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平（謝子龍/圖）
（本文首發於2019年2月14日《南方週末》）
李昌平有滿肚子真話要對人講。但“有誰能聽得進我說的話呢？真是‘欲將心事付瑤琴，知音少，絃斷有誰聽’”。最終他選擇了一個特殊的傾訴對象——時任國務院總理朱鎔基。
李昌平覺得很冤枉：“我知道監利縣不能久留了，重新安排也還是在荊州，今後荊州不穩定，會不會也把責任推到我的頭上呢？”
“我懷著對黨的無限忠誠，對農民的深切同情，含著淚水給您寫信。我要對您說的是：現在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
19年前的春耕時節，深感“農民負擔過重，實在找不到出路”的李昌平連夜寫了一封信，題為《一個鄉黨委書記的心裡話》，他在信的開頭作了這樣的自我介紹：“總理：我叫李昌平，今年37歲，經濟學碩士，在鄉鎮工作已有17年，現任湖北省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
猶豫幾日後，李昌平在2000年3月8日用平郵將信寄出，郵資八分錢，信封上寫著“國務院總理朱鎔基（收）”。至於朱鎔基能否收到，李昌平也沒把握。
誰知，“3月27日總理就派人（調查組）了。”2019年1月20日，離開體制多年的李昌平，坐在他創建的中國鄉村規劃設計院（簡稱“中國鄉建院”）辦公室裡，向南方週末記者回憶當年“捅下的婁子”。
一番“心裡話”引起舉國上下對“三農”問題的聚焦和中央的高度重視，也在監利縣引發一場聲勢浩大的改革。但李昌平自己卻不得不在半年後辭去公職，南下廣東打工。2000年底，《南方週末》第一次組織讀者投票評選年度人物，李昌平高票當選。
一年後，李昌平又北上，開始混跡京城“三農”圈子，做學問、寫文章；後來在導師陸學藝的點撥下跳出學術圈，搞鄉村建設實驗。
“解決農村問題，昌平是幹了件‘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的事。”張木生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曾在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工作，是中國農村改革重要推動者杜潤生的門生。2019年1月21日，他在中國鄉建院一年一度的顧問會上評價：“我最贊成昌平走過的路，下通農戶，上通紅牆，上下都能接受。”
“閉上嘴就不是李昌平”
中國鄉建院顧問會設在北京前門大街附近一座隱蔽的四合院裡，當天應邀而去的都是赫赫有名的“三農”問題研究者和鄉村建設專家，其中不乏白髮蒼蒼的老者。
向顧問們彙報完2018年的工作後，李昌平認真表態：“我打算今年閉上我這張嘴，再不亂放炮了。”
聽到這句話，本來在埋頭敲電腦的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張曉山哈哈大笑：“閉上嘴，那就不是你李昌平了！”
李昌平從來憋不住話。
1982年大學畢業後，李昌平放棄留城工作的機會，自願申請到湖北省監利縣周河公社工作。
“周河公社是我的家鄉，此後我在鄉鎮黨委書記崗位上‘三起三落’，基本無特別值得一提的建樹，但錯誤犯了不少，錯事做了太多。”1999年12月被任命為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時，李昌平已是第四次擔任鄉黨委書記的職務。
到職兩個多月，李昌平目睹農民負擔一年比一年重，村級集體虧空一年比一年多，鄉鎮財政赤字一年比一年大。更糟糕的是，真話無處說。“上級領導來聽農民增收就高興，彙報農民減收就批評人。”
李昌平憋不住，有滿肚子的實話、真話要對人講。但“有誰能聽得進我說的話呢？真是‘欲將心事付瑤琴，知音少，絃斷有誰聽’”。
最終他選擇了一個特殊的傾訴對象——時任國務院總理朱鎔基。
四千餘字的信連夜寫成。信中，李昌平歷數其親眼目睹的農村現狀，並給出瞭解決“三農”問題的建議。最終促使他義無反顧將信發出去的，是監利縣2000年3月初召開的一次農村工作會議。
會上，縣委要棋盤鄉做典型發言，介紹2000年農村經濟發展的藍圖。面對全縣實況轉播的鏡頭，李昌平紅著臉唸完了材料，“通篇的牛皮大話吹過之後，感覺自己就像做賊一樣，做了一件十分缺德的事”。
大會散場後，李昌平在分組討論時再次發言，這次他說了真話，把監利縣農村存在的一系列問題擺了出來，引起大部分鄉黨委書記的共鳴。但主持人轉移了話題：“我縣最近幾年農村形勢是好的，有問題是局部的、個別的。”
縣委書記最後講話，語氣強硬，不時站起來用手敲打桌子：“這次會議的主題是鼓舞全縣人民的士氣，振奮精神，有些同志就是要改變會議的主題，這是不講政治的表現……”
李昌平心想，沒有理由不把寫給總理的信發出去了。
“剩下的只有一條路”
據《朱鎔基講話實錄》記載，2000年3月22日，國家信訪局《群眾反映》第28期摘登了李昌平的信。3月27日，朱鎔基指示農業部派人調查。5月4日，朱鎔基在農業部的暗訪調查報告上作出批示：“……‘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雖非全面情況，但問題在於我們往往把一些好的情況當做全面情況，而又誤信基層幹部的‘報喜’，忽視問題的嚴重性。”
2000年6月，湖北省委書記、省長到監利調研並召開現場辦公會，一場“暴風驟雨般的改革”隨之展開。
當年8月24日出版的《南方週末》以“鄉黨委書記含淚上書，國務院領導動情批覆”為題，在頭版頭條報道了這場改革。
“《南方週末》報道以後，全國各地的讀者來信像雪片一樣飛來，農民的來信最多，大多是反映他們家鄉的農村負擔太重，幹部太兇，領導太貪，有冤無處申，有理無處講……”李昌平在2002年1月出版的《我向總理說實話》一書中寫道，當時的市領導判斷：監利很不穩定，李昌平是監利不穩定的核心，如果李昌平覺得監利不適合他，組織上可以考慮將他調出監利，重新安排工作。
李昌平覺得很冤枉：“我知道監利縣不能久留了，重新安排也還是在荊州，今後荊州不穩定，會不會也把責任推到我的頭上呢？剩下的只有一條路——我該走了。”
2000年9月，李昌平辭職南下，不當幹部了，一開始總有種寄人籬下的感覺，“沒有了優越感”。習慣後，他覺得“打工還真不錯，沒有‘一票否決’的壓力，沒有‘左右逢源’的無奈，沒有‘裝腔作勢’的跋扈”。
進城打工的李昌平一度以為自己要告別農村、農業、農民。但初心難忘，當聽聞老家依然因農民負擔過重連發惡性事件時，李昌平在悲憤中寫下《我向總理說實話》書稿，並在其中反思：“用‘花多果少’來形容這場改革的效果是客觀的……一封信，一段領導批示，一個現場會，一班人，僅一個月、一陣風式的突擊性改革，想一舉取得成功？”
2001年9月，李昌平攜書稿北上，應“三農”問題專家溫鐵軍邀請，在《中國改革》雜誌社當記者。
《我向總理說實話》一開始無法出版，北京“三農”圈子裡的朋友出了個主意：請杜潤生老先生給書作序。那時候杜潤生快九十歲了，拿著放大鏡看完書稿後，就正兒八經寫了一篇序，叫《我們欠農民太多》。
2000年8月24日（南方週末記者 馮飛/圖）
“回”農村
《我向總理說實話》出版後，李昌平下基層採訪時會得到很多優待。他參加了四川步雲鄉長直選換屆的全過程，寫出獨家報道《步雲直選：社會主義國家人民地位高》，他採訪全國第一個依法罷免村官的村莊——哈爾濱集樂村，寫出《有無民主兩重天》，他還寫了《萊州刁民張丕慶》，並將這三篇報道視為記者生涯的代表作。
也因為《我向總理說實話》這本書，李昌平在北京的學界多了很多老師和朋友，甚至被時任中國社會學學會會長陸學藝收為“編外弟子”。到北京兩年後，李昌平寫的跟“三農”有關的文章再次結集成書《我向百姓說實話》。
文章越寫越多，名氣越來越大，但在陸學藝看來，李昌平在北京一直“漂著”，還是準農民工，屬於社會弱勢群體。
2008年春，陸學藝按照慣例請農口的老同志聚會。送走老同志後，他把李昌平叫到辦公室，泡上茶，圍繞李昌平的“後半生”討論了一個多小時。
“陸老師說，北京這個圈子說什麼你都已經知道了，但中國少一個深入基層做實驗的實驗員李昌平，卻是很大的損失。”李昌平說，陸學藝囑咐他：“一火車皮的論文，其作用趕不上小崗村十幾個農民的紅手印。”
就這樣，李昌平迎來了人生的又一個轉折。他總結，是溫鐵軍將他帶進了“三農”學界，讓他知道學者們在想什麼、說什麼，而陸學藝又將他“送回去”，勸他發揮基層幹部出身、能和農民打成一片、又能把專家學者“設想”落地生根的優勢，去廣闊的農村紮紮實實地做實驗。
2009年，李昌平選擇了河南郝堂村開展“內置金融”實驗。
內置金融就是在土地集體所有制下，配套建立農民主導的村社合作金融，利息歸村社成員。李昌平認為，村社有了內置金融後，農民的承包地、村社集體成員權甚至宅基地和房屋等都可以用來抵押貸款，農民手上就有活錢，村莊就可能有發展。
曾在郝堂村當黨支部書記的禹明善這麼向村民介紹他：“李老師來了，知道李老師是誰嗎？就是當年給總理寫信的人。”
但李昌平並不認為曾經的光環是他能在農村做成事的原因：“不會說因為是李昌平（別人就買賬）。我們鄉建院有自己創新的一套方法，在鄉村振興這個市場上還是比較有競爭力的。”
中國鄉建院是李昌平“回到農村”3年後，於2011年創建的，定位是“一家為鄉村建設提供系統性、創新性解決方案的專業機構”，李昌平擔任院長。
“和做公益不一樣，我們是社會企業。”李昌平說，他創建中國鄉建院時的願景，就是把鄉村建設變成一個職業，持續地為農村做事，持續地培養專注為農村做事的人。
“退一步想，待十年看”
2019年1月21日，北京室外寒風凜冽。中國鄉建院的顧問會上，聽完李昌平的彙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趙樹凱調侃說：“昌平現在是春天來了，意氣風發。”
“現在的鄉村振興，喊得很響，解讀文件的人很熱鬧。但細看規劃，空的多。如何落到實處？”趙樹凱認為核心在基層的突破。
“現在的問題是，要把農民的聲音發出來。你們搞實驗常年駐在村裡，能發揮這個作用。”趙樹凱勉勵李昌平，“只要你們腳在村裡，自然而然能彌合和超越紛爭。你們和農民‘滾’在一起，政府的困惑還要靠你們解答。”
李昌平也有困惑。
和南方週末記者交談時，他也不時念起過往，說上世紀八十年代的農村“四兩能撥千斤”，農民幹什麼成什麼；後來農村的路越走越窄，農民從地裡難掙到錢，發展缺乏主體性，變成“千斤撥不動四兩”。
而各方對於“三農”的討論，似乎也離真實的農村越來越遠。“以前大家還在乎，還討論農村該怎麼走。今天好像沒人在乎了。我寫文章，寫完了對與錯好像沒什麼意義。”
曾經提筆就給總理寫信的年輕人，現在甚至不找人大代表反映問題了，他擔心政策在基層執行過程中走樣。
於是，他告誡自己：少說話，少寫文章，埋頭做鄉建。
然而，直言不諱的文章仍一篇接一篇地發，逆耳忠言仍一句接一句地講。前一天在“朋友圈”裡抨擊農村組織無效，後一天見記者時又批評政策走回頭路……李昌平還是憋不住。
言辭雖激烈，但李昌平說他的心中沒有敵人。如趙樹凱所言，李昌平只是在“把農村的聲音放大”。
趙樹凱對李昌平說，如今農民的聲音雖然變小了，但依然需要被聽見：“希望還是在基層，我很看好你們。”
李昌平在中國鄉建院的辦公室裡擺了一幅字：“退一步想，待十年看”。這是李昌平的岳母託人寫的，岳母瞭解李昌平的性子，鞭策他做事不要太著急。李昌平說這句話對他影響很大，“不著急、慢慢幹，著急也沒用。以前覺得自己可以幹很多事，但到了這個年紀，知道自己能幹的事很少。”
但李昌平仍感到有希望，希望在年輕人。每當看到願意投身“三農”的“小朋友”，李昌平就滿心歡喜。
李昌平不知道自己年輕時有沒有做好基層幹部，但他現在知道，怎麼做好中國鄉建院的“CEO”——把發展農村的機會放手交給年輕人。“（有人）擔心自己沒能力。我說，年輕人要大膽幹，怕什麼，我給你當助手！”
（岳家琛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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