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經濟學原理告訴我們,任正非在華為實施高強度績效考核有多難

想象一下,過年了,你去丈母孃家拜年,丈母孃做了一頓無比豐盛的晚餐招待你。吃完飯你一抹嘴,啪的掏出一沓錢來說:“媽,您費心了,我應該付您多少錢?"後果會怎麼樣?

估計明年你想再進丈母孃家的門會很困難。

想象另一個場景:你去逛商場,看上了一件高檔西裝,穿上也挺合身,你準備拿了就走,店員攔住你要錢,你說:“要啥錢啊,算你幫忙了,回頭找機會我也會幫你。”後果會怎樣?

估計你想走出這個商場的門會很困難。

這兩個事件暗含了什麼樣的經濟學原則?

這個經濟學原理告訴我們,任正非在華為實施高強度績效考核有多難

兩個不同的世界:社會規範和市場規範

丹·艾瑞里所著的《怪誕行為學》告訴我們:我們生活在兩個“不同”的世界裡,其中一個世界由社會規範主導,另一個則由市場規範來制定法則。

社會規範指的是社會文化、風俗、習慣,包藏在社會本性和共同需要裡。它一般是友好的、界限不明的,不要求直接的、對等的、即時的回報。

比如你的同事臨時有事,需要你幫著盯一下他的電話;或者你的鄰居孩子的自行車胎紮了,正好你會點修自行車的手藝,順手就給補上了等等。這些行為屬於一種社會交換行為。

市場規範與此截然不同。在這裡,不存在親情、友情及其他社會屬性的感情,只存在赤裸裸的對等的利益交換,界限十分清楚。

這裡的交換是黑白分明的,也是可衡量的:價格、工資、利息、成本和利潤等等。這種關係未必是邪惡與卑俗的,但是它們的確意味著利益比較和及時償付。

這個經濟學原理告訴我們,任正非在華為實施高強度績效考核有多難

所以在我們的行為決策時,通常需要考慮你是處於哪個世界,不能混淆,否則後果會很嚴重。那個給丈母孃掏錢的行為和在商場購物不付錢的行為就是範例。

社會規範和市場規範的交換法則

艾瑞里講了一個幼兒園家長遲到的實驗案例。

有家幼兒園,放學的時候總有一些家長遲到,導致幼兒園的老師必須延長工作時間。為了減少這種行為,學校做出了一個遲到罰款的決定,罰款額度不高,目的是想作為一個提醒。

這個決策的結果是,遲到的家長更多了。學校沒辦法,只好停止了罰款的決定,但糟糕的是,家長遲到人數並沒有由此降低,反而有所上升。

做實驗的經濟學家們給出了這樣的解釋:

當沒有罰款決定前,家長遲到與否只受到社會規範的約束,在這種約束下,遲到的家長會為給別人帶來的不便感到內疚。這種內疚感會讓他盡最大努力來減少遲到次數。

而學校做出罰款決定後,使遲到這件事情轉向了市場規範,家長開始用市場規範的思路去思考這個問題,那他只需在不遲到和交罰款之間進行權衡就可以了。

當學校又做出取消罰款的決定,社會規範回來了嗎?實驗證明,取消罰款後,家長們的遲到率反而有所上升,這說明,社會規範廢除後就難以恢復。

這個經濟學原理告訴我們,任正非在華為實施高強度績效考核有多難

艾瑞里總結道:

“一旦社會規範與市場規範發生碰撞,社會規範就會退出。換言之,社會規範很難重建。一旦這朵盛開的玫瑰從枝頭落下--一旦社會規範被市場規範打敗--它就很難再發揮任何效力。”

在這裡插個播:渣叔吳秀波與陳小姐原來遵從的是社會規範行為,但自從走向市場規範後,兩人就都沒有轉圜的餘地了。也算是艾瑞里理論的經典案例之一吧。

兩個不同世界的法則對企業管理的啟示

社會規範是模糊的,不容易把控的,相比起來,對等交易的市場規範就簡單的多。但是社會規範有其不可替代的巨大的威力。

比如,沒有人會因為錢去冒失去生命的危險,但是榮譽和責任就可以。想想消防員、武警戰士、隱姓埋名的核彈專家、宇航員這些職業,如果僅僅是因為金錢,沒有全社會的尊重和賦予他們的責任感,是沒有人會願意承擔這樣的任務的。

美國人常年受自由資本主義的薰陶,市場契約精神比我們要強的多,因此相比起來,其市場規範要比我們強大,而社會規範要比我們薄弱。

美國企業的員工,朝九晚五的理念非常明確,他們知道什麼時間是應該付給公司以換取工資的,而且通常是週薪;哪些時間是給自己休閒的。

但是據艾瑞里所言,近些年,美國很多企業也逐步認識到在企業裡建立社會規範的好處,他們採取了更多的有助於強化社會規範的措施,比如改變週薪製為月薪制,以模糊朝九晚五的概念。

這個經濟學原理告訴我們,任正非在華為實施高強度績效考核有多難

在社會規範裡,員工對企業更忠誠,在業餘時間也更願意思考工作上的事情(筆記本、手機等工具的發明也功不可沒),更願意承擔創新性的工作。

但是,艾瑞里強調:魚和熊掌難以兼得。企業不能讓員工按照社會規範為企業拼死拼活,而企業回報員工時卻按照市場規範錙銖必較。員工加班加點的付出,是希望自己的家庭困難時,企業能伸出援手,或者當因為市場整體不景氣的原因導致業績難以達成時,還能保住工作。

績效考核強化企業的“市場規範”,是一把雙刃劍

績效考核的優勢非常明顯:激勵明確、分配合理、制度化標準化管理,完全體現了“科學管理”的精神。

但管理不僅僅是科學,更是藝術,是掌控人心的藝術。其科學性方面,反映的是管理的“市場規範”層面,其藝術性,則反映的是“社會規範”層面。

績效考核講求定量化、權責對等、付出和收入匹配,遵循了標準的“市場規範”法則。過度的績效考核必然會逼走企業裡面的些許“社會規範”的氛圍。

我曾經服務的一個小機械公司,走過了半個多世紀(我沒有吹牛,其前身是50年代的鐵木業合作社)的征程。其一代創始人在管理上就是土法煉鋼,初衷就是帶著一幫老兄弟們乾點事。公司沒有多紅火,但勝在穩健。

到二代接班時,不願意再繼續“老兄弟們”那一套,從一個合資公司請來了職業經理人,大刀闊斧地進行了現代管理體系的變革:績效考核、計件工資等一哄而上。

當我到公司任人力資源負責人的時候,面對的是一幫天天琢磨著怎麼從公司捎點東西回家的員工,連走廊燈泡、水龍頭都不放過。

這個經濟學原理告訴我們,任正非在華為實施高強度績效考核有多難

曾仕強先生的中國式管理理論,其實就是一直在強調我國獨有的、強勢的“社會規範”法則。因為我們的文化基因裡就帶著濃厚的社會性,死要面子活受罪,輕易不願意把利益講在當面的。

而這有可能成為中國企業管理的優勢。

當然,像艾瑞里所擔心的那種情況,企業要求員工無怨無悔地付出(遵守社會性規範),回報員工的卻是錙銖必較地敷衍(只願意遵守市場規範),這在中國真的是太多了。

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還不如親兄弟明算賬,績效考核反而是一個可取的工具了,華為就是一個最偉大的成功例子。


分享到: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