中國首部口述文物保護史正式出版，老人笑稱這是近兩年“忙裡偷閒，零打碎敲”之作。原中央文獻研究室常務副主任、中國史學會會長金衝及先生為該書作序，稱謝辰生為當之無愧的“祖國文物的守護人”，“堪稱對新中國文物保護和管理工作最有發言權的歷史見證人”。
在謝辰生身上，歲月就像一首歌，家國、文物、生活就如一個個音符，早已完美融合流淌在一起。“我痴迷於文物保護，是因為我愛我的國家，愛我的民族。歷史是民族的根，文化是民族的魂，一個民族不能斷了根丟了魂，所以只要我活著，就會繼續為文物保護盡一份力。”這是他2009年榮獲中國文化遺產保護終身成就獎的一番肺腑之言。馮驥才為此寫下“堅守文明深愛中華”八個大字，以表敬意。
謝辰生的傳奇源於身上那股“咬定青山不放鬆”的堅毅，這亦是歷史淬鍊出的無悔。生逢亂世，自幼喪母，從直奉戰爭，到北伐東北易幟，再到“九一八”“七七事變”，無不牽動著他的生活，改變著他的人生。他在兩年前的一篇文章中寫道——
“今日之青年也許永遠無法理解我們那代人火一般的愛國心。季羨林先生曾言：‘我平生優點不多，但自謂愛國不敢後人，即使把我燒成了灰，每一粒灰也還是愛國的。’這份情懷，只有真正經歷過國破山河在時代的人才能體悟，才知珍惜。”
1942年，謝辰生帶著弟侄秘密前往延安，卻因道路被封鎖，隻身困在西安。他試圖繞路前往解放區，再次受阻於安徽亳州。在此期間，他寫了很多詩詞排解心中報國無門的苦悶，其中有這一首七律——
經年羈旅客長安，遠隔重關人未還。
落葉凋零秋漸老，孤燈蕭瑟夜初闌。
鄉心已碎何由補，歸夢猶濃且自寬。
極目京華雲煙緲，幾時光復舊河山。
抗戰勝利不久，謝辰生與大哥謝國楨劫後重逢，南下上海為北方大學購買所需書籍。徐森玉設宴款待，鄭振鐸在席間談及，手頭工作繁多，急需人手協助。徐森玉當即就把謝辰生推薦給鄭振鐸，商定第二天就投入工作，同時參與戰後文物清理和追討工作。由此，謝辰生正式走上了文物之路。
新中國成立前夕，謝辰生按照鄭振鐸的安排至北平軍管會文化接管委員會文物部報到。鄭振鐸找他談話：“還是搞保護工作吧，這事比研究更重要。”這句話讓謝辰生認識到了文物工作的核心，也奠定了新中國文物事業的基礎。隨後，裴文中、王振鐸、張珩、萬斯年、羅福頤、傅忠謨、陳明達、徐邦達、顧鐵符、馬耕漁、羅哲文，都被招至文物局。回憶至此，謝辰生感嘆：“鄭先生是具有遠見卓識和開拓精神的事業家。”
百廢待興，工作從何入手？鄭振鐸把這項重任交給了謝辰生，“鄭先生的規劃是先從禁止文物出口、考古調查和發掘等幾個單項法規文件入手，並指出了內容上的重點，還將大量古今中外的材料交給我參考。”就這樣，在鄭振鐸、王冶秋、裴文中等人的指導和幫助下，謝辰生承擔起了這項開創性工作。
1950年，由謝辰生起草的《禁止珍貴文物圖書出口暫行辦法》《古文化遺址及古墓葬調查發掘暫行辦法》《關於保護古文物遺址的指示》等新中國首批文物法令由政務院正式頒佈。從此，無論是《文物保護管理暫行條例》，還是1982年首部《文物保護法》，由他起草的法規文件舉不勝舉。然而，謝老卻一再聲明：“這些是我執筆不假，但也是大家的集體智慧。”
從此，謝辰生不僅投身於新中國文物事業建章立制，更成為文物保護的一員“闖將”，一馬當先，身先士卒。
“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強管理”
作為一個永遠走在時代前面的人，謝辰生的敢想敢做敢堅持、敏銳敏捷敏思行，讓他始終處於風口浪尖上。到底是事業造就了性格？還是性格成就了事業？一路走來，或許二者早已渾然一體。
1950年，謝辰生奉命到當時的遼東省調查文物保護情況，看到祖國人民和文物所面臨的威脅，回京後，毅然報名參加抗美援朝，投筆從戎。1951年3月19日，《人民日報》刊登了他《從朝鮮前線寄給祖國人民的一封信》。信中說——
“我路過朝鮮李王曾經的遺址。那裡現在是一個國立的歷史博物館，裡邊有一些明代的建築。可惜這具有歷史和藝術價值的文化遺產，就在我們到達的那天下午被敵機轟炸了！這一次轟炸，有九十六位居民犧牲了，六十多名受了傷，在火還燃燒的時候，我們幾個同志冒火搶救出來一百多軸字畫和一些陶瓷器。”
1959年的一天深夜，文物局副局長王書莊交給謝辰生一份緊急任務，要以最快速度寫一份保護西安城牆的報告給國務院。這是中央領導同志剛給文化部黨組書記、副部長錢俊瑞交代的：北京城牆恐怕保不住了，為了防止其他城市效仿，保護西安城牆事關重大。謝辰生馬上找來羅哲文和陳明達，緊急整理材料和建議，以文化部的名義上報給中央領導同志。同年，國務院發出《關於保護西安城牆的通知》。1961年，西安城牆成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即使在“文革”期間，謝辰生依舊我行我素地為文物的安危奔走呼號。1967年，他先是起草了文物保護倡議書，之後又受命為中共中央起草《關於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保護文物圖書的幾點意見》。“這確實很為難，當時造反派已不再承認《文物保護管理暫行條例》了。我只能在開頭說一大套他們的語言，然後再把暫行條例的內容悄悄地全寫進入。”
就這樣，謝辰生策略地堅持了原則。他還參與給周總理寫報告，保護古觀象臺。“當時文化部已無法工作，羅哲文和我幾個人就以‘革命群眾’的名義寫信，老羅出錢出力最多。”回憶歷史，老人舉重若輕，笑言：“這要算最早的‘志願者’嘍。”實質上，1956年《國務院關於在農業生產建設中保護文物的通知》就提出了“使保護文物成為廣泛的群眾性工作”。
進入20世紀80年代，年過花甲的謝辰生開始擔任文物局顧問，進入局領導班子，為奠定新時期工作“傳幫帶”。從風華正茂到兩鬢斑白，不變的是那一身書生氣，不知疲憊，堅持原則，多的是飽經滄桑後的果敢和智慧。
1982年，文化部、對外文化聯絡委員會、國家出版事業管理局、國家文物事業管理局、外文出版發行事業局被合併為一家。對此，謝辰生給中央領導同志寫信，說明文物工作的特殊性，希望保留文物局。後來，中共中央書記處在討論時，提出了折中方案，成立一個國家文物委員會的諮詢機構，在有關文物工作的重大問題上進行把關。然而，“固執”的先生並未放棄努力。1987年5月19日，他在參加國務院常務會議，就打擊盜掘和走私文物活動的問題作專題彙報和說明時，再次建議應該恢復文物局獨立行使職權。這一次，他的建議被當即採納。6月20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文化部文物事業管理局改為國家文物事業管理局的通知》。
談及爭論，當時在保護的指導思想上，文物界內部確實出現過嚴重分歧，主要集中在：文物工作是以保護為主還是利用為主，或是保護與利用並重？甚至有人提出“以文物養文物”。1984年，中宣部、文化部在北京召開全國文物工作會議，明確了以保護為主的原則，並將關於加強文物、博物館工作的兩文件初稿，修改後上報中共中央書記處。後經中央書記處討論決定，兩個文件合二為一。謝辰生全程參與其中，始終堅持保護為主的基本原則，爭取了中央領導的支持。這就是後來《國務院關於進一步加強文物工作的通知》中強調的“加強文物保護，是文物工作的基礎，是發揮文物作用的前提”。
1990年前後，文物局內部再次出現不同聲音。就連一向溫文爾雅的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都按捺不住了，以國家文物委員會委員的身份提筆寫了一封長信，直指問題“說來簡單，還是出在怎樣對待文物局主管業務是保還是賣的問題”，“發展下去，車要出軌，現在到了需要大喝一聲‘站住’的時候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爭議再次引起中央領導的重視，謝辰生至今仍清楚的記得，中央領導同志找他談了一個多鐘頭，“我把情況一說，他馬上支持了我們的原則”。1992年西安召開全國文物工作會議，會議強調了“保護為主，搶救第一”的基本原則。後來修訂《文物保護法》才形成了“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強管理”的十六字方針。
謝辰生反覆強調，保護並不意味著不能利用，關鍵在於是否合理。利用要服從保護，要以“加強管理”來保證最根本的“保護為主、搶救第一”。這才是完整的十六字方針，不能斷章取義。這也是今天再次啟動文物法修訂的指導原則。
“文物保護管理和科學研究，二者互為目的，互為手段，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
謝辰生骨子裡的堅韌與銳意，就如同陳釀的老酒，越久彌堅。
將“文物”從實踐上升到理論，實現法理建設與學理建設相統一，構建中國特色文物學科，是由謝辰生倡導並踐行的。他是首版《中國大百科全書》文物卷編委會主任，在該卷前言中，他第一次明確提出了“文物”的定義，並加以全面系統論述，獲得主編胡喬木及全書編委會的一致肯定。啟功先生閱後稱讚：“一篇上下幾千年、縱橫幾萬裡的總結，看了增加無數知識。”
文章的結尾，謝辰生這樣寫道——
“文物保護管理和科學研究，在一定意義上，二者是互為目的，互為手段，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要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結合文物自身特點，使文物保護管理和科學研究逐步形成自己系統的基礎理論和研究方法，發展和完善以文物為研究對象的文物學。這是社會和科學發展的客觀要求，也是文物保護和科學研究自身發展的必然趨勢。”
謝辰生這樣說，也是這樣做的。1977年，他代表國家文物事業管理局起草了《成立“古文獻研究室”的請示》，在中央領導的批示支持下，成立以唐長孺為主任的高規格團隊，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研究成果。後來，他又建議從高校調來俞偉超、張忠培這樣的名家擔任國家歷史博物館長和故宮博物院院長，帶動文博整體隊伍專業素質的提升。
在文博教育方面更加體現了謝辰生的縝密，既要加強高校的專業教育，更要重視在基礎教育中做好普及。1989年，在他的建議下，國家文物局與復旦大學聯合成立文博學院；2015年，由他題詞支持的“文化遺產課堂”在天津百年名校丁字沽小學開課，如今已發展成京津冀三地聯盟，成立了課程研究中心，探索在普教階段將文物與非物質文化遺產課程化、課堂化。
“文物的價值是通過科學研究來認識的，發揮文物作用的一個重要方面是通過教育手段。”在謝辰生看來，這也正是“讓文物活起來”的基礎，“我們對文物價值的研究還很不夠。咱們老祖宗在歷史長河中積累了許多了不起的經驗，文物是這些經驗的載體，是歷史的見證，具有‘百聞不如一見’的真實性，最有說服力、最有感染力。”
離休後，耄耋之年的謝辰生更加忙碌了，北京、天津、南京等歷史文化名城的整體保護、文物保護與旅遊開發、古城拆改建等問題，時時刻刻牽動著他的心。
老爺子是真性情之人，面對文物破壞，依舊會拍案而起，但他的每句話都會有的放矢，每封信都會有很具體的建議。正因為這一封封凝聚著老人心血的蠅頭小楷，得到了相關領導的高度重視，《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名村保護條例》《國務院關於加強文化遺產保護的通知》《國務院關於進一步做好旅遊等開發建設活動中文物保護工作的意見》也由此先後出臺。
作者：穆森，中國文物保護基金會工業遺產價值研究基金管委會副主任、天津城市規劃學會建築遺產保護專委會副主任委員，曾獲中國文化遺產保護年度傑出人物稱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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